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吹毛求疵的《歐文觀止》
譚家健
《歐文觀止》，台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作者錢濟鄂，專業為美術。《歐文觀止》並非選本，而是取《古文觀止》所選歐陽修散文十三篇，逐一進行批評。十三篇的大標題和每篇中的小標題，都是否定性的斥責之辭。另有第十四篇《永叔詞叵耐失措》，專批歐詞。
錢氏對歐陽修全面否定，可以大致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 對歐氏之歷史地位，為人處世，生平行事，詆毀、謾罵。
該書封四說：“歐之能顯赫一世，乃恃其許五代異族為正統，貶斥華裔十國，黜逐雅言（指駢文）才士，建立鄙俚文體（指散文）。以有是見解，故歐之詩文膚淺，實不堪一擊。”
第187頁說歐：“不厭貪杯，樂狎甥女。不敏於事，好作盤遊，不務正業……。不學無術，濫取考生……數典忘祖……不思在下位不援上，為曲全英宗，巧言令色，主濮王議等等。聽其言而觀其行，其身已不正矣。”214頁說：“如歐之行事，誠荒謬絕倫，確罪大惡極”。159頁說：“亡宋者，自此人始也。亡文者，亦自此人始也。”
對於上述“罪狀”，勿需一一反駁，僅擇要說明如次：
所謂“狎甥”案，當時就查清了。歐陽修有妹，嫁張某。張某早逝，歐妹携其前妻所生女寄居歐陽家。張女出嫁後，與僕人有奸，被告發。保守派為中傷歐陽修，在審案時故意株連。後經查明，“卒無秋毫”。只查出歐家曾用張女奩中物買田，田契上是歐陽修的名義，因此貶滁州。錢氏並沒有發現新的材料，僅僅重複早已推翻的不實之辭。
所謂“濮王議，”實際上是一場封建皇室內部名分之爭。仁宗死，無嗣，以其侄繼帝位，是為英宗。英宗欲封生父濮王為“皇考”，部分大臣贊成，部分大臣反對，爭論頗激烈，由於仁宗太后干預而作罷。歐陽修屬於贊成派，只受輕微貶責，後來兩派人皆為英宗所任用。事情不過如此，不能無限上綱。
第31頁說，歐陽修“不欲收復燕雲失土。”這是個政治大帽子。仁宗末年，遼國皇太叔耶律重元，陰謀奪其侄皇位，派密使求宋出兵為應。宋方有的大臣贊成，歐陽修等反對，其事遂寢。不久，耶律重元發動叛亂，迅速被平息。由於宋方不曾參與，兩國關係相安無事。歐陽修堅持不干涉鄰國內政，是正確的，哪裏扯得上“不欲收復失土”呢。
第32頁說：北宋大將狄青因遭歐陽修“擠陷而亡”。這是捕風捉影。狄青出身行伍，因軍功屢拜大將，官至樞密使。後來去職，其原因有關史籍記載清楚。嘉祐元年，仁宗有病，開封大水。狄青為避水，全家移居相國寺，行止殿上。由於狄青素得軍心，於是議論蜂起。歐陽修、劉敞向仁宗建議，為了保全狄青，最好派他外任。仁宗乃罷狄青，以同平章事（宰相銜）出知陳州，以文人韓琦為樞密使。第二年，狄青病卒。狄青之罷，其深層原因在北宋重文輕武猜忌軍人的根本國策。歐劉之議，確為保全，並非排擠。而狄青之死，史籍明言“疽發”。錢氏引申為“憂恐氣結”，“氣斃而終”。並且說：“損大宋軍心士氣者，進讒言惑主者”，“使狄公不得善終”者，就是歐陽修。這樣危言聳聽，與史實相距甚遠。
所謂“不學無術，濫取門生”，本書語焉而不詳。在錢氏的《駢文考》中有專章曰《歐陽修自毀名場》。指的是歐主持科舉考試時，改革不良文風，痛斥“太學體”，提倡古文，通過考試選拔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等大批年輕俊彥，造成古文復興運動。本來是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錢氏偏愛駢文，否認唐宋古文運動，所以否定歐陽修的文學改革舉措。
所謂“數典忘祖”，是指歐陽修的《歐氏譜圖序》稱：“江南陷於僭偽，歐陽氏遂不顯”。錢氏說歐：“忘恩負義，六親不認，一派胡言。”“歐祖既非不顯，還利用僭偽大顯特顯，紅遍一時”。（116頁）而證據呢，就是《歐氏譜圖序》中有“吉州、廬陵縣、儒林鄉、歐桂里、具慶坊”一行字。錢氏接着說：“既受南唐重用，歐不但不感恩圖報，飲水思源，居然還斥以僭偽……此真漢奸之心也，信比寇盜尤不如……真不知人間有羞耻之事。”歷來治五代史者，咸以五代為正統，十國為僭偽，已成為通例。錢氏統稱五代為異族，不確。後梁、後周皆為漢族。錢氏以吳越王錢俶為本族祖先，所以他對視江南諸國為僭偽者，恨得咬牙切齒，破口大罵。
第二. 對歐陽修的文章信口雌黃，無端指責。
試看以下數篇評論：
第一篇《瀧岡阡表騙死人不負責》
錢氏說：“是篇阡表，信口開河，積非為是，說盡不負責之自家門面話”(28頁)。錢氏在沒有任何材料的情況下憑空推論：“其父乃一默默無聞者，足迹並未出境，故殁而葬於沙溪。中第云云，服官云云，悉是撰者之妄評。……云其清廉如何，未必。云近貪官，則有此歸葬往返兩次之銀可證。”(16頁) 歐陽修立表歸葬其父時，已經六十多歲，為官多年，曾任參知政事 (副首相)，所需“歸葬之銀”，難道還要從六十年前他父親“貪污”款中支出？憑這樣的證據給古人定罪，講得過去嗎？
第二篇《朋黨論錯謬間出》
錢氏說：“歐之一生，以黨起家，又以黨致仕，黨爭有力，鬥文無才。”“其所言之君子，孜孜終日，左右朝廷，污穢邦國，能不同於小人，悉忙於利祿財貨之爭乎？陋哉！此君子也”。（83頁）又說：“《論語》云：‘群而不黨’，‘吾
聞
君子不黨’。自許為儒生，宜進奏《不黨論》，乃合；何以不知？卻上《朋黨論》，以是為倡，欲明目張膽，公行天下。”“北宋自歐起，朋黨盛行，……未幾遂偕北宋共亡”。（84頁）錢氏指歐氏所言君子乃同於小人。這樣就把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一大批改革派都罵倒了。
第四篇《縱囚論含血噴人》
歐氏批評“唐太宗之縱囚，所以求名也。”錢氏認為：“以歐小人之心，度太
宗
君子之腹”。他用大量篇幅贊揚唐太宗玄武門之變。然後說：“生為國人，以有是
明
君，而足為之傲，歌頌之猶恨為晚；獨歐卻以為可耻；不屑一論”。（129頁）“乃藐視大
唐聖
君，公然毀謗之，逆竪歐！歐既無禮於聖王、賢君，吾人能禮之敬之乎？必否也。”(128頁) 錢氏不是討論縱囚之舉如何評價問題，而是主張，像唐太宗這樣的聖君，只能歌頌，不能批評。看來錢氏的歷史觀相當落伍。
第五篇《醉翁亭記豈有此理》
錢氏說：“傾郡出遊，酣飲終日，豈不懼妨礙生業，影響政府稅收？”“其屢為盛宴，財自何來？有否官商勾結？有否貪黷行止？”(153頁)“民國以來之主教者，又將此文列為課本，公然提倡頹廢精神，享樂說辭，致貪官污吏，日盛一日。”(157頁) 以猜想代證據，以現代要求古代，這不是對歷史應有的態度。
第七篇《梅聖俞詩集序荒唐之至》
歐陽修在此文中提出“文章窮而後工”的著名論斷。錢氏極力攻擊這個“窮”字。他說，“吾人皆知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然愈窮則三餐不繼，無物果腹，身體衰弱，精神恍忽，試問詩何由作？靈感何由生？”(206頁) 又說梅聖俞未必窮。“何歐常赴其家，能飲市上難見之名酒？……梅家既能以佳釀款客，是女又為副執政之妻。（梅）詩一篇得錢數千……此果為歐氏所謂之窮乎？”(210頁) 錢氏把“窮”字僅僅理解為物質生活上的貧窮，而不知歐氏所指乃政治處境上的窮困。此二者之區別，《莊子?山木》篇已經講得很清楚。
第十一篇《五代史伶官傳序天下一大抄》
錢氏認為，歐氏此文抄自王禹偁。王文已佚，他舉引《五代史闕文》為證。我比較二文之後，發現前者詳而後者略，事雖同而文字不同。完全相同者，四五句而已，僅佔十分之一二。歐文更精煉，文字更流暢。應屬改寫，而非抄襲。如果這種情況也是“一大抄”，那麼司馬遷、班固、司馬光豈不都是大抄家了。錢氏處處以史學家自居，卻如此不明史例。
第十三篇《秋聲賦胡為乎來哉》
錢氏批評歐氏不通文體，說此賦不像賦。“吾人皆知是賦必有‘兮’字，然本賦卻無一字。是賦必有押韻，或不押韻。然本賦則是有韻間又無韻。有一句一韻者，有隔句一韻者，有長達十六句、十句一韻者。……忽作散文體者，則有三十二句。……焉能謂之為賦？”(286頁) 看來錢氏對賦體文學知之甚少。無“兮”字之賦，從先秦兩漢到唐宋，大量存在。荀子的《賦篇》，漢之大賦，庾信的《春賦》……無“兮”字之賦多矣。賦可自由押韻，自古而然。賦中加入大段散句，正是歐陽修的創造。自歐陽修、蘇軾以後，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散體賦或曰文賦，《秋聲賦》即其代表作之一。
第三. 對歐陽修文章中的詞句不明就理，無理取閙。
錢氏對歐陽氏文章百般挑剔，連篇累牘地指責說，這個字錯了，那個字多餘，這句話不通，那句話荒謬，極盡嘲諷之能事。真是“王揚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這裏只舉一些突出的例子：
第151頁說，《醉翁亭記》“口口聲聲歐自稱太守”，而宋“已廢太守之稱”，簡稱“知州事”。歐陽修“既自己之官銜亦不知，難怪勸農卻勸酒勸遊。”按：舊時官場習用古代官職作為別稱，唐宋元明清皆然。蘇軾《喜雨亭記》、《密州出獵》即自稱“太守”。明清時期，稱知府為太守，同知為司馬，通判為別駕，道員為觀察，巡撫為中丞……早已司空見慣。錢氏為何如此少見多怪。
《釋秘演詩集序》稱僧人為“浮屠”。錢氏說，“乃大謬特錯，”“浮屠即塔也”。(185頁) 按：浮屠為梵語音譯，可指塔，也可指佛陀、僧人、佛寺。《水經注》中經常混用。查《辭源》即可知。
錢氏指責歐文所說“佛居西方”，“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是“大誤”。他認為“佛在中國西南位，非居西方”。還說佛法入中國在公元65年，迄歐之出世1007年，“僅942年，安有千餘歲？”(188頁)，中國的僧人和習佛者，一直說佛在西方，沒有人說佛在西南位。我們不能用今天地圖學的標準來要求古人。至於佛法之入中國，當代研究中國佛教史者，咸以為在西漢末年。《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以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經”。是為國人接觸佛經的最早紀錄。公元67年，乃白馬駝經到洛陽之時，並非佛教來華之始。說“千餘歲”沒有錯。
《梅聖俞詩集序》中有“不果薦也”。錢氏說“果者，來也。孟子云：‘不果來也’”“歐文下有一薦字，果遂成為木實也。”“易滋誤會，去之乃佳。”(209頁)，按：此“不果”乃情態副詞。《詞詮》：“凡事與預期相和者為果，不合為不果。”“不果薦”，即未能如預期而推薦。“果”字刪不得。《孟子?梁惠王下》：“君是以不果來也”，意即齊王因此未能如預期而來訪。錢氏所說：“果者，來也”，不知何據？如以《孟子》為據，意思完全錯了。
《祭石曼卿文》有：“謹遣尚書都省令李某，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於亡友曼卿之墓下。”錢氏云：“太清，吾人皆知，乃天也。”“視文義或是地名，然中國之縣素無此。”(224頁)，錢氏嘲笑說，豈有派人遙至清天之理？按：太清是石曼卿故鄉宋城之鄉名，即今河南省永城縣太清鄉，石氏即葬於此。“太清”乃地名，坊間各種《古文觀止》皆有注釋。錢氏不知其然，就妄下結論。
《相州晝錦堂記》有：“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位。”錢氏舉《宋史?韓琦傳》：“弱冠，舉進士”，認為“足見已非少時”。(265頁)，按：古書之“少年”相當今之“青年”，而非今之“少年兒童”。《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辭源》：“後沿稱少年為弱冠”。可見歐陽修並未用錯。
錢書常出現常識性錯誤。第251頁，他批評歐氏不知“遺恨”，“乃後人感慨前人之言也，焉能作為己稱？”按：遺恨，即遺憾。《後漢書?王常傳》：“今得見朝廷，死無遺恨。”正是己稱，查《辭源》便知。錢書66頁，批評《宋史?蔡襄傳》：“范仲淹以言事，去國。”說：“分明知饒州，卻謂去國，是去韃靼國？”他不知“國”可指京城、國都。如《左傳》隱公元年：“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去”即離開。如“孟子去齊”，即孟子離開齊國，而不是到齊國去。第229頁，他批評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說韓氏“不取《史記》之‘土著’，”“呼為泥土製之土人，豈非大謬。”錢氏説：“土人，謂以泥土製之土偶人也。”他不知土人即土著。
對任何古人和古書（包括歐陽修其人其書）都可以批評。但是，批評應該有理有據，實事求是。我們對待歷史，以及對待今天的讀者，應該抱嚴肅認真的態度。倘若隨心所欲，聳人聽聞，只能製造混亂，糟蹋歷史，誤導讀者。這種所謂批評，對學術研究是無益而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