编者的话：语文建设与翻译
什么是“语文建设”？语文建设, 大致上来说, 是研究中国语文怎样才能更适应现代社会及其高速发展的时代需要, 及其实践。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 到1950年代的简化字、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推广, 都是属于这个範畴。以上主要是语文发展的内部需求。至于怎样与外界接轨, 则是广义的翻译问题。
本刊自创刊以来, 许多刊出的文章, 或多或少, 直接或间接, 都与翻译有关, 有些并引起广泛的讨论。例如1992年8月本刊第37期,
孔宪中
先生提出了“汉语词汇的贫乏和不稳定”, 姚德怀作出回应：“论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贫乏, 杂乱和欠缺”……, 等等, 无一不是指出中文完全靠意译所带来的缺陷／遗憾。
近年来, 内地翻译界讨论这类问题的也多起来了。最近看到几篇文章都仍然与此有关。
1. 南京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丁夏林
先生的文章 谈到词语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所谓“归化”, 大致上便是“意译”, 所谓“异化”, 大致上便是“音译”、“直译”或夹用外语。他说：
“红卫兵”和“世界大同”这两个中文特色词在英语裡也无法找到对等或对应词, 均属于词汇空缺 (lexical vacancy), 因此, 往往只能用音译 (Hong-weibing, Datong) 加注释的“异化”方法来传达其字面语义和文化内涵。这些看似简单的译文其实富有创意, 属于“零翻译”範畴。它们丰富了英文语料库, 看似硬译, 实为妙译, 因此不能定性为次品或者败笔。
2. 又如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彭仁忠先生的文章“论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 在结束语说：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扩大与深入, 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兼容, 语言在文化融合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过去在翻译界一直得不到公正评价的异化翻译策略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同时异化语言的社会可接受性有所提高。从历时角度看, 适度的语言异化会成为未来翻译发展的总趋势。
3. 再如 广州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李占喜 的“文化意象翻译中亏损现象补偿的关联论视角” 一文这么说：
译者应尽可能地采用直接翻译策略, 没有过分的必要一味地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 因为,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 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越来越频繁, 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会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缩小。我们应该视译文读者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异域文化”的接受者, 相信他们的阅读视野会不断扩大, 对于文化意象的理解过程不会像译者想象的那么漫长。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喜欢意译的”。但从以上作者的文章可以看到, 这样的想法在中国翻译界裡似有改变的迹象。
本期的文章多数与翻译有关。其中
王永成
先生的文章是回应
冯志伟
先生第89期“一个关于机器翻译的史料错误”一文。
王永成
先生说“其实, 机器翻译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真正的困难, 难就难在人类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表述上”。这基本上是对的, 读者不妨以此角度来读本期
郑雅丽
女士的文章。
王
先生又说“翻译问题, 实质上只不过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示问题。”这基本上也是对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二十年前便提出以“外来概念词”作为研究的重点, 随後又创刊《词库建设通讯》(1993-2000) 作为研究 和 交流的平台。《词库建设通讯》後来虽然停刊,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觉察到, 现在的《语文建设通讯》其实就是旧《语文建设通讯》和《词库建设通讯》的合刊。
本刊也重视“世界通用词”问题。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所谓“中 英(外)夹杂”问题。“英 夹 外”(外包括希腊、拉丁、法、德、中、日等等) 已是当然的事, 然而“中 夹 英(外)”许多人认为不可, 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即使在自诩为国际城市的香港, 学校里的中文教材、中文作文也不允许中 英(外)夹杂。
本期
左少兴
先生的文章引用
鲁迅
先生的话“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鲁迅当时指的是从外文翻译的文学作品进行中外文对照阅读。但是在现在, 在实际生活中, 有时的确要中外对照来阅读, 才能读取原意, 例如林林总总各类商品的说明书的翻译, 多不可靠; 中药成药的英译, 更不可靠, 并且多闹笑话, 甚至中药成药的原文说明已经不可靠, 但这已是另一层次的问题了。
至于国际关系, 现在的各国的外交声明, 有时在关键处不得不双语并用, 认真的读者也要双语并读。例如英语的“sorry”和“apology”, 日语的“反省 hansei”, 究竟是何含义, 其实是各有各说。
这些都可视为对上述诸位作者的论点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