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5期 2010 年 3 月

 

《文學論衡》總第15 (200912)

 

   

論池莉「人生三部曲」的集體抑鬱

 

黃光禮*

 

 

. 緒 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文學從政治的批判、改革的呼喚、文化的尋根,轉而面向人的生存狀況的探討。新寫實小說用一種類似「生活流」的結構,把瑣屑的日常生活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使之與生活的本來面貌一致,具有很強的真實感。新寫實小說無視所謂人物的典型性,不著重人物的個性,不把人物當作獨特的「這一個」,而是當作「這一類」來塑造,主題意蘊更多的是表現現實的荒誕、醜惡、灰暗與無奈。

新寫實小說之所以形成一股潮流,與社會急劇的變遷有很大的關係。新寫實小說放棄對上層的描寫,專注於小市民,而池莉筆下的「小市民」階層,正是代表中國的大多數人民,他們面對着八十年代急劇轉變的社會,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

池莉,1957年出生,來自武漢,「文化大革命」中也曾下鄉務農,當過小學教師。她唸完衞生專科學校後,在一所職工醫院當過護士。池莉現在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武漢巿作家協會副主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所出現的「失範」(Anomie) 狀態是社會急劇變遷的一種後果,給小市民帶來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困難。故此,新寫實作家筆端常流露出對於庸常、困頓的生活感到無奈,池莉是其中的表表者。她的作品多以小市民的生活為寫作題材,當中《煩惱人生》(1987)、《不談愛情》(1989) 和《太陽出世》(1990) 這三部中篇小說,都以相同的題材取向、相似的叙事架構、相近的語言風格展示了市民在困窘的生活中,衍生了人生的種種煩惱,每一篇小說都在讀者當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三部作品分別側重於這一代人的某一階段生活的描寫,可以作為連續性的系列作品來讀,因此被合稱為「人生三部曲」或「煩惱三部曲」。「人生三部曲」激起了人們的普遍共鳴,喚起了他們的共同記憶及情感。作者把「小市民」被壓抑的情緒移入文本的角色中去,呈現集體抑鬱。

回顧學者對「人生三部曲」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池莉的世俗化和實用主義的傾向,如文學評論家唐冀明從人性的角度觀照「人生三部曲」 [1] ,認為文本讓生活顯示出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張衛中從人的成長看待「人生三部曲」 [2] ,研究文本中的主人公如何邁向成熟;黃偉林則認為「人生三部曲」豐富了生活的形態 [3] ,指出人性需要還是很合情合理的。上述學者大抵認為文本表現了新的生活形態和新的生活理念,透過肯定人的世俗需要和日常生活來肯定人。

到目前為止,相對來說,還是較少學者從社會心理學的方向研究池莉的「人生三部曲」。所謂社會心理,確切說,是社會中各個人互相類似與互相感應的心理。 [4] 社會心理學是了解和解釋個人的心理、情感和行為怎樣受他人存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實際存在的、潛在的、想像的、和隱含的。本文嘗試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概況、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小市民的生活及心理狀況,然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人生三部曲」的叙事情節、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和遭遇,除探討文本中主人公的焦慮和抑壓的情緒外,亦嘗試分折「人生三部曲」如何發揮鏡子的折射作用,誘發「小市民」的集體抑鬱

 

. 分析架構

本文通過兩個方面進行文本分析:一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解讀,二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進行心理分析。下圖是本文的分析架構:

                               社會失範 (Anomie) 令人未能適應

                              (政治大氣候、經濟改革和轉型影響社會心理)

X 軸以社會失範為理論基礎,解釋政治大氣候和經濟改革如何影響小市民的心理狀況。Y 軸把池莉「小市民」的集體意識聯繫至社會心理層面的集體潛意識,進而嘗試推論集體抑鬱的形成。現於下文分述之。

 

(1) 社會失和焦慮心理 (X )

「失範」(Anomie) 的概念來自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幹 (Durkheim, E., 1858-1917)。「失範」是指社會呈現無規範或無制約力的狀態 [5] ,這狀態的結果,使個人很容易走向偏差。另一著名社會學家默頓 (Merton, R.K., 1910-2003) 根據徐爾幹的理論,發展「新失範理論」(Theory of Neo-Anomie) [6] 他認為假如人們遵守社會規範,一個社會必有機會讓其達致成功,只有在「需要」和「機會」一致時,社會整合才會發生。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依合法的手段,或被賦與相等的權利,以達致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因機會的稀少,於是產生了無規範的狀態,結果有些人不同意規範,有些人則拒絕或逃避規範。這些不同的取向,他稱之為適應 (Adaptation)

「失範」狀態是社會急劇變遷的一種後果,給社會成員帶來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困難。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所出現的失範狀態主要為權威失範、角色失範和社會主導價值觀混亂等方面,使人們強烈地感受到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缺乏安全感。

1978年起,隨着改革開放,中國開始出現一種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情緒。這種情緒和急於求成的心態相結合,迅速地蔓延開去《河殤》這部電視政治紀錄片,引起80年代中國一次文化反思,討論的觀點最激烈,牽涉的群眾最多,是影響最大的一次。

19886月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播出的電視政治紀錄片集《河殤,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六集電視系列的《河殤,有着二百多分鐘的畫面《河殤》的政治意向是甚麼?就是要改變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 [7] 《河殤》用黃河的混濁和氾濫比喻中國歷史,尖銳地批判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把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專制特徵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專制內容聯繫在一起。同年9《河殤》被無限期禁播,但這時《河殤》的錄影帶和編輯成書的講稿已經在全國普遍發行,在民間引起很大的迴響。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官方通緝《河殤》作者蘇曉康,他流亡到國外。

民間追求政治改革的訴求被壓制,亦可以說集體的情緒受到壓抑。

另一方面,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在經濟上推行一系列的改革。1984年底,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巿;1985年,中國推行了物價等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影響到處於變革時代中的每一個人;1988年,經濟上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全年上18.5%,其中12月比上年 (1987) 同月上漲26.7% [8] 改革推動了社會變遷,而社會變遷無可避免地給每一個體帶來了心理衝突和心理壓力,如價值衝突的壓力、生活改變的壓力、角色區分的壓力等。

池莉和方方使武漢成為新寫實小說的重鎮,那麼八十年代當地市民的心理狀況是怎麼樣的呢?武漢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19861989年間進行了兩次市民對改革的心態調查,有以下發現:

1. 32.3 %的人對「經營不好的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的改革措施「以前、現在都反感」,不反感者佔26.7%其餘為「無所謂」;

2. 27.9%的人對「廠長經理辭退、解僱工人」這項改革措施「以前、現在都反感」。 [9]

 

這種「反感」心理,反映出人們對失去職業穩定性的恐懼與焦慮 (anxiety)。《大辭典》「焦慮」條下收錄「憂心苦思」這個義項 [10] ,是一種憂慮不安的情緒狀態。人在焦慮時所產生的生理變化與恐懼時相同,但恐懼常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焦慮則無明確的對象,而是由矛盾、衝突及挫折所引起。

「六四事件」後,1990年武漢市市民日常心理感受的調查統計顯示,86.6%的人對特權腐敗現象感到擔憂;79.2%的人認同「物價上漲生活安全感低」;67.0%的人感到「生活中常有一種無形的壓力」;58.3%的人認為「人們之間缺乏理解和沒有知心朋友,因而深感孤獨」。 [11]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19881989年在天津地區進行了一項較大規模的社會心理調查,結果顯示:

1. 63.8%的人感到「原來不煩惱的事,開始使我煩惱」;

2. 38.2 %的人覺得心煩,親友幫助也不管用;

3. 49.7 %的人感到不能集中精力做事情;

4. 37.0 %的人感到泄氣;

5. 24.6 %的人覺得「人生經歷是場失敗」;

6. 26.0 %的人感到孤獨;

7. 32.9 %的人感到苦悶;

8. 18.8 %的人感到害怕;

9. 44.1 %的人覺得自己有很多話沒有合適的機會說出來;

10. 18.3 %的人「隔一段時間就會哭一場」。 [12]

對於守護而又務實的中國人來說,社會變遷帶來的最大心理壓力是穩定的生活方式被拋棄,原有的安全感逐步減弱。由於穩定性與安全感是中國人傳統生活方式中最基本的內容,所以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了各種心理焦慮。

 

(2) 池莉筆下「小市民」的集體意識和集體潛意識 (Y )

 () 集體意識

「集體」(collective) 是指許多人在其中工作、學習或生活的有組織的整體。埃米爾.涂爾幹 (Durkheim, E.) 認為集體意識有其自身的獨立生命和運作邏輯。個人的社會化、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社會規範、道德權威等,是靠集體意識概念而連結一起的。 [13] 他把集體意識定義為某一社會所有成員共同的感情和信仰的整體,而這種整體組成一種具有其特殊生活的一定體系。集體意識只能通過表現在個體意識裏的信仰和感情才能存在,所以集體意識具有普遍性,沒有任何階級性,因為它不屬於任何社會階層,而是屬於社會整體。

池莉是以描寫「小市民」生活而成名的作家。以下是她對「小市民」的理解:

我學醫從醫一共八年,這對我選擇哪一條文學創作之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赤裸裸的生與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將我的注意引向注重真實的人生過程本身,而不是用前人的給我的眼睛去看人生。

自從封建社會消亡之後,中國便不再有貴族。貴族是必須具有兩方面條件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的或者光是物質的都不是真正的貴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識分子「莊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家全是普通勞動者。我自稱為「小市民」,絲毫沒自嘲的意思,更沒有自貶的意思,今天這個「小市民」不是從前概念中的「世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象我許多小說中的人物一樣。 [14]

在《紫陌紅塵》中篇小說 (1994) 中,池莉對知識分子與小市民的關係有以下的看法:

現在的知識分子就是小巿民。舊社會的分類標準不能用在新社會。所謂讀過了大學的這一群人我太了解他們了。他們天天都操心柴米油鹽醬醋茶,個個買菜都討價還價,公款旅遊求之不得。他們都活得像暴風雨來臨之前的螞蟻,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風下雨。不提高他們的物質待遇,他們就是小巿民。氣節與精神豈能懸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15]

池莉筆下的「小市民」(普通市民),就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呈現。

 

() 集體潛意識

榮格 (Jung, C. G., 1875-1961) 認為潛意識是心靈的基礎 [16] ,亦即是意識的基礎,是具有獨立性和創造性的。不同於弗洛伊德 (Freud, S., 1856-1939) 認為潛意識是一個壓抑的潛意識,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是一種天生的,是屬於人類這個族群所共有的經驗記憶。

潛意識不只是貯藏着被壓抑的個人記憶與被遺忘的個人經歷,而且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個人潛意識,與弗洛依德的潛意識概念基本相同;第二個層面是集體潛意識,這層面包含着人類所共有的心理認知與理解的模式。自古以來,人類世代普遍的心理經驗長期累積、沉澱在一個人的潛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普遍的,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射,所以稱為集體潛意識。舉例說,位於香港愛丁堡廣場的舊天星碼頭最後一天運作時,喚起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報載有15萬名乘客把握最後一刻,告別舊碼頭。 [17] 這表示集體是有共同的心理認知和理解的。

 

(3) 集體抑鬱概念的引用

 () 壓力和焦慮

每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承受着不同的壓力:工作、婚姻、家庭等。觸發壓力的外在事件或許是生活上的轉變 (如搬遷)、社會環境的影響 (如經濟不景) 或不滿足的關係 (如夫婦間冷漠相對)。當個體的自我防衛機轉 (Defense Mechanism) 未能調適時,便會產生焦慮 (Anxiety)。焦慮被界定為一種即將面臨不幸的模糊感覺,一種不安或害怕的感覺,一般人都把焦慮稱作「緊張」。焦慮的其中一個特徵是極具傳染性(Communicability),如有生命之有機體,通常在不知不覺中,焦慮已很快由一個體傳給另一個體。 [18] 二零零三年初,香港爆發「沙士」疫潮,當時人心惶惶,而經濟亦跌入谷底。同年四月,著名藝人張國榮自殺身亡,港人無助的焦慮迅速地一個傳一個,引發市民集體的抑鬱。《大辭典》「抑鬱」條下收錄「憂悶鬱結」這個義項 [19] ,是一種悶悶不樂的情緒狀態。這裏特別一提,「抑鬱」與「憂鬱」同義,《大辭典》「憂鬱」條下收錄「憂心鬱結」這個義項,《管子.內業》云:「憂鬱生病,疾困乃死」 [20] ,一般人都有機會出抑鬱或憂鬱心理狀況。本文選取「抑鬱」一詞,是因為「抑」字帶有按下、壓制鬱結情緒的意思。

 

() 焦慮和抑鬱的關係

焦慮是自我系統的溝通方式,藉着運用自己可用的資源來適應壓力,當這種努力失敗時,就可能導致抑鬱症 (Depression) [21] Depression 一詞源自拉丁文 deprimere,意指按下、壓低 (to press down),西方社會在17世紀開始把 depression 一詞應用在描述情緒低落的心理狀態,表示憂愁或悲傷 (sadly) [22] Sadly 與抑鬱有相近意義,都是一種被壓抑的憂悶心境。

在醫學上來說,Depression 被譯作抑鬱症或憂鬱症,症狀包括焦慮、憂傷、妄自菲薄、喪失活力、食慾減退、很難入睡、有自殺念頭等 [23] ,患者意志消沉,情緒低落。根據美國的調查,一生中至少罹患過一次抑鬱症的人,女性佔10% 25%,男性佔5% 12% [24] ,可見抑鬱症是常見的疾病之一。

抑鬱症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疾病,抑鬱是一種不愉快的心境體驗,有抑鬱表現或體驗不一定就是抑鬱症,正常人也可以出現抑鬱情緒。 [25] 人遇到不如事當然會產生焦慮、憂愁、苦惱、悲傷之内心体驗和表現,如遭遇事業或學業挫折、失戀、破產、至親或摯友的離世等,都會有抑鬱、苦惱、悲傷、孤獨、失望、沮喪等情緒發生,也可以出現自信心下降、興趣減退、失眠、少食、或痛不欲生等情況。本文偏重於文本中主人公不愉快的心境體驗,並不在抑鬱症。

抑鬱有兩重意義:一是指情緒受壓抑而感到低落,有怨憤或愁苦不能說出;二是在表現上顯出沮喪或鬱不快。從另一角度來看,壓抑這種感覺,就好像囚禁了生命力,結果會令人失去光澤,亦即是說,壓抑導致抑鬱。 [26] 壓抑情感的後果,會令人的情緒低落、空虛和抑鬱。

 

() 集體抑鬱概念的引用

「集體」一詞,對中國來說,有其特殊的意義。「集體」心理與個體心理相反,具備了所有地方和所有個人都有的、大體相似的內容和行為方式。換句話說,由於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組成了一種超個體的共同的心理基礎,並且普遍地存在每個人的身上。

1949年後中國內地建立的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 [27] 第一,國家對大部分社會資源的直接壟斷。這裏的資源包括生產資料、城巿中的住房等生活資源,以及就業機會的分配。第二,社會政治結構的橫向分化程度很低。意識形態是總體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經濟與其他社會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從縱向角度來看,過去的「國家─中產階級─民眾」的三層結構變為「國家─民眾」的兩層結構。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國家直接面對民眾。

根據社會學的區分,每個人生活在所屬的社會組織形態基本有兩類:一是以情感、倫理關係維繫的第一集體 (Primary groups)。二是以家庭、婚姻、朋友、功利原則等維繫的第二集體 (Secondary groups) [28] 每個成員在集體中除了貢獻工作能力外,還要貢獻情感世界,簡言之,即以第一集體原則 (情感、倫理) 來維繫第二集體形態 (社會組織)。「人生三部曲」中的核心家庭是個具體的集體,文本中對其組織及各個人物角色都有交代,而文本對集體之中各個主人公的心情、性格及相互關係的描述,又比群像描寫更見細緻,凸顯了個人融入集體的現象。

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原型是文學創作的動力,每當集體潛意識變成了一種活生生的經驗並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意識觀念時,這一事件就成為了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它將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具有重大意義。一件藝術作品產生了,它包含着那真正可以稱之為世代相傳的信息。

與集體潛意識有密切聯繫的是「情結(Complex) 這一概念 [29] ,是個人潛意識的一個重要特徵,指的是一組心理內容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一個心理叢。情結可以是潛意識的,亦可以是有意識的。任何情結都涉及個人與集體潛意識。例如我們看見藝術作品的原型時,在心中都有共鳴,用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術語來說,藝術品是一種「自主情結(Autonomous Complex) [30] ,它不僅反映作者個人潛意識的內涵,亦顯現了集體潛意識。

在榮格看來,藝術欣賞的內在價值在於個體通過自我超越達到一種自省的境界。人類通過原始意象的「激活」、「喚起」而返回到集體潛意識中,並在種種原型的再現中重新審視人類共同的原始經驗。他認為偉大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偉大,其根源就在於它能喚起人類共有的感受和經驗。

1997219 第一版的《中華讀書報》上刋登了記者紅娟對池莉一段採訪報導,池莉被稱為「鏡子作家,當中寫道「經歷了幾年的思考、讀書,池莉選擇了一種比較現實的寫作態度與世界觀。描繪普通工人生活的《煩惱人生》發表後獲得強烈反響,更使她意識到:眾多讀者願意讀的是與自己生活相近的『鏡子』式的現實作品。苦相、窘態本無須迴避。真正的英雄正是歷經數度理想的升騰與幻滅卻依舊能敷衍不息生存下來的一群喜怒哀樂着的飲食男女。」 [31] 由此可見,池莉的存在仿真涉及到兩點:一是這種仿真經過了平民化的藝術處理,二是強調它不是別的仿真,而是存在的仿真。也就是說,不論鏡子作家也好,仿真寫作也好,平民化的實現離不開創造,需要經過藝術處理。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政治氣氛冷峻,許多知識份子因為政治改革的願望受到重大挫折,引起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傳統中一向存在的現實批判精神,一下子被弱化了。新寫實小說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愈加呈現出低落的灰冷色調,以及隨後延伸出一些明顯逃避現實生活的傾向。與其說池莉描述崇高退場後的凡俗人世,不如說她是表現了一種現代性的抑鬱,這種抑鬱是一種心理狀態,混合了迷惘、困窘、焦慮、無所適從等複雜的情緒。個體交往中的感覺錯位,帶給人的生存的尶尬困苦,以及人自身的生命感覺的分裂痛苦,全部沒有得到拯救。中國的平民百姓沒有超越,也沒有拯救的文化,依然深深地埋在意識的深處。

簡單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小市民」(普通市民)這集體意識是理性的,而「自主情結」是感性的。如前文所述,負面情緒是極具傳染性的,當社會集體(小市民)面對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困難,池莉的「人生三部曲」正如碎了的鏡子一樣,喚起「小市民」共有的感受和經驗,凝聚了「小市民」的共同愁苦和鬱結情緒,產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集體抑鬱情意結。

「人生三部曲」中主人公焦慮的表現、受抑壓的情緒,不單寫個人的心理困擾,更發揮了鏡子的折射作用,誘發「小市民」的集體抑鬱。換句話說,主人公(印家厚、莊建非、吉玲、趙勝天、李小蘭)的抑鬱,不僅是個人的抑鬱,更是集體抑鬱的呈現。

集體抑鬱即「小市民」(普通市民)被壓抑的鬱結情緒。本文嘗試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引用集體抑鬱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解讀池莉的「人生三部曲」。

 

. 文本分析 —「人生三部曲」中呈現的集體抑鬱

三篇文本的最大共同點,是故事都是由核心家庭開展的。印家厚、他的老婆、兒子印雷是《煩惱人生》的核心家庭;莊建非和吉玲是《不談愛情》的核心家庭;趙勝天、李小蘭及趙朝陽是《太陽出世》的核心家庭。如前所述,核心家庭不但代表着一種社會組織,亦是象徵着「民眾」、「集體」的階層。

人的存在離不開人際的情境及人際關係,猶如生存在一個網中。網,有包圍、壓抑、無可選擇的引申意義。「人生三部曲」的網外是冷峻的政治大氣候,社會及經濟的變遷帶來了心理衝突和社會心理壓力;網內的是「人生三部曲」的主人翁,象徵集體的「小巿民」。

焦慮是一種調適 (Adaptation),同時也是一種壓力來源 (Stressor) [32] 焦慮總是發生在人際關係中,使個人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處境。美國心理學家沙利文 (或譯作蘇利雲,Sullivan, H. S., 1892-1949) 認為,焦慮是人際關係分裂的表現,人際關係分裂是焦慮的根源。 [33] 在集體的層面來說,他們在名利的爭奪渦及面子的榮辱上感到無助與焦慮;在個體的層面來說,主人公面對生活的壓力、情愛上的壓抑及情緒上的鬱。為方便行文,以下所節錄的文本內容皆出自池莉:《不談愛情》(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引文不再另行加注。

 (1) 人際關係的緊張

如前所述,每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承受着不同的壓力,與同事勾心鬥角肯定是焦慮的來源之一。《煩惱人生》中印家厚首先是失落了一等獎的三十元獎金,因為廠裏禁止「輪流坐莊」的方式,為了避嫌,只評了一個五元獎金的三等獎給印家厚。印家厚本來計劃拿了三十元的獎金,給兒子買一件電動玩具,剩下的去「邦可」吃一頓西餐,如今好夢成空。而令他更氣憤的是廠裏居然有人栽他的贓,說他在年青人中煽動抵制中日聯歡,說什麼「不做聯歡模特兒」、「進行第二次抗日戰爭」、「旗袍比西服美一千倍」等,差點使他在廠長面前百詞莫辯。

印家厚終於從鼓裏鑽出來了。有人栽了他的贓,栽得這麼成功,竟使精明的廠長深信不疑。

下班時,印家厚遇見小白:

到目前為止,在對小白的認識上,作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印家厚雖不搞創作卻已超越了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他諒解地給了小白一巴掌,說:「對不起了!」

這一巴掌,是印家厚抑鬱情緒的宣洩。

《不談愛情》中莊建非和曾大夫非常熱衷討論體育賽事,他們成了配合默契的老搭檔。可是,曾大夫為了和莊建非爭奪到美國觀摩心臟移植手術,借莊建非與吉玲鬧離婚的矛盾,在背後插了莊建非一刀。

「在競爭的時代,卑鄙可不是貶義詞。也許用卑鄙的手段追求的是一個高尚的目的。」

「幼稚!這種時候誰都可能為了自已而殺人一刀,曾大夫,他—你太幼稚了!」

莊建非在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中上了寶貴的一課。

《太陽出世》中,懷孕前的李小蘭在區域圖書館辦公室工作了兩年多,做的是公關工作,深得領導的喜愛。懷孕的消息傳開一段時間後,李小蘭就被調回資料室了,理由是照顧她的身體,十八歲的葉燁從借書處調到辦公室,代替了李小蘭。

「只要遇上葉燁,不管在哪兒,李小蘭都要湊攏一聲『小婊子』。」

李小蘭產生的焦慮未能得到適當的解決的話,她可能會退到抑鬱的狀態。

 

(2) 生活的壓力

《煩惱人生》以「早晨是從半夜開始的」這句話揭開序幕,亦標誌着印家厚被繁瑣的事情糾纏得煩惱不堪,度過一天是那麼的漫長和難耐。文本中具體叙寫了印家厚行的勞累、吃的拮据和住的緊張。印家厚夜裏被四歲兒子 (印雷) 掉到床下的響聲驚醒,開始了他一天的瑣屑、沉重、煩惱的生活。清晨,他匆匆起床,排隊上廁所,排隊洗臉,然後給兒子熱奶,催兒子起床,收拾妥當後,匆忙地背著兒子趕上班。

印家厚左支右絀,唯有省吃儉用,在食堂裏,榨菜瘦肉絲沒有了,剩下的全是大肥肉燒什麼、蓋什麼,一個菜六角錢,又貴又難吃,印家厚決不會買這麼貴的菜。他買了一份炒小白菜加辣蘿蔔條,一共一角五分錢。

印家厚蹲在地上,捧着飯盒,和人一樣狼吞虎咽。他不想讓一個三等獎弄得飯都不香了。吃了一半,小白菜裏出現了半條肥胖的,軟而碧綠的青蟲。他噎住了,看着青蟲,惡心的清涎一陣陣往上湧。沒有半樁好事──他媽的今天上午!他再也不能忍耐了。印家厚把青蟲攤在飯碗裏,端着,一直尋到食堂裏面的小餐室裏。

他去找那個管理員,那個管理員說給他換一碗飯菜,但管理員那種神態好像打發一個叫化子似的。這時印家厚已不能壓抑自己的情緒,他捏住管理員的胳膊,把他推到牆角,將飯菜全部扣進他白圍裙前的大口袋裏。

印家厚和他的老婆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湊巧的是,他們倆的父親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兩位老人家預備的大壽,夫妻倆又得煩惱一番。重禮買不起,那麼買喝的茅台洒吧!印家厚逛進一家副食品商店裏。售貨員表示四元八角 一兩 茅台。

印家厚不出聲了。乾瞅著售貨員心裏在默默盤算:一斤就是四十八塊錢。得買兩斤。九十六塊整。一個月的工資包括獎金全沒有了。牛奶和水果又漲價了,兒子卻是沒有一日能缺這兩樣東西;還有雞蛋和瘦肉。萬一來了其他的應酬,比如朋友同事的婚喪嫁娶,那又是臉面上的事,賴不過去的。

印家厚唯有打了幾個乾哈哈,便離開了商店。

《太陽出世》中,李小蘭懷孕了,夫妻在生活風暴的突然襲擊下怎麽辦?孩子生下來後誰照顧?

趙勝天每月工資七十元,李小蘭六十四元。所有補貼加一起,兩人收入不到一百八十元。小白菜六毛錢一斤,瘦豬肉五塊,雞翅膀八塊啦!靠兄長靠父母結了個豪華的婚就夠意思了。他們就把你們送上岸了。你們成人了。再回家吃飯就說是「刮一頓」了。

朝陽出世後,喝了國產的奶粉,不是鼻子出血,就是肛門裂開,偏偏喝了英國雀巢公司的「能恩」嬰兒奶粉,就一切正常。「能恩」怎麼賣?

二十七塊八毛一聽,一聽只有 九兩 。根據這上邊的喂哺表,朝陽大概一個星期就吃完了。

一星期二十七塊八毛,還要另外配上果汁蜂蜜,金銀花露什麼的,生活費是不是太貴了點兒?

粗略一算,單是每月的奶粉開支,已佔了兩口子的大部分收入,此外,他們還要預留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聘請保姆,可見生活包袱是多麼的沉重啊!

相對來說,《不談愛情》的莊建非和吉玲較幸運,他們只在結婚時遇到經濟壓力。

結婚還需要錢。若按武漢市流行的一般標準,花幾千上萬元是少不了的。可是莊建非和吉玲兩人的私人存款加起來還不是兩千。

幸好,吉玲母親將八百元現金縫進了用作嫁妝的軟緞被子的夾層中;另一方面,醫院領導珍惜人才,支持自由戀愛,獎勵晚婚青年,及時分配了莊建非一間單身宿舍。

半年裏幾經大喜大悲的折磨,莊建非和吉玲都程度不同地瘦了一圈。當他倆終於名正言順地躺到一張牀上的時候,都情不自禁去撫摸對方臉上突起的顴骨,然後猛撲在一塊,熱淚交流。

幾經艱辛,婚總算結成了。

 

(3) 情愛上的壓抑

池莉將「生活」還原成它「本來」的形式,讓它本身顯示生存的意義和價值。愛情作為人性的需要和組成部分,最能直接地實現自我。池莉認為最終支配着人的感情生活的,是物質條件,即形而下的愛情觀。另一方面,愛情處於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裏,體現着某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義務。

《煩惱人生》的印家厚生活在網中,沒有選擇,只覺無奈。離家上班前,

兒子揮動小手,老婆也揚起了手。印家厚頭也不回,大步流星滙入了滾滾的人流之中。他背後不長眼睛,但卻知道,那排破舊老朽的平房窗戶前,有個燙了雞窩髮式的女人,披了件衣服,沒穿襪子,趿着鞋,憔悴的臉上霧一樣灰暗。她在目送他們父子。這就是他的老婆。你遺憾老婆為甚麼不鮮亮一點呢?然這世界上就只有她一個人在送你和等你回來。

印家厚迴避雅麗的愛意而回歸家庭,並非完全因為某種外在壓力和道德的作用,而是他在承受着生活、工作和不滿足的婚姻關係等種種壓力下,產生焦慮和抑鬱,導致對性和婚外情不感興趣。且看二十三點三十六分的時候,

老婆攤平身子,發出細碎的鼾聲。印家厚拿眼睛斜瞟着老婆的臉。這臉竟然有了變化,變得潔白、光滑、嬌美,變成了雅麗的,又變成了曉芬的。他的胸膛呼地一熱,他想,一個男人就不能有點兒野心麼?這麼一點破,心中頓時湧出一團邪火,血液像野馬一樣奔騰起來。他暗暗想着雅麗和曉芬,粗魯地拍了拍老婆的臉。

老婆有甚麼反應呢?

老婆抹走了他唇上的香煙,異常順從地說:「好吧,我不睡了,反正也睡不了多久了。」她連連打呵欠,扭動四肢,神情漠然地去解衣扣。

結局是印家厚突然按住了老婆的手,凝視着她皮膚粗糙的臉說:「算了。睡吧。」

《不談愛情》中,二十九歲的莊建非是位醫生,醫術精湛,也是個球迷。他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研究訓詁學的專家,母親是中文系當代 文學 教授。莊建非在嚴厲的管教中長大,母親對他既冷靜,又缺乏笑容,莊長期處於情緒被壓抑的處境中,有性饑渴的心理缺陷,他透過兩個途徑來宣洩。

首先,莊建非在小學快畢業時,他從一本《赤腳醫生手册》上學懂了手淫。

深夜,莊建非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房間裏,縱情地想像他在白天裝出不屑一顧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滿足。白天的莊建非是教授的兒子,優秀學生,到處受關注和讚揚。有不少女同學青睞莊建非,他對她們卻一概淡薄,拒絶她們到他家裏來玩,以此取得父母 老師的信任。

要是他母親知道了這一切準會痛不欲生。

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莊建非和吉玲是怎樣認識的。

在武漢大學的櫻樹下,吉玲的小包給(莊建非)撞掉了,一本弗洛依德的書,《少女杜拉的故事》跌在地上,同時跌在書上的還有手帕包的櫻花花瓣,幾枚零錢和一管「香海」香水。「香海」摔破了,香氣縈繞着吉玲和莊建非久久不散。

池莉故意把沒有手淫習慣的吉玲和好此道者的莊建非角色互調。熟悉《少女杜拉的故事》的人都知道,杜拉在18歲的時候患上極度嚴重的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 (Freud, S.) 嘗試開啟她的潛意識,挖掘隠藏在記憶深處的內容,發現杜拉存有一種由來已久的戀父情結潛意識官能綜合症,因此她迷戀父親,仇恨母親,形成了家庭的「三角關係」。此外,弗氏覺得杜拉可能患有嚴重的自瀆症。弗氏認為青少年消除了手淫習慣後一段時間之內,會產生歇斯底里症狀。這說明,潛意識中一直保持着對手淫的慾望,直到另一個比較正常的滿足方式以代替品形式出現為止。結婚或正常的性生活可以根除手淫的慾望,並可消除歇斯底里症。莊建非一開始就被吉玲豐滿的身軀迷住了,他結婚的原因是:性慾。

有一點值得討論的是歇斯底里。弗洛依德認為歇斯底里患者是因過去的記憶而受到傷害,主要分成兩種型態:(1) 轉化型歇斯底里症 (Conversion-hysteria),其病徵主要表現於身體上的異狀;(2) 焦慮型歇斯底里症 (Anxiety-hysteria),即人人皆知的恐懼症 (Phobia) [34] 建非明顯是屬於後者。他長期處於父母嚴厲的管束中,慢慢地由恐懼父母而轉變為尋求宣洩的途徑,手淫是其一,與梅瑩的不恰當關係是其二。

梅瑩四十五歲,她說笑可以做莊建非的媽媽。梅的兒子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丈夫在那兒講學。梅瑩是武漢巿另一所醫院的外科醫生,在一次學術講座的小型會議上,莊建非被她那體態豐盈和大方風度迷住了。他們不久便發生了肉體關係。且看下面這一段:

次日晚上,莊建非又來了。這次幾乎沒有任何語言,只有行動。行動範圍也突破了牀的界限。地板,椅子到處都是戰場。整夜的鏖戰旗鼓相當,二人都歡欣鼓舞。分手的時候,莊建非說:「我要和你結婚!」

男的年輕、羞澀;女的已屆中年,並是有夫之婦。男女間的性愛只是表面意義,實際上是池莉借兩人瘋狂的、胡鬧的關係折射集體的抑鬱。這種抑鬱,是需要透過非理性的方式宣洩出來。

 

 

 (4) 情緒上的抑鬱

在公共汽車上,《煩惱人生》的印家厚一手抱着兒子,一手抓扶手,面對車窗,目光散淡,他「說不出為甚麼,一種厭煩,一種焦灼卻是不近不遠地伴隨着他」。

旁邊有人稱讚印雷聰明,印家厚只得把孩子放下來,幾個姑娘一下子湧過來看印雷,混亂中印家厚被一位姑娘誤會他有非禮的行為,印家厚孰不可忍,在眾目睽睽之下,「啪地給了那姑娘一記清脆的耳光」。這記耳光,一方面為爭一口氣;另一方面,是抑壓情緒的宣洩。經過兩小時的擠車、換渡輪、送印雷到幼兒園。「上班鈴聲響起的時候,印家厚正好跨進車間大門」。不早一分,不遲一秒,多麼緊張和勞累啊!

印家厚在渡輪上遇到很多單位的人,大家聊起天來。當有人談到中國女排獲得四連冠時,爭論的範圍迅速擴大。

中聽有屁用!人家周繼紅,小丫頭片子,就憑一個跟斗往水裏一栽,一塊金牌,三室一廳房子,幾千塊獎金。

印家厚叭叭吸煙,心中越發蒼茫了。他憤憤不平的心裏真像有一江波濤在裏面鼓動。同樣都是人。同樣都是人!

與其說印家厚有點不知天高地厚,去與世界冠軍比高低,倒不如說他宣洩對現實的不滿。

印家厚突然升起一股說不清的自卑感,他猛吸一口煙,讓臉籠罩在藍霧裏邊。

輪到情緒極度頹廢的時候,印家厚就強迫自己想想同學的處境,憶苦思甜以解救自己。

藍色代表抑鬱,「讓臉籠罩在藍霧裏邊」好比人被困在情緒低落的網中。

廠長忽然找印家厚。這個廠長是改革聲中新上任的知識分子廠長,印家厚認為知識分子是特別敏感的,應該留給他一個好印象,怎知令他氣憤的是廠裏居然有人栽他的贓。

印家厚從來不發火,但這次他在廠長面前發火了。印家厚為甚麼發火呢?因為有人誣告他反對日本青年友好訪華團來訪,他覺得損害了自己正直和清白的形象。印家厚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人,這樣就活得很累。要捍衞自己清白、純潔的形象,就必須壓抑自己的情慾。無論在徒弟雅麗面前,還是在幼兒園阿姨曉芬面前,他做到了清白、堂堂正正這一點,但是他的情緒狀態已經受到了損害,經常處於一個不正常的壓抑狀態,說得好聽是忍辱負重,說得不好聽則是情緒抑鬱。比如為甚麼獎金分配辦法到他這裏突然停止執行?做工作做得最多最好的人卻拿三等獎,而不是一等獎、二等獎,那麼這種投票有沒有問題?印家厚一點牢騷也沒有表現出來,但沒有牢騷不是表示這個人的人格和形象偉大,而是精神和情緒不健康。

在社會劇變的年代裏,印家厚這位昔日的先進分子有一種深深的幻滅感,因為他已不再年輕,他目前所擁有的時間與精力支付不了所面對的生活負荷,雖然印家厚工作出色、腦筋靈活、人緣不錯,還得到漂亮女徒弟的愛慕,但這一切都無法改變他已經被大氣候定型的人生軌道,他只能沿着這條已經被他望到盡頭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直到終點。對他最大的打擊不是忍辱負重的生存壓力,而是自己只能放棄心中夢想的心靈疲憊。人生的煩惱、困惑,一日復一日困擾着、撕裂着他。這既是印家厚的生存狀態,也是幾乎所有巿民所面臨的艱勞苦澀、抑鬱無助的人生。

婚姻不是個人的,是大家的,是集體的,夫婦的緊張關係是集體抑鬱的源頭之一。不談愛情》中的吉玲和莊建非分別來自兩個社區。吉玲出身在一九四九年前妓女出沒、其後居住着小巿民的花樓街;莊建非出身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居住在代表着文明的東湖邊珞珈山上的小樓房裏。吉玲本着高攀的心理嫁給莊建非,無奈她只是小家碧玉,未嫁入莊家時,已被莊的父母瞧不起。莊建非第一次帶吉玲到自己家裏時,父母為找到花樓街姑娘感到不體面,母親對吉玲的評價是:

她不適合你。她知識結構太低。顯而易見帶着一股拘謹而俗氣的小家子氣。

莊建非的妹妹莊建亞又如何看待吉玲呢?

吉玲的確是一看就有小巿民氣息,衣著和舉止都有俗氣和土氣,書卷氣是太少了。

難怪吉玲一離開莊家,就淚如泉湧。代表「小巿民」的女主人公一開始就遭人白眼,情緒已受壓抑。他們結婚就更加艱苦卓絶,除了面對拮据的結婚開支外,隻方的親家不相往來,莊的父母也沒有誠意祝賀兒媳的婚禮,只給兒子一千塊錢娶媳婦,這是吉玲這輩子的奇恥大辱。難怪男女主人公名正言順地躺到床上的時候,不禁熱淚交流。

婚後的生活如何呢?半年的婚姻生活,莊建非對自己的婚姻作了另一番新的評估,他終於了解自己是為了「性慾」而結婚的。在這裏,「愛情」成了「性慾」的代名詞。吉玲也是一個「不談愛情」的人,她的戀愛過程純粹是一幕自導自演的成功戲劇,愛情只是她藉以改變身分、滿足自己慾望的跳板。他們結婚才六個月,就形成一套固定的起居程序:

早晨起床,吉玲忙著下廚房做早點,兩人匆匆地吃。吃完各自上班。互相說聲:「走啦」。

「門鎖好了沒?」

「鎖好了。」

中午雙方都在單位度過,互相沒有音訊。

下午下班以後,吉玲首先奔菜市場,回家以後又是下廚房忙著做晚飯,飯菜做好了再忙著打掃和整理房間。這時候,莊建非回家了,進門第一句話就是:「餓死了!」於是,小兩口埋頭吃飯,莊建非間或讚美一聲:飯菜味道好極了。

晚上,電視裏有體育比賽節目,莊建非就入迷地看。沒有體育比賽,吉玲就獨自看,一邊織毛衣。莊建非則在房間看書。

到了夜裏十點多鐘,就說:「睡吧。」—這話隨便誰說,接著兩人便梳洗一番上床睡覺。

他們的夫妻生活時鐘一般準確,一般間隔一天,有大手術就間隔兩天乃至三天。是莊建非形成的這種規律,沒有徵求吉玲的意見。

從上述描述可知,男女主人公只維繫着性的關係,莊建非沒把吉玲當回事,吉玲只有被壓抑的情緒,完全沒有被愛的感覺。

一天晚上,正當吉玲想把懷孕的喜訊告訴莊建非,莊只是黏着電視機,全神貫注要觀看尤伯杯女子羽毛球賽,毫不理會吉玲,此時此刻,情緒長期受抑壓的吉玲失控起來,與莊激烈吵鬧後,便返回娘家。

生活是千變萬化的,人們的思想與情感也會隨着生活的變化而出現不同程度的改變,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但守舊的中國人往往不能正視這一現實,將一切都看作是一成不變,所以認定感情必須專一,婚姻必須與子偕老。這種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最大,結果一見面臨婚變,就難免出現嚴重的心理失衡。

莊建非上門求和,抱住了吉玲,誰知吉玲用膝蓋頂了一下莊建非的下身,「只是輕輕地一下,莊建非頓時萎縮了身子,捂住疼處滾到了一邊」。用膝蓋的一頂,吉玲是故意的,亦藉此宣洩內心的積鬱。

家,是以婚姻和血統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單位。傳統社會裏,家不僅作為個體的人外在的生活環境,而且構成人的精神空間。對於女性來說,「家」是揮之不去的情結,意味着一切。請單位領導出面來解決夫妻關係問題,是1949年後中國的一大特點。最後章大姐(新華書店的工會主席兼女工委員)替吉玲出面,令吉與莊言歸於好。

《太陽出世》這篇不到50000字的作品中,絶大部分篇幅都是懷孕、生育和育嬰到一周歲的家庭生活細節。學者劉川鄂作了一組大略的數據:

意外發現妻子懷孕,並決定作人工流產         2000

在醫院人工流產手術室的經過                 5000

妊娠的生理反應                                             5000

生孩子的過程                                                 6000

坐月子和親戚朋友的探視                          3000

給孩子辦證                                                             3000

請保姆的過程                                              3000

買奶粉的經過                                              3000

一個中篇小說的主要篇章,就是由上述這些差不多人人都經歷的、沒有多少個特徵的、雞毛蒜皮的情節場景所構成。此外還偶爾涉及一些主人公的親戚和朋友,就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全部。 [35] 劉川鄂認為這是一篇沒有多少社會意義、文化成色、人性含量和審美意蘊的作品。

雖然如此,在生活的意義來看,《太陽出世》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人性中有一種趨向於生活的本能,這個過程有時並不是強制性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第二,生活中儘管有辛酸,但被壓抑的情緒得到宣洩後,也不乏各種人生的樂趣。

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不談愛情》中吉玲飽受屈辱,《太陽出世》的趙勝天亦是同一遭遇。趙父只懂從公家偷一些小東西(如掃帚、肥皀、水杯等)回家;趙母是怨恨的化身,兒子們的名字全叫小雜種,女兒叫臭丫頭,孩子們的生日她全弄混淆了,開口閉口說不如早點兒死了好。大哥趙勝才慷慨解囊,為趙勝天付出了很多金錢,卻沒有令趙勝天感動,因為趙勝才虧負趙勝天很多。從小大哥就專挑他欺辱,逼他喝他的尿,搶走趙勝天忍受飢餓而儲來的零用錢,令趙勝天長期在屈辱感下成長。「況且趙勝才一再聲稱趙勝天結婚是他的榮譽問題,趙勝才是在為他自己的榮譽付款」。趙勝天二十歲前經常惹是生非,粗言穢語,這是他對自己過往強烈挫折感的一種反應,亦是宣洩抑鬱的一種方式。

李小蘭與趙勝天婚前同居,雙方都沒有採取避孕措施。他倆決定是在婚後兩年以後才要孩子,怎知在蜜月旅行前,李小蘭已有了身孕,這消息令趙勝天張口結舌,兩口子的生活隨後亦起了很大的變化。經商議後,李小蘭決定接受人工流產。在施行手術前一刻,李突然改變主意,要誕下孩子。

李小蘭由婚前同居至結婚,在結婚後十天才知有了五十多天的身孕,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她突然由妻子的身份轉為準母親,角色轉變得實在太快了,所以她頓時感到徬徨無助。這裏亦印證了時代的劇變。

孩子出世了,李小蘭的性格本來是很爽直的,試看以下的描寫:

醫生過來,大咧咧敝開李小蘭的胸脯,兩手捧住她的乳房,輕輕揉揉然後猛地一擠,李小蘭痛得大抽一口冷氣,奶汁噴射出來了!來不及躲閃的趙勝天被噴了一臉的奶水。病友中又有人指點了:快吃奶,快吮!替小孩吮空它,奶是越吃越有,不吃空,奶水積在裏面容易得乳腺炎啦。

李小蘭說:「來吧。」

趙勝天再厚的臉皮也頂不住害臊了。無論如何他也不會當眾伏在李小蘭懷裏吃奶。這算甚麼呀!李小蘭怎麼來的這種大無畏風度啊?

事後李小蘭告訴趙勝天一句話,這是她的人生經驗之談。

她說:「連孩子都生了,一個女人還怕甚麼!」

但她的性格有一段時間變得沉鬱,這可能是醫學上所指的產後抑鬱。不要忘記,池莉學醫從醫一共八年,本身亦是母親,相信對產後抑鬱症有一定的認識。根據精神科醫生的意見,每十個母親中,約有一個會患上產後抑鬱症。 [36] 這病症通常會於產後六星期內出現,也可於產後一年內任何時間出現。典型病徵包括情緒持續低落,對伴侶或孩子表現得暴躁。事實上,李小蘭曾擔心自己未能照顧好嬰兒而感到內疚、焦慮與抑鬱。

朝陽出生幾月,男女主人公還要面對如何照顧女兒、聘請保姆及經濟開支等重重壓力。當李小蘭聽到丈夫報考了成人大學這消息時,壓抑已久的情緒已按捺不住,委屈的淚水順流而下。

她攤開雙手讓趙勝天看。這雙手一點兒沒有女性美。凍瘡,裂口,菜刀划破的傷口,別針扎的小洞重重叠叠,此起彼伏。「我用這雙手天天侍候你們父女,任勞任怨。可是憑甚麼要把我一連幾個月關在家裏?像個聾子、啞巴,對外面的一切一無所知,我和所有的朋友都斷絶了來往。電影都沒看過一場。為甚麼!

也許李小蘭沒想到,而趙勝天早就在想:他們夫妻幾乎沒在一起過性生活了。他也想哭,可是他不能哭,因為社會對男人有更嚴格的要求,要求男人有淚不輕彈。

誰理解他們?

誰為他們着想?

誰着重這對年輕夫妻路邊的飲泣?

 

(5) 「小市民」透過粗俗的語言宣洩抑鬱的情緒

文學作品的寫作過程是一個表達過程,作家把他的審美心理活動的成果,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作家的藝術思維活動本身就離不開語言文學。人們用語言所要表達的內容可以概分為兩大類,一是對於可以直接感知的外在世界的描述,如山川草木的形狀,人的面貌和動作等;二是對他人難以直接感知的思想、心理的描述。 [37] 人是有社會性的,人的思維的內容和形式是有社會性的。語言也是有社會性的,不存在純粹個人的、孤獨的語言。武漢人既精明又粗鄙,既幽默也潑辣,這一切在人物對話中體現出來。方方、池莉經營「漢味小說」 [38] ,直接從武漢平民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方言作為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呈現現實生活的原質感。

《煩惱人生》中,如印家厚的老婆說:「豬狗窩!這豬狗窩還是我給你搞來的!是男子漢,要老婆兒子,就該有個地方養老婆兒子!窩囊吧唧的,八棍子打不出個屁來,算什麼男人!」老婆亳不留情地罵丈夫窩囊,活現生活的原質感。

《太陽出世》中,為妻的李小蘭對趙勝天也是不客氣的:

「趙勝天!真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混蛋馬大哈!」

「馬大哈」是中國北方的方言,意指「冒失鬼」,夫妻本應互相尊重,但李小蘭罵丈夫是馬大哈的同時,前面還加上「混蛋」,足見女主人公粗鄙潑辣的一面。

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在新時期小說中,不乏粗鄙的語言,「人生三部曲」也不例外。粗俗化傾向意味情緒長期受壓抑後,需要尋找宣洩的渠道,這發生在急劇變遷的社會,是有很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前的社會,「小市民」的臉上被牢牢地戴上了一個政治化、革命化的面具,人們為此而活得非常壓抑和沉重。當改革開放之後,在現實的社會秩序呈現無序狀態時,人們頭上的精神枷鎖突然鬆馳,但新的精神支柱在短時間內又無法形成。 [39] 於是,人們的語言和行為使容易向原始的、本能的極端方向發展。

其次,這是人們對自己強烈挫折感的各種反應。改革開放時期,各個階層的利益都在重新調整,過高的利益期望,不合理的社會無序現象,不公平的現實分配等,使人感到憤怒。於是,粗俗的語言在無意識之中就成為「小市民」在情緒受壓抑下,最方便的宣洩方式了。

粗俗語言在池莉的小說中多次出現。下列引文(加上橫線者)是一些例子:

「胡扯!他媽的一派謊言!」印家厚今天的忍讓到此為止!顧不上留甚麼好印象了,他要他的清白和正直。這些狗娘養的!──他駡開了。他根本就沒得到工會的任何通知。      《煩惱人生》

較有修養的吉玲和莊建非又如何呢?且看下面一段引文:

吉玲用修得尖尖的塗了指甲油的手指向丈夫抓去。片刻的工夫,吉玲就勝利了。她披頭散髮,獅子般佔領了電視機。她哭着,喊着,說:「好!動武了!莊建非,你打老子,你這個婊子養的!」

莊建非不禁後退了好幾步,目不轉睛望着妻子就像望着一個奇迹。這完全不是他戀愛兩年結婚半年的吉玲。吉玲嘴裏從來沒有一句髒話,一直是個學生型的純情少女呢。在這尷尬的瞬間裏他甚至想笑,這戲法變得連他都蒙住了。誰能蒙住他?誰又蒙住過他?

吉玲捶着胸脯,繼續哭聲哭氣地怒吼:「你打吧,有種的朝這兒打,往死裏打,不敢上的是他媽烏龜王八蛋!」

莊建非手中攥着了一只玻璃杯……

莊建非就是舉起了這套咖啡具中的一只玻璃杯,狠狠朝地上砸去。在痛快淋漓的破碎聲中,吉玲的聲音比玻璃還尖利。

「啊!你這狗雜種!」                 《不談愛情》

趙勝天迎親那天,發生一幕打架的場面:

滿大街看熱閙的人一片哄笑聲。

狗日的們!」趙勝天咒駡。

李小蘭說:「你還不如駡自己。沒骨氣。聽你大哥的。丟人現眼。」

「現在丟人現眼的就是你,還不快閉上你他媽的臭嘴!」

……他(趙勝天)跳下新郎的座位,劈腿叉腰,指着痰說:「誰的狗瞎拉屎也不出來管管,再不露面老子要她舔乾。」     《太陽出世》

除粗鄙的口語外,文本中多次出現「他媽的」這句國罵,而「性」的本義亦被各種各樣的動詞名詞所傳達,如「狗日的們」,意指性交,與英語「fuck」的意義相近。

在緊張的城市生活中,人的本能經常處於一種壓抑的狀態,語言的道德美感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相反,說一些粗言穢語以及講一些下流的色情話語是宣洩內心鬱結的一種方式,可藉此帶來巨大的心理快感。「小市民」就是透過粗鄙、帶有色情成份的語言來宣洩內心被抑壓的情緒。

 

. 結 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政治權力對文學具有強大的控制力,文學作品往往都是出於官方的政治需要而設定內容,例如要求透過塑造「典型」來宣傳具體的政治路線、要求把某種思想或真理透過作品傳達給讀者等。新寫實小說正是背棄了這種含有強烈政治權力色彩的創作原則,而轉向還原生活本相。為了達到這效果,新寫實小說在創作方式上採用一種缺乏價值判斷的冷漠敍述,即不溢美、不褒貶、不干預和不評價,故意瓦解了文學的典型性,以近乎冷漠的叙事態度來隱藏作者的主觀傾向。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失範」狀態是社會急劇變遷的一種後果,「失範」給社會成員帶來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困難。情緒被囚禁、被壓抑,會令人的情緒低落、空虛和抑鬱。負面情緒是極具傳染性的,通常在不知不覺中,抑鬱已很快由一個體傳給另一個體。

新寫實小說的興起,緊扣着社會的變遷。就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方式而言,「人生三部曲」不講求誇張和變形,而是隱藏理想,重視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書寫生活的原生態,力求細節的客觀和真實。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說,「人生三部曲」因叙述日常生活而膾炙人口,其關鍵不在於寫了什麼,而是怎樣寫。題材自然不是無差別的,重大的政治和社會事件與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是有明顯差別的,但藝術手法的高下,在於如何把握和發掘生活題材,怎樣深化小說的思想內容。池莉的「小市民」階層,正是代表中國的大多數人民。《煩惱人生》的印家厚、《不談愛情》的莊建非和吉玲、《太陽出世》中的趙勝天及李小蘭,似乎都是從生活中隨便找出來的,既沒有美化或醜化,也沒有加工改造,是千千萬萬個「小市民」中的一個,彰顯了個人融入集體的現象。

集體潛意識包含着人類所共有的心理認知與理解的模式,而文學是集體潛意識的流露,它喚起了人們的共同記憶及情感。池莉把「小市民」被壓抑的情緒移入文本的角色中去,產生「我們就是印家厚」的共同情感,並且很快地把這種負面情緒輻射開去,形成集體抑鬱。可以說,「人生三部曲」典型地顯示出特定時期內「小市民」的抑鬱。

199211887歲的鄧小平開始了他五個星期的中國南方之行。鄧的「南巡」在政治上開了綠燈,地方官員繼續放手推行改革開放,促進投資,使中國經濟出現前所末有的快速增長。從1991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 [40] ,這增長率是當時所有經濟大國中發展速度最快的。

隨着九十年代社會及經濟氣氛的改善,「小市民」的情緒張力漸趨緩解,他們已不再抑鬱;同時,池莉的小說創作亦開始走向市場化了。                         

 

 

 



* 黃光禮先生,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 (香港)

[1] . 唐冀明認為《煩惱人生》的印家厚並非沒有思考過人生和自我,也並非完全喪失自信,但是這一切幾乎無濟於事,現實生活的壓迫力量實在太強大了,他不得不妥協與屈服,在本質上他是無助的。《不談愛情》直白地表達愛情雖然很美好,而灰色的、平庸的、建立在各種實質利益之上的人卻會使愛情化為烏有。《太陽出世》以一個年輕女子從妊娠到分娩的全部過程,以及孩子出世後的種種情態融入生命的進程,雖然也以人生的煩惱、窘困和無奈為主題,卻也很注重在展示生活本相時,讓生活自身顯示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唐冀明:《大陸「新寫實小說」》(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87-96

[2] . 張衛中從人的成長看待「人生三部曲」。如果說《煩惱人生》講述的是一個成熟男人的故事,那麼《不談愛情》和《太陽出世》說的是一個男人如何走向成熟的故事,前者是講述一個男人的安份與務實,後者則解釋一個男人為什麼會變得安份與務實。張衛中:《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說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頁78-79

[3] . 黃偉林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人生三部曲」豐富了生活的形態。《煩惱人生》通過肯定人的世俗需要來肯定人,像印家厚對住房、獎金這些很實際的日常生活要求;像《不談愛情》中的男主人公最後意識到自己結婚找對象的內在動機與動力不過是性慾;《太陽出世》中的趙勝天及李小蘭全心全意的努力,只是希望新生嬰兒過舒適的生活,這些人性需要還是很合情合理的。黃偉林:《中國當代小說家群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19-20

[4] . 孫本文:《社會心理學 (上下冊合訂)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8),頁1

[5] . 李強:《當代中國人的心理困擾》(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46

[6] . 陳秉璋:《社會學理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373-374

[7] . 莫里斯.邁斯納著 (Meisner J. Maurice),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461-465

[8] . 張永清:《新時期文學思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125

[9] . 上官子木:《黯然的心靈 中國人的精神疾患》(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頁242

[10] .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大辭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2872

[11] . 吳克昌:社會心理論 轉型期中國社會心理研究,轉引自劉崇順:《社會轉型與心理變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12

[12] . 上官子木:《黯然的心靈 中國人的精神疾患》(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頁243

[13] . 朱元發《涂爾幹社會學引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頁34-39

[14] . 劉川鄂《小巿民,名作家:池莉論,轉引自《池莉文集》第4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2

[15] . 劉川鄂《小巿民,名作家:池莉論,轉引自《池莉文集》第4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6

[16] . 常若松:《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心理分析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頁129-132

[17] . 15萬人告別天星〉,《明報》, 20061112 ,頁A3

[18] . Taylor, Cecelia Monat 著,李引玉等譯:《實用精神科護理》(Mereness’ Essential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台北:葉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36

[19] .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大辭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1772

[20] .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大辭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1686

[21] . 巴史克著 (Basch, Michael Franz),易之新譯:《心理治療入門》(Understanding Psychotherapy) (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36

[22] . Gilbert, Paul. Overcoming Depression: A self-help guide us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techniques. (London: Robinson Publishing Ltd., 1997), p.3.

[23] . Dr. Buckman, Robert & Charlish, Anne 合著,何修宜譯:《憂鬱症》(What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About Depression) (台北: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0

[24] . 町澤靜夫:《中年期憂鬱症》(台北: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28

[25] . 龔紹麟:《抑鬱症》(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頁3

[26] . Dr. Gillett, Richard (理查德?吉列特醫生) 著,阮煒譯:《抑鬱症醫護錦囊》(Overcoming Depression) (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1994)66

[27] . 李培林、李強、孫立平等著:《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44

[28] .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42

[29] . 常若松:《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心理分析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頁127-129

[30] . 汪義羣主編:《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四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147

[31] . 錢春蕓:池莉作品論,轉引自《中華讀書報》 1997219 第一版 (載《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文史哲專輯》網頁:http://cjn.lib.hku.hk/kns50/detail.aspx?QueryID=4&CurRec=48)

[32] . Taylor, Cecelia Monat 著,李引玉等譯:《實用精神科護理》(Mereness’ Essential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台北:葉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93

[33] . 吳克昌:《社會心理論─轉型期中國社會心理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13-115

[34] . 張秀琴:《佛洛伊德無所不在》(台中: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60

[35] . 劉川鄂:《小巿民,名作家:池莉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67

[36] . Dr. Gillett, Richard (理查德?吉列特醫生) 著,阮煒譯:《抑鬱症醫護錦囊》(Overcoming Depression) (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1994),頁67

[37] . 王先霖:《文學心理學概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145

[38] . 樊星:「漢味小說」風格論方方、池莉合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1),頁49-55

[39] . 邵道生:《現代化的精神陷阱嬗變中的國民心態》(北京:佑識產權出版社,2001),頁117-119

[40] . 莫里斯.邁斯納著 (Meisner J. Maurice),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頁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