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5期 2010 年 3 月

 

《文學論衡》總第15 (200912)

 

 

 

梁人“喜慍不形於色”論

 

郭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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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慍不形於色”本是一句尋常的描述,人有喜怒哀樂,要麼“形於色”,要麼“不形於色”,都是自然不過的事,似乎不值得惜墨如金的史傳文字鄭重地要記下這麼一筆,並無一例外地視它為一種美德。可是,自魏晉以後,人物傳記中漸有類似記述,其後越來越多,至於梁朝到了高峰,然後逐漸消退。這種有趣現象,在在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在參與“人的覺醒”運動的過程中 [1] ,其審美意識以至深層性格的變化軌跡。梁人作為“喜慍不形於色”面相最為積極的追求者,其中原委尤其值得細究。

要討論梁人“喜慍不形於色”的涵義,宜先從魏晉名士阮籍和嵇康談起。《晉書》載云:

() 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2]

 

() 戎自言與 () 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臨去,() 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 [3]

容顏不見喜怒,有兩個可能:一是心存喜怒而加以壓抑,不讓他們浮到臉上;一是內心本無喜怒,也就當然不會形於色了。前者束縛本性,後者聽任自然,一種表現,動機可以極端不同。上引兩筆資料,阮籍的“任性不羈”與“喜怒不形於色”,嵇康的“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性烈”,有喜慍之“情”卻沒有喜慍之“色”,表面上有所牴牾。合理的解釋是,喜怒還是有的,只是藏在心裏不表露出來;把這說法結合魏晉之際那“名士少有全者”的陰森氣氛 [4] ,再跟二人“口不臧否人物”和“性慎言行”連繫起來,就似乎更加意暢理得了。

可是按之時人評價,這說法不能盡如人意。《世說新語》把嵇康“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放在〈德行篇〉內 [5] ,可見它體現了一種時人崇尚的美德,如果把它僅僅說成管束情性、明哲保身的策略,境界未免太低。《晉書?衛玠傳》載:“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6] 這裏的“不見喜慍之容”,顯然源於一種“情恕理遣”的胸襟。用嵇康自己的話來表達,所謂“情恕,就是“心無措乎是非;所謂“理遣,就是“審貴賤而通物情” [7] 。它既可以是精研老莊思想之後的徹底開悟 [8] ,也將表現成一種情理通融的寬和態度,對解決日常生活所引起的情緒波動很有好處,正好用以調和“志氣宏放”和“性烈”這些針對大是大非的情感反應。此外,魏晉士人喜歡品藻人物,注重形象,“不見喜慍”正好是一種雍容的風度 [9] ,標格獨舉,使人仰慕。《世說新語》引《嵇康別傳》云“王濬沖(戎)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嵇康)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 [10] 就是從形象的角度解讀。

再者,“喜慍不形於色”於時人還有另一重考慮,那就是養生。嵇康〈養生論〉說:“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11] 情感躁動會擾亂血氣,最終有害身體,當是常識,不是甚麼高深道理,只是魏晉以來人們特別講求養生,對情感的處理分外在意。史書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這話,放在〈養生論〉之後,也許就有把它看成一種養生手段的意思。

總括而言,所謂“喜慍不形於色,部分源於遠禍,部分源於弘識,部分為了形象部分為了養生。前者是強壓情感,表面平靜,但內心的不平沸騰奔突,時刻等待爆發。後三者卻是理順情感,性致沖和,然後有諸內形諸外。強壓情感和理順情感本質上是矛盾的,史傳提到阮、嵇二人“不見喜慍”,取義大抵在於後者,但審諸二人所處的時代和悲壯的生平,卻又不能排除當中摻進了壓抑情感的可能。充滿矛盾的生命是痛苦的,但創作卻必須不平則鳴,二人文章俱有可觀,當是這矛盾重重的情志使然。由此而言,阮、嵇為“喜慍不形於色”這樣一種面相的人風和文風,賦予了豐富和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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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不同,士大夫不再動輒罹禍,梁人的“喜慍不形於色”,動機簡單得多。與人處,他們崇尚一種“喜慍不形於色”的態度。史載蕭統、蕭綱、蕭秀、蕭勱、任昉、王泰、劉孺、柳惔、徐悱、劉訏、諸葛璩、庾承先、蕭眎素諸人,因能表現這種風格,廣泛受到讚賞。他們之中,有宗室 (蕭統、蕭綱、蕭秀、蕭勱),有學者 (任昉),有世族(王泰、劉孺),有文人 (徐悱)、有處士 (劉訏、諸葛璩、庾承先、蕭眎素),階級身份縱使不同,趨尚並無二致。梁人臉上少見喜怒,其實來自這樣一種寬和安靜的素養鍛鍊,建立時代普遍認同的人格美、形象美。因此,史載梁人“喜慍不形於色”,一定不會像嵇康、阮籍那樣,同時又是“性烈”和“任性不羈,而一定同時具有“寬厚”、“清靜”之類的個性。例如:

 

(蕭統)性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 [12]

(蕭綱)既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慍喜。 [13]

(蕭秀)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 [14]

(蕭勱)喜慍不形於色……性率儉,而器度寬裕。 [15]

(任昉)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 [16]

(王泰)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慍之色。 [17]

(劉孺)既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 [18]

(柳)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 [19]

(徐悱)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慍之容。 [20]

(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 [21]

(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22]

(庾承先)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 [23]

(蕭眎素)性靜退,少嗜欲……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 [24]

可見寬和、仁恕、溫雅、淡然、沉靜等與“喜慍不形於色”,前數者是內在情意,後者是外在容止,一體兩面,表裏一致,讓人稱羨。不過,必須進一步指出,不管真假,梁人的“喜慍不形於色”以至寬和、仁恕、清靜等種種表現,多只是一種待人處事的生活作風,還沒有凝聚和沉澱成為剛勁內斂的道德力量和出世脫俗的哲學境界。這可從另一個側面來說明。

梁朝承平已久,知識分子普遍滿足現狀,缺乏創業的氣魄。梁朝開 國之 君蕭衍算是個雄主,在侯景亂起前,軍事上與北魏互有勝負 [25] ,經略不足,保境有餘,也就是做到了庾信所說的“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其實梁將多次北伐,要竟全功,不是沒有機會的。中大通元年 (527),陳慶之以數千之眾,率軍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自發銍縣至於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26] 。這是自從劉裕於東晉末年進軍關中滅姚秦之後,南朝軍事力量最深入北方的一次。那時候,倘若南 君臣都以一統天下為己任,運籌帷幄,興師配合,不難一戰功成。可是當 君主既無野心 [27] ,臣子也乏志氣 [28] ,陳慶之因失後援,最終兵敗,狼狽逃返,錯過了收復中原的絕好時機。對慣於安穩的南人來說,北伐縱使志氣高尚,但風險大回報低,不值得奮身以赴,全盤押注,保境守業於南渡數百年後已隱隱然成了朝廷內外君民上下的共識。因此,北伐在蕭梁一朝,還是可以談的,也可以付諸實行,但不一定要貫徹始終,戮力奔赴,最好是投資少獲利豐,隨緣順勢,水到渠成,比如收納降將,以虜制虜。《梁書?朱異傳》記蕭衍接納侯景叛魏歸梁:“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異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群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蕭衍在垂老之年仍夜夢恢復中原,於深埋的意識暗角,原來仍有一道殘存的民族血氣在流轉。不過,當夢境沒有具體的行動方案相呼應,它不會昇華成為夢想,而只能仍舊是一個夢幻。結果侯景叛魏復叛梁,蕭衍本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中原夢”最後要餓死台城,五十年緊守的辛勤事業,一朝土崩瓦解。

軍事上,守業是保境;政治上,守業是保權。但與前朝保權手段最大不同之處,是前人殺戮,梁則寬貸。蕭衍代齊,不殺南齊宗室,不殺開國功臣 [29] ,又對貴冑大臣的過錯大體傾向寬縱。蕭琮叛梁入魏,蕭衍不論法族誅,反封其子蕭直為永新侯 [30] 。蕭正德怨蕭衍以蕭統為太子,常懷不軌,後逃奔於魏,又自魏逃歸,蕭衍不嚴加追究,反復其舊爵 [31] 。蕭昌常醉酒殺人,為有司所劾,只詔他入留京師,輕易放過 [32] 。這是宗室子弟犯過輕赦的例子。王亮對天子大不敬,論刑棄市,卻只削去爵位廢為庶人,數年以後復官 [33] 。張率歷居要務,卻疏於職守,蕭衍聞之只是不悅而已 [34] 。劉孝綽不孝被到洽彈劾,蕭衍愛才為隱其惡 [35] 。何敬容私庇妾弟,論刑棄市,詔令免職,其後復官 [36] 。這是大臣犯過輕赦的例子。由此可見,以上種種有法不依的事例,已經超越寬容的範圍,而流於縱寵姑息了。可是,蕭衍欲改革前朝弊政,營造宮廷內外平和的氣氛,不再讓人感到王權的陰森嚴畏,也就可以保持心境寬和,不必憂讒畏譏要裝出“無喜慍之色”以避禍了。

此外,在南朝歷代君主之中,以蕭衍最留心文教學術,為的也是保權。他認為“建 君民,立教為首,因此“宜大啟庠教,博延冑子” [37] ,乃在天監八年 (509) 下了一道改革國學的詔令“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辟館,造次以之。故負帙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38] 這話頗能反映蕭衍的治國理念。首先,把儒術作為治術之本,是因為士子“通經策實”成為留心仁義、戒慎忠厚的儒官,分擔天子守業的任務,無論性分才幹,都最為使人安心。其次,大張選拔人才的羅網,除世族子弟外,連“寒品後門”甚至“牛監羊肆”,也一併提供相對平等的進身之路 [39] ,為階級流動增加動力。萬繩楠指出經過梁武帝四十八年的統治,選舉制度發生極大變化:首先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廢除,其次是學校的發展,科舉的萌芽。 [40] 梁以前當然也有學校制度,不同的是蕭衍在位長久,加上大力獎掖,其成果在幅度、強度和持久度各方面都大大超過前朝。大量出身寒門或世族下層的文人進駐管治崗位的結果,是層層攤薄顯赫世族的政治實力,保護皇室威權,鞏固基業。馬上得天下者不能馬上治天下,蕭衍深知守業得靠文治專才,儒生文士由他建立的制度一手栽培,自然比世族子弟更可信可靠。於是,通過教育和任官,一家一姓貴乎安穩不重開拓的守業意識,暗暗地向寬處向深處散播滲透,最終成為一國百姓的集體意志。無怪乎庾信要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來讚嘆蕭衍的偉大成就,連史家評價蕭衍的時候,也集中稱譽他能“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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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庶務交到儒官手中,同時讓高門大族維持世襲的名位和尊嚴,雅俗各得其所 [42] ,帝業就更加穩固了。趙翼在〈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說:“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為私人,即召王敦之禍。自 後非幼 君即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其至宋、齊、梁、 陳諸 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 [43] 南朝士族實權旁落,外因在於王權膨脹,彼長此消,內因在於缺乏競爭,消磨志氣。

即使如此,士族還是一代一代地綿延下去,生命力比皇家還要頑強。這是因為他們的守業意志比皇族更為濃烈,甚至可以說,堅守家業於不墜,是他們奮鬥的唯一目標。周一良〈論梁武帝及其時代〉說:“梁朝建立後,齊時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瑩、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份,謝氏如謝朏、謝覽,都在新朝作了官……齊梁之際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際高門人士行動的典型。他的行為,說明高門甲族重自己的門戶甚於王朝,首先考慮是如何保衛家門,而不是盡忠王室。” [44] 不盡忠王室不表示就要推翻王室,事實上,世族的保家與王室的保權貌離神合,不僅毫不矛盾,其深層的守業精神,更是完全一致。

袁昂可說是齊梁世族的典範。《梁書?袁昂傳》評論說:“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45] 袁昂祖、父俱為宋將軍,自己歷仕齊御史中丞、建武將軍、吳興太守,當“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 [46] 。梁建,袁昂束身請罪,得到蕭衍的赦免,並在梁朝任官至司空、侍中、尚書令而卒,極盡榮寵。袁昂的經營策略比別人高明之處,是懂得先抗命以增身價,然後屈身出仕,既賺美名,也保實利。由此可見,史臣的所謂“忠節”,背後也許出於平庸的計算,高尚為表,世俗為裏,這些世族子弟的心思,幾乎一語可以道破。袁昂臨終誡子一幕,把這種心思演繹得淋漓盡致:

 

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暗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祗奉。 [47]

 

表面上自道拳拳忠心,實際上打從靈魂深處慶幸“官序不失等倫”、“得全門戶”、“無慚鄉里;表面上奏請朝廷不必追贈諡號,卻又反復強調“聖朝遵古,知吾名品”、“追遠之恩”是“經國恆典”;以退為進,先讓後取,不失身份而又處處顯得老謀深算。

帝業的維持有賴官吏,家業的延續得靠子孫,因此梁人很重視家族教養,像上面袁昂的遺訓,對諸子立身行事就起了一定的身教作用。下面再引幾則梁人告誡子孫的話來說明:

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為其(荀匠)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 [48]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49]

簡文帝誡當陽公大心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50]

(徐)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總籯,不如一經。 [51]

 

假如還是從守業的角度解讀訓勉內容,孫謙要子孫守的是“孝”,王筠要子孫守的是“文”,蕭綱要子孫守的是“學”,徐勉要子孫守的是“才”。表面上,大家都言之諄諄,對家族子弟的教養和事業殷殷寄托,但字裏行間仍總不免顯露出幾分矯飾之情。孫謙稱許荀匠盡孝,是為了使家族“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王筠期望子弟努力文事,是為了使“爵位蟬聯,文才相繼”,顯耀家聲。蕭綱勸學,又說“立身先須謹重”,這些道理放諸四海皆準,並無深意,而且忽然把話題轉到“文章且須放蕩”,更使整段勸誡失去焦點。四人之中,徐勉的話最發人深省。“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陳義甚高;可是既說“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又說“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心念不純,前後矛盾。更何況徐勉在後文大談營宅閒息,即使一再強調不追求豪奢生活,但於子孫“才德”的討論仍覺離題,顯得有點心不在焉。心不在焉,是因為志不在此,是因為家族的“業”只建基於“祿位”和“名譽”,一切高雅的追求只為平庸的目標服務。梁人談起道德和抱負時總多少有點惺惺作態,原來是長久以來守業的擔子太重,無聲無息地,把真實的情感和活潑的個性,早就壓得歪歪斜斜。

守業本身是一種動機,但當它投射到具體的情意和行為上,就決定了個人性格、視野、胸襟、志氣、品味和生活細節的種種選擇。視野與胸襟和志氣往往成正比。假如拿創業者與守業者比較,創業者外望,守業者內窺;創業者遠慮,守業者近憂;創業者慷慨激昂,守業者恭謹收斂。“恭謹”與寬和、仁恕等種種德性類近,而“收斂”到了極點,也就是“喜慍不形於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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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阮籍和嵇康相比,梁人的“喜慍不形於色”,明顯地少了一份人生的沉痛和哲學的領悟,而更多的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形象追求。晉、宋之間,陶淵明也“未嘗有喜慍之色” [52] ,但他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兩句詩 [53] ,隱然透出一股雄渾的勇氣,使他在面對生命的狂風暴雨時,素位而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境界是梁人所不能想像和企及的。陶淵明對人對物有寬和一面,也有堅拒一面;而梁人呢,則更多是寬和,更多是順受:開始時是對人事的順受,然後是對時代的順受,最後是對生命的順受。

順受,那就不營求。對於功名利祿,梁大夫的主流價值,大抵是出則處之,進退安命,雖戚戚於貧賤,卻不汲汲於富貴。這種態度,除了來自傳統理想人格的號召,也與他們的出身有關。南朝以來,寒庶雖然漸掌機要,但據林童照統計,朝中五品以上官吏,世族出身的仍過半數 [54] 。這些世族子弟,一般不必花很大力氣就可以當官,用王騫的說法,是“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55] 。“茍求”是對理想人格的背叛,“不須茍求”就可以把謀官的庸俗意識暫時擱置,安心從事與世家身份相匹配的高尚德業。因此,“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之類的進取話,來到梁大夫嘴裏,往往倒過來說成:“游魏闕而不殊江湖,入朝廷而靡異山林” [56] 。那時候,吟詠“歸園田居”者大有人在,不讓高古的陶淵明專美。甲族起家的張纘和何胤自稱“性愛山泉,頗樂閒曠” [57] 、“性愛山泉,情篤魚鳥” [58] ;一代文宗的沈約慨歎“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 [59] ;就連英明睿智的蕭衍也來湊湊熱鬧,低詠“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 [60] 。這些“少無俗韻,本愛丘山”的瀟灑口吻,在梁人詩文裏大量出現,也許就是從“不須茍求”的心理優勢透露出來的風涼話。但必須注意的是,“不須茍求”的本質還是“有求”而不是“無求”,它的前提建基於名位的“本有”和“易得”;世族父老都知道,保持官職等於保持家業,故此子弟的起家或出身,仍是一件大事。可見他們想望“出仕”是必然的,保持官位也很重要,只是仕途進退不必拼命鑽營,不必過度地心為形役,如能在升沉(以至雅俗、奢吝)之間取得平衡點,那就夠了。這是瀟灑拔俗背後的功利考慮,也是“出則處之,進退安命”的真正意思。因此,雖然梁人常說“止足”,但別以為他們會拒絕高位,也別以為仕途遇上挫折時不會怨憤。沈約“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約”,但仍抱憾未登台司,要請徐勉向蕭衍請“三司之儀” [61] ;劉孝綽高才不用,憤憤不平,“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 [62] ;就是上文提到的王騫,從容說著功名不必茍求,到官位遠不及其弟王暕時,還是“悒悒不樂” [63] 。同是干進,沈、王期望錦上添花,劉氏只求雪中送炭,求之不得,自然怨恨隨之。

如果據此觀察梁大夫的品行,則幾乎人皆如是,鮮有例外;而例外者,又絕不例外地受到輕視和孤立:

 

(范雲)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 [64]

(劉)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 [65]

(劉)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 [66]

 

妄圖突破時代的道德規範,後果是損失官位,損失名譽,甚至淪為笑談 [67] ,懲罰可謂不輕。至於那些乖巧可教的孺子,自然望風歸隊,紛紛響應“恭謹收斂”的號召,把躍動的情感埋藏起來,有意無意之間,以“喜慍不形於色”為尚了。

因此,在梁朝一片追求平和的政治生態中,總的氣氛雖然是“水流不競,雲在意遲”,但還是可以在某些人物的挫敗經驗中找到不平之氣,為梁朝平緩的文風增添一點波瀾。可惜,這種種惆悵、失落和怨悱,畢竟是個別的、偶然的、幅度不大的,而且總嫌有些小家子氣,就跟庾信“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的亡國情思,一樣膚淺 [68] 。梁文學有量無質,於此思過半矣。                                                  

 

 

 



* 郭思豪先生,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香港)

[1] . 李澤厚《美的歷程》第五章論述“魏晉風度”時說“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徵……簡單來說,這就是人的覺醒。”李澤厚《美學三書》(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91

[2]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9,頁1359-1361

[3] . 房玄齡等《晉書,卷49,頁1370-1372

[4] . 房玄齡等《晉書,卷49,頁1360

[5] . 《世說新語?德行》篇:“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香港,中華書局,1973),頁4

[6] . 房玄齡等《晉書,卷36,頁1068

[7] . 二語俱出自嵇康〈釋私論,通篇反復申論如何秉持對老莊“氣靜神虛”的心靈追求,就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撰;魯迅輯校《嵇康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卷六,頁1

[8] . 本傳載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老莊,嵇康則“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莊老(分別見房玄齡等《晉書》,卷49,頁1359及頁1369)

[9] . 宋顏延之對“喜慍”有過相關論斷“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則為美矣。”(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73,頁1900)。這裏的“止於弘識”與衛玠的“情恕理遣”相呼應;而“既重且威”和“恬漠為體,寬愉為器,則能散發一種雍容的美態。

[10] .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頁4

[11] . 嵇康撰;魯迅輯校《嵇康集》,卷六,頁3

[12] .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8,頁167

[13] . 姚思廉《梁書,卷4,頁109

[14] . 姚思廉《梁書,卷22,頁345

[15] .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51,頁1262-1263

[16] . 李延壽《南史,卷59,頁1454

[17] . 姚思廉《梁書,卷21,頁323

[18] . 姚思廉《梁書,卷41,頁591

[19] . 李延壽《南史,卷398,頁987

[20] . 姚思廉《梁書,卷25,頁386

[21] . 李延壽《南史,卷49,頁1228

[22] . 姚思廉《梁書,卷51,頁744

[23] . 姚思廉《梁書,卷51,頁753

[24] . 姚思廉《梁書,卷52,頁763

[25] . 南梁與北魏的主要衝突,除中大通元年 (公元529) 蕭衍遣陳慶之送元顥返洛陽過程中的大小戰役外,還有:天監五年 (公元506) 遣蕭宏北伐,與魏軍相持於淮水,大敗而回。天監六年 (公元507),梁將韋叡、曹景宗等與魏交戰,大勝“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姚思廉《梁書,卷12,頁224)。天監15(公元516),築堰欲灌魏城壽陽,淮水暴漲,沖破堰堤,把淮水附近十餘萬戶淹沒。普通七年 (公元526),遣梁將夏侯亶攻魏,進佔壽陽,“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姚思廉《梁書,卷28,頁419)

[26] . 姚思廉《梁書,卷32,頁462

[27] . 《梁書?陳慶之傳》:(元顥) 慮慶之密啟,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硃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眾軍皆停界首。”(姚思廉:《梁書,卷32,頁462-463) 蕭衍倘有強烈的滅魏意志,一定命令軍隊挺進,不會為元顥所惑。可見“下詔眾軍停界首,正是他缺乏北伐野心的內因使然。

[28] . 《梁書?王規傳》:“普通初 (應作中大通初),陳慶之北伐,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羯寇游魂,為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威勢不接,饋運難繼,將是役也,為禍階矣。(姚思廉:《梁書,卷41,頁582) 世因此言,稱讚王規識達事機,正好側面反映朝臣對北伐並不熱衷。一些人被勝利沖昏頭腦,不部署不策劃,一些人冷眼旁觀早悉敗象,不勸諫不爭取,朝廷之內,上上下下缺乏收復河山的志氣,宜乎南朝終為北人所併。

[29] . 關於南朝開國功臣的命運,宋劉裕稱帝後誅殺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齊蕭賾即位後殺垣崇祖、張敬兒等;至於梁朝大將如鄧元起、曹景宗、呂僧珍、柳慶遠、夏侯詳等入梁後仍獲重用,榮祿終身,文臣范雲、沈約等都位居宰輔,梁世功臣的命運與前朝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30] . 姚思廉《梁書,卷55,頁824

[31] . 姚思廉《梁書,卷55828

[32] . 姚思廉《梁書,卷24,頁370

[33] . 姚思廉《梁書,卷16,頁268-270

[34] . 姚思廉《梁書,卷33,頁478

[35] . 姚思廉《梁書,卷33,頁480-481

[36] . 姚思廉《梁書,卷37,頁532

[37] . 姚思廉《梁書,卷2,頁46

[38] . 姚思廉《梁書,卷2,頁49

[39] . 《隋書?百官志上》說“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 (蕭衍) 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雋才,不限人數。”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6,頁724

[40] .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50-51

[41] . 李延壽《南史,卷7,頁225-226

[42] . 《梁書?何敬容傳》說“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姚思廉《梁書,卷37,頁532) 可見時人觀念以庶務為俗,而以文義自逸為雅。

[43] . 趙翼撰,王樹民校證《二十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8,頁172-173

[44]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44

[45] . 姚思廉《梁書,卷31456-457

[46] . 姚思廉《梁書,卷31,頁453

[47] . 姚思廉《梁書,卷31,頁455-456

[48] . 姚思廉《梁書,卷47,頁650

[49] . 姚思廉《梁書,卷33,頁486-487

[50] . 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11,頁113

[51] . 姚思廉《梁書,卷25,頁383-384

[52] . 房玄齡等《晉書,卷94,頁2462

[53] . 陶淵明〈形影神〉詩。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晉詩卷17,頁989

[54] . 據林童照統計,士族子弟在兩晉和南朝當上五品官吏的百分比,分別是晉64.9%,宋69%,齊59.2%,梁57.2%,陳56.6%。林童照《六朝人才觀念與文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23

[55] . 李延壽《南史,卷22,頁596

[56] . 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徐府君即徐勉。嚴可均輯《全梁文,卷51,頁549

[57] . 張纘〈謝東宮賚園啟。嚴可均輯《全梁文,卷64,頁713

[58] . 何胤〈答皇太子啟。嚴可均輯《全梁文,卷40,頁433

[59] . 沈約〈報劉杳書。嚴可均輯《全梁文,卷28,頁310

[60] . 蕭衍〈淨業賦序。嚴可均輯《全梁文,卷1,頁4

[61] . 姚思廉《梁書,卷13,頁236

[62] . 姚思廉《梁書,卷50,頁702

[63] . 李延壽《南史,卷22,頁597

[64] . 姚思廉《梁書,卷13,頁232

[65] . 姚思廉《梁書,卷33,頁483

[66] . 姚思廉《梁書,卷50,頁702

[67] . 《南史?何遜傳》載“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異,信則異矣。自是疏隔,希復得見。”(李延壽《南史,卷33,頁871) 這裏蕭衍因吳均和何遜性格欠寬和,用他們的名字加以嘲弄。

[68] . 嚴可均輯《全後周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8,頁187要解讀“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的深層意義,得先從無事的“江表”說起“江表”指長江以南地區,原是“大一統天下”南望的一塊富饒寶地。可是到了公元318年司馬睿定都建康建立東晉後,北方為匈奴所佔,皇土重新劃界,“天下”就只好一北一南裂成了“中原”和“江表;而浩蕩南遷的王侯將相,高門世族,無不沾上幾分流放的悲劇色彩。自此知識分子的視野起了重大變化,總的趨向,是從東漢末年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三百年間一步一步退到蕭梁時期的“五十年中,江表無事”,表現出嚴重的空間萎縮;而這外在的空間萎縮,其實與內在的胸襟、野心和魄力的愈趨局促,互為因果,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