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衡》總第15期 (2009年12月)
魯迅兒童文學譯作《錶》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1
李 麗
《錶》是蘇聯作家班苔萊耶夫 (L. Panteleev,1908-1987) 的中篇童話,出版于1928年。該書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彼蒂加的流浪兒在教養院成長爲一個愛好知識、熱心勞動的好孩子,並最終歸還他所偷的一塊金表的故事。魯迅於1935年1月將它譯成中文,由上海生活書店于同年7月初版,爲《譯文叢書》(插畫本) 之一。《錶》是1949年之前中國重印次數最多的兒童文學翻譯作品之一。 本文將嘗試從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等理論視角出發,來分析探討《錶》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
1. 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
1.1 接受理論
接受理論是20世紀較有影響的文學理論之一。它是在20世紀60年代由聯邦德國的沃爾夫岡?伊瑟爾 (Wolfgang Iser) 和漢斯?羅伯特?堯斯 (Hans
Robert Jauss) 等學者所提出。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文學史是文學的接受史,而不是文學的創作史和表現史;文學的存在離不開讀者大衆,讀者通過創作性閱讀賦予作品意義,作品則以特定的內涵牽引、制約著讀者的閱讀,並使其觀點得到印證、補充或修正;任何接受(閱讀與理解)都是一定時空中的活動,文學接受既是共時的,也是歷時的,可分爲垂直接受與水平接受兩種。”
接受理論十分注重讀者的閱讀和接受。一部作品翻譯出版以後,翻譯活動並沒有在此終止。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如同原創的文學作品一樣,讀者的接受是整個翻譯活動鏈條中很重要的一環。或者說,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延長了原作的生命,造就了譯作新的生命。一部譯作的生命力的長短和輝煌與否,讀者在其中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本文將嘗試納入“讀者”的概念來分析《錶》暢銷的原因。
法國學者伊夫?謝弗萊爾 (Yves Chevrel) 認爲接受研究是“一個大有作爲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他在《從影響到接受研究》中,具體地列出了五種接受研究模式:
? 以“一部作品在特定國”的接受爲主題,如“《失樂園》在法國文學中被接受、理解、翻譯的方式及其影響;
? 以“X 作家 (或其代表作品) 在 Y 國 (或某一特定的語言或文化區域)”的程序爲基礎,如“英國和伏爾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法國”等;
? 以“幾個作家或某國的全部作品在另一國”爲特徵,且其研究範圍往往伴有特定期限,如“1919至1939年德國當代文學在法國:接受狀況及其問題”;
? “X 作家在 A,B,C 等國”,研究某一作家作品在不同國家接受産生的差異性;
? 把接受者“縮小”到一個特殊的讀者,也就是“一個作家,一個讀者”模式。
(Chevrel, 1988:
245-258)
本研究是謝弗萊爾的第一種模式,屬于一部作品 (《錶》) 在特定國 (中國) 的接受。
1.2 比較文學影響研究
比較文學這門學科誕生於19世紀末的法國。影響研究 (Influence Study) 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重要研究方法,主要由法國學派 (French School) 所創立和發展。法國學派力倡影響研究,注重資料的挖掘,因而又被稱爲“影響研究學派”。
影響研究,簡言之,“就是研究文學作品對後代創作的歷史影響與對同時代其它作家、國家、民族的創作的影響。影響就是作品在其它作家那兒産生了效果,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特點被他人理解、接受,而且成爲他人創作的營養了。” 影響研究主要包括流傳學 (doxologie)、淵源學 (chronology)、媒介學 (mediology)、文類學 (genology) 等四個方面的內容。
本文將借鑒影響研究中的“流傳學”研究方法來探討魯迅的譯作《錶》所産生的影響。流傳學作爲“探求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種文體、一種別的文學在國外的成就、聲譽、反響的學問”,其“研究的核心是放送者對接受者的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包括總體影響、個別影響、技巧影響、內容影響、形象影響等幾個方面。
2. 《錶》在中國被譯介和接受的情況簡介:譯本出版、戲劇上演、電影改編
《錶》在中國被譯介和接受的情况,大致可以從譯本出版、戲劇上演和電影改編等三個方面來看。
2.1 譯本出版概貌
《錶》1935年7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初版,據現有可以查找到的信息來看,1937年2月已出至第5版。此外,從1942年12月至1949年7月,至少有11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此書。另外,1949年3月範泉還依據魯迅的版本進行縮寫,取名《金錶》。 該書是1949年之前中國重印次數最多的兒童文學作品之一。
2.2 戲劇上演
1947年2月,宋慶齡準備籌建一個兒童劇團,使窮孩子有戲看,選定董林肯根據魯迅翻譯的蘇聯小說《錶》改編成同名兒童劇。 同年4月10日,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 (兒童藝術劇院前身) 成立,並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兒童劇《錶》,宋慶齡親臨觀看。
2.3 電影改編
除了被多家出版社競相出版外,1935年蔡楚生也嘗試改編魯迅所譯的《錶》。這次嘗試最終沒有成功,幾經努力後蔡楚生放棄了改編的念頭。他這樣解釋說:“在中國像《生路》中的‘莫斯泰法’和《錶》中的‘彼蒂加’這種人當然是不知有著多少;但想《生路》中的‘莎爾格雅夫’和‘流浪兒收容所’,《錶》中的‘教養院’,却還沒有産生出來。……我們實在沒有勇氣去違背‘藝術的良心’,在銀幕上替一班流浪兒童們建築一個‘烏托邦’。”但是,在《錶》等蘇聯作品的影響下,他寫出了一部“比較‘適合國情’的故事”《迷途的羔羊》,真實而又生動地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流浪兒童的遭遇,受到了觀衆的好評。”
1949年,佐臨 最終將《錶》拍攝成了電影,所依據的藍本就是魯迅的譯本。有評論指“該片一改以往傳統的表現手法,別具一格。在演員的選用上,使用了非職業演員和沒有名氣的演員,其中還有孤兒院的孤兒,街頭流浪兒,這在當時的中國電影界都可稱得上是首屈一指。該片被法國電影史學家薩杜爾列爲世界電影通史中爲數不多的中國名片之一。” 下面我們就來考察一下電影版和魯迅譯本之間的相似之處和差異。
《錶》電影版的主要內容爲:孤兒小牛爲生活所迫,偷了修表鋪萬老頭的金表。因分贓不均與另外兩個小夥伴打起來,被警察拘留。三人都很講義氣,因此保住了秘密。後小牛被送進兒童教養院。小牛偷過金表的事被訓導主任殷小臣發現,他以此要挾小牛,讓小牛爲他盜賣公物。這件事被同院的另一個孩子小胖發現,想向教養院指導員雷春華控告殷小臣的所作所爲,小牛得知後向殷小臣告密,致使小胖被痛打一頓。後來小牛得知萬老頭因爲丟失了顧客的金表被捕入獄,與小牛最要好的萬老頭的孫女小翠只得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小牛心裏很不安,這時雷春華又對他進行了教導。小牛終于勇敢地揭發了殷小臣盜賣公物的事實,並且承認了自己偷金表的錯誤。
將電影版和魯迅的譯本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它們雖然存在一些相似之處,但電影版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動。先來看看相似之處。電影版所依據的藍本是魯迅的譯本。電影版保留了魯迅譯本的名字,並明確表示是根據魯迅翻譯的《錶》改編而成。此外,二者的基本情節都是以“偷表-改過-還表”爲綫索而展開的。
下面再來看看電影版和魯迅譯本之間的差異。電影版在人物、具體的情節等很多方面都中國化。電影中的人物名字全部中國化,如主角由原來的“彼蒂加”變成了“小牛”,其它中國化的名字還有:小胖、小翠、萬老頭、雷春華、殷小臣等。偷表的過程有所改動。魯迅譯本中的彼蒂加是在拘留所中從一個醉漢庫兌耶爾手中偷的表,且偷表的行爲是他一人所爲。而電影版中的表,是被小牛和小胖等一夥人從修表鋪的萬老頭處偷的。魯迅譯本中的教養院基本上是流浪兒的天堂,電影版中的教養院的教導主任殷小臣是一個指使小孩盜賣公物的反面角色。
因而,從整體上來看,電影版的《錶》中的人物、情節都中國化了,用翻譯學上的術語來看,這是一種歸化 (domestication) 的做法。聯繫到上文提到的蔡楚生放棄將《錶》改編成電影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蔡楚生,還是佐臨,他們對《錶》的接受都是相當中國化的。前者想要找到與中國當時的現狀“似曾相識”的中國元素,後者則用具體的改動給魯迅的譯作《錶》增加了諸多中國的調料。
3. 《錶》暢銷的緣由分析
3.1 讀者:不同讀者期待視野的滿足和超越
魯迅翻譯的《錶》,他所針對的主要讀者並非兒童。這可以從他寫的〈譯者的話〉中看出。“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後記,但因爲不過是對德國孩子們說的話,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是統統知道了的,而這譯本的讀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譯在後面了。” 他在後文談到自己的翻譯動機時,又說到:“在開譯以前,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紹介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麽難字,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 可以看。” 這個“也”字也說明了他自己認爲的潛在讀者應該主要是“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而非兒童。
在中國,流浪兒是當時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但在文學作品中鮮有表現。三十年代,左聯在中國文壇的主導地位,現實主義的兒童文學也隨著佔據了中心地位,取代了五四時期的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正如胡風在《〈表〉與兒童文學》(1935) 一文中所說:“公主王子的童話我們不承認是有益的兒童文學,因爲那不能使兒童瞭解人生的真實;用文學體裁寫科學知識的兒童讀物,雖然是有益的東西,但我們也不能把那當作真正的兒童文學,因爲那沒有藝術的力量。我們所要求的兒童文學必須是反映人生真實的藝術品。” 正是在《錶》的影響與啓發之下,中國作家很快寫出了以工農子弟與流浪兒童苦難生活爲題材的作品,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葉聖陶的《一個練習生》、張天翼的《奇怪的地方》、王魯彥的《小紅燈籠的故事》等。
對于普通讀者而言,他們親眼見到流浪兒是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讀者可以在書中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而當時中國流浪兒的命運和《錶》中的流浪兒彼蒂加的命運之天壤之別,又可以激起讀者的進一步思索。
對兒童讀者來說,他們則可以看到有趣的故事情節、讀到簡單明快的文字。胡風在《〈表〉與兒童文學》(1935) 一文中,闡述了《錶》作爲兒童文學的三大特色:
? 故事底結構非常明瞭而且有趣;
? 文字明快,新鮮,具體;
? 幽默的甚至樂天嬉笑的色彩很濃厚。
這幾點對於廣大的兒童讀者來說,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而電影的改編和兒童劇的上演,又進一步擴大了該書的讀者和觀衆。
綜上所述,不同類型的讀者都可以在這部作品中,找到他們似曾相識之處,又可以發現超越他們生活和經驗的地方。正是這種期待視野的滿足,吸引了不同類型的讀者。
3.2 出版商:利用圖書廣告吸引潛在讀者
生活書店所刊登的該書第四版和第五版的廣告分別如下:
第四版:
這是一本內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聲的中篇童話,描寫一個流浪兒在一個新的環境之下如何變成好孩子。
魯迅
先生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翻譯此書。他說:“第一,要將嶄新的童話,介紹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麽難字,使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我們將這名貴的譯文貢獻給親愛的讀者和全國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以及十歲上下的弟妹們。請接受這份禮物吧。
第五版:
這是一本內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聲的中篇童話,描寫一個流浪兒在一個新的環境之下如何變成好孩子。
魯迅
先生特地用了最通俗的文字,將這名貴的譯文貢獻給親愛的讀者和全國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以及十歲上下的弟妹們。請接受這份禮物吧。
我們看看這兩則廣告,它把潛在的可能的讀者幾乎都囊括進去了,從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及兒童。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不同類型的讀者。
4. 《錶》所產生的影響
本部分借鑒影響研究中的“流傳學”研究方法來探討魯迅的譯作《錶》所産生的影響。
流傳學作爲“探求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種文體、一種別的文學在國外的成就、聲譽、反響的學問”,其“研究的核心是放送者對接受者的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包括總體影響、個別影響、技巧影響、內容影響、形象影響等幾個方面。
此處探究《錶》所産生的影響從內容影響的方面展開。內容影響是“指文學作品的主題、題材以及思想內容對接受者的影響。” 具體會聚焦主題、題材方面的影響。
題材是作者在認識社會生活和進行創作的過程中,按照一定的創作目的對素材進行選擇、提煉、加工和改造,在作品中具體描繪並體現一定主題思想的生活現象。《錶》所産生的影響更多的是對兒童文學創作者。具體地來說,是《錶》的流浪兒主題,激發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者(童話作家)的靈感。
《錶》以一個名叫彼蒂加的流浪兒爲主角,講述他在教養院成長爲一個愛好知識、熱心勞動的好孩子,並最終歸還他所偷的一塊金表的故事。在該作品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以前,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家庭裏的好兒子、學校裏的好學生”。《錶》從1935年初版,到1949年間,多次重印,並被改編成戲劇和電影。
一些學者對《錶》的特色和影響作出了如下的評價。胡風在《〈表〉與兒童文學》一文中談到:“流浪兒,這是一個具體的兒童,舊社會和變亂時期所留下的瘡癤之一;放浪習性底脫除和蛻變,被描寫在這裏的是一個真實的過程,因爲它帶著情勢地推移和感情底波動。這是《錶》底對於傳統兒童文學的最有力的反抗,也就是《錶》底最基本的特色了。”
陳伯吹認爲,由於受《錶》的譯本“在創作題材上和表現人物上有了影響。不久,就看到了我們作家自己創作的《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一個練習生》、《小紅燈籠的夢》、《小癩痢》等等。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常見的家庭裏的好兒子、學校裏的好學生了;而以無産階級的工人子弟,以及被‘三座大山’壓垮了家庭的流浪兒童,還有生活鞭韃下、饑餓綫上掙扎的童工等,作爲表現作品主題的小主人公了。無疑地,這是向兒童文學注射了一針新的血液,從而産生了新的蓬勃生長的力量。”
王泉根這樣評價《錶》的翻譯和出版:“立即産生了强烈反響,並直接導致了三十年代兒童文學的思想內容與人物、題材的深刻變革。”
1935年蔡楚生想對魯迅譯的班苔萊耶夫的《錶》改編。這次嘗試最終沒有成功,幾經努力後蔡楚生放棄了改編的念頭。這於上文已經提及。
上述的一些研究表明,《錶》對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題材方面曾産生過影響。正是受到了《錶》的啓發,中國作家寫出了以工農子弟與流浪兒童苦難生活爲題材的作品,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葉聖陶的《一個練習生》、張天翼的《奇怪的地方》、王魯彥的《小紅燈籠的故事》等。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這篇小說的具體內容以及所受影響的情况。
《大鼻子的故事》是茅盾寫於
1936年5月27日
的一個短篇小說,原載
1936年7月1日
的《文學》第七卷第一號。小說的主角“大鼻子”(守公厠的老太婆給他取的),在七八歲時,父母被炸彈炸死,成了流落于上海街頭的流浪兒,過著“挨駡,挨棍子,挨皮靴”的日子,“他的生活比野狗的還艱難些”。該小說主要講述了大鼻子的四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他利用守公厠的老太婆讓他臨時看管公厠的機會,偷了五個銅板。第二個故事是他到“街頭圖書館”連環畫租借處,花了兩個銅板,租借了二十本看。後來又看了一些,却不想付錢,溜走了。第三個講的是大鼻子在街頭乘混亂之機,撿到別人裝有錢的紙袋,逃走並據爲己有的故事。最後一個講的是他無意中加入“打倒漢奸、打倒賣國賊”的游行隊伍中,由惡作劇開始,將自己的鼻涕弄到游行隊伍中的一個說洋話的青年身上和一個女郎蓬鬆的頭髮上,並想偷游行隊伍中一個青年的錢袋。通過他自己看到的遊行者與巡捕之間的打鬥,聯想自己在街頭看到的連環畫和自己多次被巡捕毆打的經歷,他發生了改變:“心裏盼望立刻有一陣大風把這一抹鼻涕吹得乾乾淨淨”;後來他將掉到地上的游行青年的錢袋悄悄放回原處。
茅盾筆下的這個“大鼻子”身上有著諸多缺點:偷盜、撒謊、惡作劇等。這與以往的那些以“好學生”、“好孩子”爲主角的兒童文學創作有很大的不同。另外,該故事與《錶》還有很多其它相似之處。如《錶》是圍繞彼蒂加偷金表而展開的;《大鼻子的故事》也是以偷五個銅板開始的。《錶》的基本綫索和情節是圍繞“偷盜-受到觸動-改過”而進行的;《大鼻子的故事》的故事也基本以此而展開。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大鼻子的故事》實際上是中國式的《錶》的故事。
5. 結語
魯迅的譯作《錶》自初版後的十幾年間,多次再版,並被改編成戲劇,也搬上了銀幕,這些足以說明,它在當時所産生的巨大影響。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錶》在中國的接受是相當中國化的,而其影響最主要的方面則是對當時兒童文學創作者在題材和主題方面所産生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