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7期 2010 年 12 月

 

 

啟蒙與革命

 

鄭貫公、黃世仲等人的粵語寫作

 

李婉薇*

 

 

引 言

19002月間[1],孫中山擬設革命宣傳機關的構想終於實現,《中國日報》正式在香港面世,由陳少白任總編輯。除了日報外,還出版《中國旬報》。此報從第十一期起,改「雜俎」欄為「鼓吹錄」,刊載粵謳、南音、曲文、班本等。馮自由指其為穗港報章中,「設置諧文歌謠之濫觴」[2]。此說雖未必經得起嚴格推敲,不過對革命派所辦的報刊,《中國日報》的示範作用應該毋庸置疑。「鼓吹錄」在出版37期後,於19033月併入《中國日報》[3],成為該報的文藝副刊。

以《中國日報》為中心,革命組織開始在香港集結一群在海內外接受革命思想的人,並逐漸形成一個粵語寫作的群體。從他們日後的寫作和辦報成就來看,鄭貫公和黃伯耀、黃世仲兄弟無疑是領袖人物。鄭貫公和黃氏兄弟訂交的細節缺乏資料可尋,但估計黃世仲到港後,很快就認識到鄭貫公。雖然黃世仲在1902年冬加入《中國日報》時,鄭貫公應該已經離開該報,著手籌組《世界公益報》,但此事黃世仲已經參與其中。據高劍父、陳樹人回憶:黃世仲與陳少白、鄭貫公、陳春生等商議別創第二、三陣營,以增加宣傳革命的聲勢[4]。黃世仲於是辭去《中國日報》之職,協助鄭氏創辦《世界公益報》。1905年,鄭、黃二人隨馮自由會見孫中山,一同加入香港同盟會,並分任庶務和交際兩職[5]。據馮雪秋回憶,鄭黃二人「豪邁健談,朝氣蓬勃,經常喜與工商學界一般群眾聯絡接近」[6],可見二人性格略有相似。其後鄭氏所辦各報,黃世仲和兄長黃伯耀都參與撰稿。1906鄭氏病逝後,二人的辦報活動才轉趨活躍。可以說,自任職《中國日報》之後,鄭、黃二人一直並肩作戰。除了黃世仲之外,陳樹人、胡子晉、勞緯孟、王斧、李孟哲等,都一直追隨鄭氏。在鄭氏病逝前,革命派籌組另一份報刊《香港少年報,由黃世仲任總編輯兼督印人,部分成員也就是《廣東日報》、《有所謂報》的成員,可知在鄭氏的團隊之中,黃世仲是另一位領袖人物。鄭、黃的戰友,部分也有編撰其他革命報刊,如陳樹人也是《平民日報》的主筆;李孟哲也有擔任《國民報》、《平民日報》、《人權報》的主筆等等。辛亥革命前夕,李孟哲、盧博浪在廣州辦《平民日報,黃魯逸在澳門創辦優天影劇團時,香港同盟會報人更是傾巢而出,全部到澳門支持。可以說,鄭貫公及其友人形成一個彼此呼應的網絡,是晚清革命宣傳和啓蒙活動的重要群體。這個群體雖是以政治為基礎,基本上屬於香港同盟會的成員,旗下報館的人事變動,也可能由該會在背後調配,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一個粵語寫作的群體,他們在報章上發表多種粵語文體,構成了晚清粵語寫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時甚至逸出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滿足他們作為下層文人的寫作旨趣。

 

謳歌變俗

穗港兩地的革命派報刊,內容不出幾個主題,包括:宣傳革命和種族主義、批判迷信風俗和不良社會風氣、諷刺和批評社會政策、動員群眾加入爭權運動等。為了配合下層社會的趣味,使他們能瞭解這些內容,報人大都以粵謳、南音、木魚或龍舟等民間說唱文藝,譜寫這些內容。大部分報刊都每天刊出一首粵謳、南音、木魚、龍舟歌以至笑話諧談,並常常以連載的方式刊出粵劇班本。在晩清之前,這些廣東民間文藝已經歷過複雜的生成和演變,其中亦不乏物質的介入。木魚書最早在明末已經出現,這種出版物對南音等說唱文藝的形成有很大助力。到了晚清,介入戲曲的物質媒體還有留聲機和唱片。論者指出,「戲台」、「唱片」和「圖書」三者生産和傳播方式不盡相同,又互相影響[7]。事實上,在報章刊登民間說唱作品,其傳播過程和傳統民間曲藝的不盡相同,與上述三者也並非完全一致,亦頗值得玩味。民間歌謠本來誕生於民間,反映一般百姓關心的議題,在下層社會平面傳播,但報人志士把民間文藝的體式奪了過來,盛了新酒,由上而下再灌輸到民間,內容不再是民間自發的心聲,而是改革者的志願。民間說唱文藝的作者、目的、功能完全不同,首先使內容出現重大改變─不局限於兒女情長,而展現出特定時代的種種風雲變幻。

以說唱文藝呼應時事、號召運動,《有所謂報》可說是箇中佼佼者。在短短一年多的壽命中,它可說與廣州社會以至整個時代同呼同吸。據冼玉清統計,在目前可見的材料中,以反美拒約為題材的粵謳50多首,她選錄的28首粵謳,出自《有所謂報》的達到20首之多,可見《有所謂報》的這些作品「有代表性和具體史實」[8]。阿英指出「傳誦一時」兩首說唱〈海幢寺(急口令) 和〈吊煙仔(龍舟歌) 都出自《有所謂報》[9]。以華工為題材的作品,是這次運動一主要內容之一。鄭貫公等人以自己的想像,貼切地寫出華工出洋謀生的苦況。鄭氏所寫的粵謳〈真正係苦〉[10]「真摯動人」[11],頗常被論者引用,謳中抱怨:「真正係地球雖大,無處可把身容」。最後寄望光復神州:「唉!愁萬種,熱血如涌。但得漢人光復呀!重駛乜遠地為傭。」篇幅較長的南音〈華工訴恨〉描寫華工出洋的情況和心境[12],包括遠別家人:「執生包袱將程動,家下如何嗣後可把信通。妻子爺娘來遠送,大家難禁眼紅紅。分離誰個心唔慟,薦別聊憑酒一盅。此後相逢唯有夢,可惜天涯作客好似斷梗蓮蓬。」海上飄流:「聽得風聲如怒吼,料必打來大浪若山丘。全船動搖好樣風前柳,波心飄蕩任沉浮。幾十日凄涼捱到够,想起出門人賤淚難收。只望上天來庇佑,等我安然到埠就把酒禮相酬。」登岸受辱:「當我華人好似畜牲,重有木屋深深來鎖困,但凡違例就苦困層層。有病俾佢羈留唔在問,就係無病之人亦被困身,苛例重重真惡忍。」最後寄望以抵制美貨的手段解除苛約:「我地華人要力爭,政府若辦不來就要齊發憤。想條善法大眾遵行,講到抵制總要人多,萬眾齊心佢奈乜我何。

除了投入歷史事件的洪流,呼籲民眾響應運動。鄭、黃等人的筆下,也有很多內容為開民智而寫,破除迷信是其中最重要的題材。每到節慶時,民眾涌向寺廟求福祈願的現象,都令鄭、黃等人非常不滿,視為民智發達的大敵,每逢節日必定批評一番。署名「若明」的粵謳〈觀音誕〉就集中地表達這種情緒:

觀音誕,興鬧如雲。睇嚇今個的愚婦癡男,到處咁奔。有的仲話清齋一月,至算心誠懇。若然唔清淨呀,點敢去參神。盛備花香和祭品,作福求籤問自身,又望菩薩保佑佢平安,行個好運。幾番膜拜,實在殷勤。唉,睇佢迷信得咁交關,真係可憫。一派胡塗太過鈍根。個的泥雕木塑,邊有神靈鎮。大抵濫廟淫祠,最易惑人。就算個個觀音,荒誕得很,唔好咁傎。令儂真肉緊,呢見你迷頭迷腦,就五內如焚。[13]

署名「蘆葦生」的龍舟歌〈力破神權〉列舉粵人信仰的神明[14]。這篇作品應寫於舊曆七月,所以作者說「神誕及燒衣,係呢個七月至旺,接着描述乞巧節、盂蘭節、拜財帛星君、拜城隍、拜地藏等,不但群眾「不辭跋涉,遠路茫茫」地去拜祭顯得荒唐,他們的迷信又成為許多騙局的溫床,例如鬼節燒衣,原本是祭祀枉死的冤魂,但又成了一些流氓發財的手段:「引動生鬼一班,到處嚟清唱。佢話燒衣唔打賞,生仔就少年殤。」民智問題似乎比外交問題更難解决,作者最後束手無策地唱道:「總之智識未開,心亂向。錢財枉用,放棄人綱。可惜舌燦蓮花,空悵悵。幾回難入,夢魂鄉。點得唱出歌聲,能有影響。把風俗留心,一自自去改良。」端午節賽龍舟釀成武鬥,又使鄭貫公反思中國民間的「尚武精神」能否用到救國圖強上去:「睇佢個的尚武精神真糾糾,獨惜野蠻爭競不計沉浮。」[15] 歌中詳細描寫武鬥死傷的慘狀:「有的堂堂槍斃要下閻王殿,有等受傷難抵轆倒船邊。個陣鑼鼓無聲煙滿水面,你話冤沉海底命叫誰填。試想七尺身躬何苦咁賤,不死在刀槍就死在九淵。捨得肯救國捐軀唔怕死遍,永遠留名幾咁闊然。」[16]

監察官場也是清末革命派報刊的使命之一。鄭貫公寫作的粵謳官字兩個口成功地勾勒出貪官的可怕形象:「佢一個口打開,已是去將丁搵。況且兩個口開齊,佢就無碇避身。若系食到無人,佢又驚噲吊癮。就把地皮來刮,絕不留情。佢剝盡脂膏,故系唔在問,刮到地無青草。刮到地無青草,佢重要向各處種曬奴根。」[17] 所謂「種曬奴根」,指酷吏的剝削,使不少官員、民眾為了自己的利益淪為奴才,在階級夾縫中討生活,頗為深刻地指出官場文化的深遠影響。署名「心時」的粵謳報效,明確地指責當時兩廣總督岑春煊以「報效」為名掠奪鄉紳的財富,為了向清朝交代,不顧百姓難苦,也不顧慮可能引起的社會動蕩:「睇吓一日日財盡民窮,真係可憫。呼號遍地,你都詐作唔聞,淨話庫款奇絀得交關響處震。慌死朝家唔話你出力,就不顧百姓艱辛。〔……〕只恐挺而走險呀,噲激起個的貧民。」[18] 支持革命的《有所謂報》對慈禧太后的作為也非常憤慨,主要控訴其窮奢極侈。陳樹人寫作的粵謳死了就罷,痛斥清太后為斥巨資為自己興建陵墓:「死了就罷,免得整至世界咁艱難。可恨你老而不死,枉立人間。」[19]

民間創作講究即興情感發揮,傳統龍舟是口頭創作、口耳流傳,很少刻印成書[20];南音雖有木魚書作歌本,但演唱者的即興表演仍然很重要。報刊上的這些作品,首先出現於印刷品而非舞台,首先是閱讀的而非演唱的,一開始就有了修改、錘煉、寫定的空間。但吊詭的是,它們的作者都希望讓他們「回到民間」。所以,鄭貫公等人寫作民間文藝的狀態略近於文人擬作,但並不著重個人才華的展露、亦不以提升民間作品體裁的文學性為宗旨。《有所謂報》並非純粹的粵語報章,書寫的文字仍然以文言為主流,首先的讀者極可能是部分思想開明的學生和鄉紳,但這些說唱文藝作品最後的擬想聽眾仍然是普通百姓。儘管還沒有證據顯示,《有所謂報》的編輯們曾經系統化地組織瞽師女伶,演唱自己創作的說唱文藝,但當時的確存在這種風氣。《有所謂報》就曾報道,有人將拒約事件編成班本粵謳,讓瞽師歌姬演唱:

開化下流社會,莫如戲子,開化婦女,莫如瞽姬。現在國民盛倡拒約。戲行中人,已聯蓋圖章,擔任義務。近有某氏等,將拒約事實,撰成班本粵謳,遍教各瞽姬度曲雲。[21]

由於說唱文藝的終極讀者是平民百姓,加上有時這些作品帶有動員群眾的目的,鄭貫公等人寫作這些「擬說唱」時,語言方面特別著重以真切的口語表達情緒,方言諺語的成份大大增加。例如「嘆五更」的曲詞原本比較文雅,這一類型的典範之作,即何惠群的〈嘆五更〉,以妓女的口吻訴說對情人的思念,古典詩詞的意象非常豐富,明顯地使用粵語口語詞的地方只有七處,前引的〈金山客嘆五更〉雖然仍然有少量詞藻略為文雅,不配合華工的口吻,但口語成份已經增加很多。不過,與此同時,民間曲藝在文人化的過程中,亦形成了傳統風格,對鄭貫公等人造成不自覺的制約。在《有所謂報》中,少量的南音作品特別文雅,例如〈天涯秋恨〉[22] 就是典型例子,游子思鄉、憂傷國是的題材本來就極富傳統色彩,運用古典詩詞中常見的景物和典故,七言句特別多,明顯較為遵守南音唱本的格式。[23]

 

諧文警世

晚清粵語區的報刊,有別於上海精英文人所辦的報刊,並無文體和語言的潔癖。鄭、黃等人的文體,依賴語言的越界而獲得新意,在諷刺和詼諧中,完成反抗權威的使命。在這些報刊中,各自代表雅與俗的語言沒有明確的楚河漢界,反而常有混同的傾向。刊出諧談笑話的專欄本來都屬文言筆記體,但黃世仲本人就寫了不少摻雜粵語的笑談筆記,使所記之事更滑稽可笑。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體是諧文。諧文不但在晚清報刊中數量可觀,而且繼承了深厚的寫作傳統。如果說創作民間說唱文藝,是鄭、黃等人為普通百姓代言,諧文則代表他們在文人系譜上的認同。當然,鄭、黃等革命志士怨刺清廷,已不僅僅意圖「抑止昏暴」,諷刺的對象也不限於君王貴冑,但仍然有不少諧文為了「有益時用」而作[24]

劉勰把隱語的源頭追溯至荀子的〈蠶賦〉,這種以此物譬況彼物,旨在影射諷刺的寫作方式,在鄭、黃等人筆下亦很常見,如以「蟮」、「蛇」嘲諷把持粵漢鐵路的九大善堂。但是,在文體上更直接被鄭、黃等人以至近代文人追認的,卻是韓愈〈毛穎傳〉、〈送窮文〉這一脈。韓愈可說是革命派報人最常致敬的古文家,〈仿韓昌黎送董邵南序送康生之南洋〉[25] 一文,聲聲「康生勉乎哉」之餘,譏諷康有為不察「民族主義澎漲人群」;又有仿〈獲麟解〉和〈龍說〉而作的〈獲蛇解〉和〈蟮說〉[26],二篇均雜用粵語。值得注意的是,〈送董邵南序〉是一篇「反詞」,〈獲麟解〉亦托意深遠[27],可見作者選擇戲仿資源時是經過一番挑選的。論者以為,這種以嚴肅莊重的筆法寫微末之物的技巧,以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為最早[28],香港革命派報章上的諧文亦有戲仿這篇作品[29]。至於鄭貫公編選的《時諧新集》,前文已略作介紹,除了《嶺南即事》之後,該書另一文化資源是繆艮在道光初年編著的四輯《文章游戲》。繆艮生於1766年,雖然是杭州人,但在1810年來粵後,寓居十年之久[30],《文章游戲》也在廣東文人間流傳甚廣。繆艮多情才子的形象,甚至被寫入粵劇戲曲《客途秋恨》,經名伶白駒榮演唱而家傳戶曉[31]。繆艮中秀才後仕途不振,在廣東生活的貧困潦倒[32]。他的游戲文章也多懷才不遇,窮愁苦悶之辭,由此而生出對科舉制度的反省和反抗,推翻「以文章博功名」的功利價值觀[33]。如郭沫若所說,他在這方面成了一位「叛逆者」,給八股統治的時代吹入了一陣涼風。《文章游戲》對晚清文人影響不小,杭州的《游戲世界》在1906年創辦,就以之為模範[34]。《文章游戲》集中對各種嚴肅的應用文體的戲仿,也直接得到晚清報刊的繼承。

不過,和前輩很不一樣的是,諧文一向以文言為正體,但鄭、黃及其粵語寫作群體,卻援引了一種民間資源,為這種游戲文章帶來新的動力,那就是粵語。粵語入侵高雅文體,主要的目的是製造滑稽諷刺的效果,說是以諧文警世,實則亦有粵地文人獨特的語文趣味在內。鄭貫公所寫的〈游撈淨水記〉[35],這篇「古文」全篇充斥帶「水」字的廣東俗語俚語,但是,勸人勿流連風月場所的題旨,始終非常清晰。「落花影」的文章前常有粵語「題詞」,總結正文大意。〈游撈淨水記〉前的題詞亦簡單易記:「咪估好過掣,跟人搵老契。總之有日好閉翳,喂,大帝。」正文開首脫化自〈赤壁賦〉:「咸淳之秋,臘月無望。有客游於欲海之上,過迷魂洞,轉陷坑,至一處,忽香風徐來,水波不興。漁人曰:此撈淨水也。」撈淨水是「獨占便宜」的意思,此處用作河流名字。接着描寫嫖客好色的情態,亦生動有趣:「時有水蟹出沒其間,原名整色水,多產水雞,而打水圍客耳此名,則口水流流,欲得一問津方合其心水焉。」打水圍即游寮、嫖妓[36]。然後寫別的嫖客如何慕名而來,被妓女騙財:「水族動物,塗好胭脂水粉,儼然出水芙蓉,而客一頭霧水,欲求魚水之諧,不計及其食水之深也。」最後嫖客散盡家財,還為逃避「水師提督」的追捕而墮水送命。作者最後說:「吾不能不流些墨水,作此撈淨水記,以為一般之打水圍客鑒。」古文句法和廣東俗語互相撞擊的趣味彌漫全篇,很明顯的是,它的對象應是文人鄉紳,而非一般百姓。粵語在本篇的角色主要增加幽默諷刺的效果,諷世同時警世,使讀者在嬉笑之中,對嫖妓問題有更深刻的印象。這種以一字串聯俗語詞彙,繁衍成文的寫法,鄭貫公和黃世仲頗為常用。黃世仲的兩篇諧文〈左東頑小傳〉和〈白霍仔先生傳〉便分別用「左」和「白」字做文章。後者諷刺好賭而不學無術的小人物,偽裝新人物混迹學堂和官場。粵人以「沙塵白霍」形容傲慢的少爺,本文開首即說:「先生姓白,名霍,無字,沙塵世界中人也。」文中記述他無法勝任學堂教習,最終被學生杯葛:「近來又趨風,講新名詞,竟夤緣為某學堂教習,然多讀白字,被學生貼白抄,聯而抵制之,遂鼠竄而去。」[37] 另一篇鄭貫公所寫的游戲文章,〈擬科舉家送魁星文〉[38] 亦寫入不少粵語,頗能曲盡科舉被廢時部分士人的狼狽情狀。當初為了祈求高中科舉出盡法寶,又是遷葬又是拜神:「老子搵埋風水,生龍口遷葬真多。亞媽拜盡廟堂,燒猪肉許酬不少」,最後卻只空夢一場:「迄今下諭一張,竟令淡如白水。家山冇福,我唔偏怨星君。國祚當衰,佢獨專欺士子」。

因為加入了粵語,不但諧文的風格有所變化,作法也大不相同〈險過剃頭說〉就拿粵地俗語造文章,宣傳反清思想,頗見巧思。粵人有「險過剃頭」的俗語,表示僥幸逃過危險。作者在篇首說,不懂剃頭何險之有:「初以為剃頭之險,不知若何險法矣。及嘗親歷其境,則見有不甚險者。手剃頭佬之手勢,工多勢熟,眼快指輕,刀下發隨,何險之有。」煞有介事地推敲一番後,才說:「吾嘗得諸史冊,溯厥由來,乃知險過剃頭四字之名詞,實出現於二百餘年前,而不自今日始者,當乎滿清入關伊始,下令剃髮,民不樂從。清乃命待詔拉人,右持刀,左執髮,監硬去剃,霍然一聲,否則一刀誓 (平聲借用) 來,又死一個。[39] 後二句描寫剃頭不從,立即被殺,生動地渲染清人的凶殘和異族統治的壓逼。戲仿古今各種應用文亦是這些諧文常見的題材,從奏摺、告示、照會、碑文、祭誥,到卦、檄、序、書、誄,再到章程、廣告、條款、辯詞等,甚至「焰口都可以加以戲仿,來抒發作者對社會亂象的不滿〈盂蘭焰口有序模擬道士超渡鬼魂念誦的經文,超渡的卻是賭鬼、煙鬼、熱心科舉和功名的舊鬼、一毛不拔的商紳劣鬼、有傷風化的姣鬼等等,序文控訴「世界已經成鬼 (),舟居陸處,儘是黃泉」。

也有少數的諧文,如風俗志一般記錄了當時的社會變遷。〈牛肉耙賦〉[40] 音韻諧協,形容生動,描寫當時西餐廳逐漸在香港流行,既可以供「闊佬」宴客,「飲得沉沉大醉,幾咁繁華」,又歡迎下層社會的顧客,「無論挑夫侍役,平等而來」。作者似乎對西餐廳的食品、衛生、裝璜都大有好感,暫時拋棄了地道的點心和燒味:「斟盆生意,晏晝何須執點心,做餐人情,宵夜無謂斬燒肉。於是請食西菜,爭做東家,不用碗筷,只拿刀叉。只求新鮮之牛肉,免提俗品之魚蝦。或開沙士水,或飲咖啡茶……」卻又對西方文化的侵略性,有一絲憂慮:「嗚呼,西菜盛行,唐餐惡做,洋派維新,人情厭故,豈飲食之改良,抑衛生之進步?」在種族仇恨和社會問題之外,這篇諧文難得的輕鬆有趣,為晚清的香港社會存一寫照。

 

以筆墨作演說

雖然晚清的報刊都以啓蒙為號召,但真真正正以目不識丁的百姓為對象的報刊卻很少見。除了因為報人往往難以割捨自己的文人身分和趣味,更重要的是報刊作為必須以閱讀行為來完成的媒介,對直接的啓蒙構成一定的障礙。不過,也有報人有心跨越這種障礙,黃氏兄弟主辦的《廣東白話報》和《嶺南白話報》分別在1907年和1908年創刊,全部用粵語寫作,把「演說」和「報刊」這兩種傳播文明的利器混合使用[41],是晚清少數直面下層社會的刊物。黃伯耀等人認為白話報可補演說之不足。在論及廣東實行地方自治時,他們主張須辦白話報「而今廣州擬行地方自治,應該照天津自治辦法,設立地方自治局,分設各課,選用員紳,按章治事,出白話報嚟幫助演說之不逮。」兩種雜誌都只有黃世仲的小說和部分班本用官話寫作,就連廣告、編按都用粵語,而黃世仲極少在其他報刊用粵語譯寫外國小說,在《嶺南白話報》中卻這樣做了[42]。事實上黃伯耀等人非常重視白話報的功能,有頗為清晰的理論和主張,他們稱白話報為「聖藥」[43],並指出一般報紙是「含書識墨人」做的,沒讀書的人看不懂,故此大家辦起白話報來,但「可惜佢唔係駛正廣東話,又唔係駛正廣東省城話」[44],所以不能滿本地讀者的需要。無論書籍和報紙做得多麼精彩,讀者不會看也是枉然,只有粵語白話報才能把新思想的種種道理說個明白,使讀者一看就懂:「究之整作白話,用意雖深,用筆較淺,凡我地廣東人,講番廣東省城的土音,了於目便了於心。」[45] 而白話報的宗旨和精神,在於把社會上不當的言論、風俗等問題,說得清楚明白,使懂了的人又能清楚明白地傳出去。他特別希望透過白話報使婦孺的思想更文明開化,但又想到婦孺就連白話報看也不懂,因此責成男人和成人向他們講解報上的道理:

朋友,你地的男人,你地的大人,就勢唔辭得去個責任,你地係識字嗎?係曉事嗎?故我望你地列位亞哥,睇過白話雜誌,必要將白話雜誌裏頭所講的倫理,所講的事實,所講的奇奇怪怪新聞,擇的關於國家,關於種族,關於立身涉世的緊要,一五一十,講俾過佢聽,好采得佢入耳,生出感情,我話白話雜誌的功效,便好似普及教化一樣囉。[46]

除了結合報刊和演說,黃伯耀還有意結合小說和演說。他提倡在鄉間設小說演講會,並且視之為一種「普及教化」:「小說之筆墨,巧而趣,其感人之妙,有寓於無形者,明乎此,則演說小說之捷於教化,其要務哉!吾故以為演說小說會之宜創辦也。」[47] 黃伯耀這種「曲綫啓蒙」的想法,略近於鄭貫公提倡以淺文寫作,然後希望讀者「互相播傳」。黃氏等人用粵語寫作雜誌中的絶大部分內容,顯然是便於「一傳十,十傳百」,如此費盡心思,就正因為在把白話報看作一種「普及教化」的工具。除了圖畫、演說、小說、南音、龍舟歌、班本、笑話等常見的欄目之外,黃氏兄弟還為他們的讀者量身訂造了設計一些別的內容,例如《嶺南白話雜誌》的「清潔局」談衛生常識、科學知識,「宣講室」把四書譯為粵語。這些內容都是兼具教育色彩,而又較少見於其他報刊。為了社會最底層的大眾也明白「筆墨人所演說的事」[48],作者把一些普通常識也不厭其煩地作詳細解釋,例如把「螳臂擋車」、「以卵擊石」說成「猶如螳螂伸起只爪,想擋住駕車」,「擰起個鶏蛋,想碰爛臼石」[49]。對敏感的革命議題,作者向他的聽眾和讀者解釋說:「革命唔系作反咁解噃」,「我唔系叫你地周圍去攪擾,俾條命嚟教飛」。改過自新,是革自己的命:「無論做官嘅人,讀書嘅人,做生意嘅人,與及膊頭擔擔嘅人,個個都肯將舊時個哋見得佢唔好嘅,盡地改變曬,做一個好嘅出嚟,咁就亦都叫得做各人嘅革命」。而今日的「政治嘅革命」,則是反抗異族不合理的統治:「點解明明唔應咁做法,都監你要咁樣做唎,個的就系異族刻薄我地同胞嘅法子黎咯。佢要我地是必聽佢話,我地唔制,件件都要同佢相反,咁就系為之革佢哋命呼。」[50]

黃伯耀的「擬演說」非常注重與「聽眾」的交流和語氣的模仿。比較以下三篇「演說」的開首可知見一斑:

各位,鄙人今日纔講時務兩個字,舊咯。但係新舊兩個字,必須比較,纔分得出的。比如有個女子,四十六歲,諸君一定話佢舊,但係比之七十歲老婆婆,仍算甚新的。又有幼女,十三歲半,一定話佢極新,但係比之未滿月女仔,見佢舊得好慘咯。[51]

現在幼童讀書緊要,個句說話冇人話唔曉得咯。大凡一個人,必要有個做人資格,個資格唔係出世時候就帶來,都係靠住少時教育,慢慢地養成一種好資格。你估資格到底點樣[52]

喂,朋友,今日中時勢,係點樣時勢呢?今日中國情形,係點樣情形呢?我估朋友攝高枕頭想一想,都知到係難,都知道係危急咯。如一個人染了大病啖樣,斷咕唔係一兩劑清涼散熱藥,就可以好得囉,唉,難的確係難咯。[53]

以上三篇都是「擬演說」,但就感情色彩愈來愈濃烈。最後一段由黃伯耀所寫,他多次提及聽眾,習慣用「朋友」來稱呼他們,用上很多的疑問和感嘆的詞句,還常常重複自己提出的問題,常常想像聽眾的反應,儘量記下口語中無意義的語氣詞,使之接近日常口語。演說體裁不一定有很鮮明的個人風格,但又並非完全千人一面。黃伯耀的演說文章最常見的是涉及「你」和「我」的授受關係,但有時又引入旁觀的第三者,以引起聽眾或讀者的好奇,並且說明主題:

喂,朋友,你咕個間白話雜誌個先生,係顛唔係呢?係戇唔係呢?佢成日咁口翕,唔通係唔見口乾,你睇佢又試口翕咯口翕乜野呢?咪住乍,等我睇過佢講乜野乍。呀,原來佢講造戲喎,佢講改良新戲,係轉移社會的妙藥喎。[54]

如此費盡心思,要把「擬演說」寫得比真正的演說得更富激情,更具現場感,流露作者對啓蒙事業的熱情。

在《廣東》、《嶺南》兩種白話報之前,「擬演說」文章的寫作雖然不那麼集中,但在《有所謂報》已有一些值得玩味的作品,如鄭貫公所作〈睇嚇,睇嚇,官重弊過賊〉,同樣刊於該報的諧文專欄「落花影」,但因為性質和一向刊出的很不同,因此注明「特別白話」。全篇仿如演說底本,演講者的表情、觀眾的反應都在括號裏注明,如「抖氣介」、「搔首作想介」、「眾人拍掌」。內容控訴政府以「報效」之名,打地方富紳的主意。作者認為與「打荷包」、打家劫舍無異,並且呼籲一般民眾不要掉以輕心:

喂,鄉里,顧住播。就輪到我地囉。咪話佢地大粒佬,冇緊要,闊佬志在咩。唔係咁講咯,作完闊佬就作致到我地囉。點算好呢,等我想(搔首作想介)有咯有咯。唔怕唔怕,寫一張謹慎荷包紙,通處去帖。唔又寫一個楊頤在此,個的妖怪就唔喇。(眾人拍掌)呵,呵呵,呵呵呵。[55]

這篇「文章」充滿生動的戲劇效果,和演說關係密切。在「前人史」專欄刊出署名「大我」的〈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注明「白話」[56],實際上則是一篇說書,開首作者就說「諸君,今日天氣晴和,鄙人請與諸君講吓古人的故事。鄙人滿腔熱血,特地講與諸君聽吓。今日講嘅係乜野事呢,系一件最好聽最奇怪的事。此事係出於俄羅斯虛無黨裏頭,諸君待鄙人慢慢的說出來。卻說……[57] 講說途中常有照應聽眾之處,有時在連載的結尾還說「欲知後來更有更奇的事呢,諸君,不必忙,待鄙人慢慢說出來[58]有時又呼應昨日的內容「諸君,俄羅斯係地球第一個專制國。昨日己經講過……」[59]有時故意引起聽眾的好奇或共鳴「你話可佩服唔佩服呢」、「你話他做什麼事呢」[60] 有時又漏出一句文雅的古語以表達強烈的情感「唉,孰謂女子不能救國呢?」[61] 結尾則說「他君主是個同種,尚且如此,若是異種,便不知怎樣呢?鄙人不說,請諸君返去想一想罷了。」[62] 在整個演說過程中,說書人並沒讓人物說話,人物的行為、思想全都由說書人覆述出來。

另一篇由「萍初四郎」寫作的〈民族偉人閻應元〉亦注明「白話」[63],雖然刊於「小說林」,作者亦稱本篇為「白話小說」,但顯然停留在「聽小說」的狀態,未進入「讀小說」的階段。雖然說書味道比前引的〈蘇菲亞傳〉淡薄,但聽眾仍然是明顯存在的對象:「呢,你地想吓,着數唔着數。」[64]、「你估呢個人,叫做乜野名,係點樣來歷,等我慢慢講過你地知。」[65] 在閻應元出場前,作者的議論更時常介入叙述。不過,人物說話的機會比較多,尤其是主角激動人心的說話,說書人常作直接引述。例如講述閻應元面對海賊入侵時:「個陣嚴典史,見勢頭唔好,就立刻揸起一把大刀,騎一匹高馬,跑到市上,大聲對住眾人話:『你地要走,走去邊處?有膽嘅好跟住我嚟殺賊,然後至保得住身家性命!』」[66] 講到原本公推陳明選守城,抵抗清兵:「明選對住眾人話:『你地舉我守城,為保護百姓,我豈有推辭。惟係我自問奮勇唔及閻公,今日咁大件嘅事,事必閻公嚟,然後正有把握。』」[67] 到閻應元知道大勢已去:「個陣閻公,自知不免。嘆一口大氣話:『天不祚漢,心願難諧!我惟有一死,以謝江陰百姓而已!』」[68] 但這句話用的是淺白的文言文。白話小說和說書關係密切,晚清時期的白話小說本就「話說」與「看官」並存。可以說,以粵語寫作的〈民族偉人閻應元〉和晚清以官話寫作的小說,基本形態一致,但前者說書痕迹較為明顯,叙述者較少進入人物的思想和內心活動,語言仍然夾雜少量古文。

演說在晚清志士熱熾的啓蒙訴求下發展起來,日後擔當的歷史角色愈趨吃重[69]。黃伯耀、鄭貫公等人以粵語寫作的「擬演說」,可以視為「曲綫啓蒙」的中介,有助新思想、新知識滲透至社會最底層的受眾,其背後仍是「以各省方言,開各省民智」[70] 的思路。

 

結 語

在穗港兩地的啓蒙報刊中,北方的官話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儘管當時這種官話在很多地區已經嶄露頭角,以「官話」和「擬官話」寫作的白話報普及多個省份,但限於當時的語言環境和長久以來言文分離的現象,鄭貫公等人不認為這種「通用語」可以成為直接而廣泛的書寫語言。事實上,當時粵人要擅長以官話寫作,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在非官話區的報人要用官話寫作,都需要經過一段學習期,而寫出來的文章,其語言特徵也並非和官話區的完全相同。鄭貫公甚至沒有在北方生活的經驗,對他來說,以官話寫作既不如學習已久的文言,亦不如母語粵語般親切。在晚清以官話寫作的白話報,還有教會讀者北京官話的意圖,鄭貫公等人無疑較難勝任。在《有所謂報》中,鄭貫公最常以文言寫作論說體散文、以粵語寫作民間小曲,或並用二者寫游戲文章。因為晚清時期的粵劇使用「戲棚官話」演唱,刊出的班本也只有少數在說白時用上粵語,但鄭貫公很少是它們的作者。在編輯《開智錄》時,鄭氏曾經模仿白話章回小說的語言和體例寫了五回的《摩西傳》,但並不很生動嫻熟,雜有文言用字和句法,例如:「即命小婢下河涯尋覓,卒在蘆葦間,尋出一小孩子」、「迨後埃及這事漸漸沉了,摩西即走歸猶太國」、「年長日久,憂勞過度,積思成疾,積疾日深,藥石無力」等等[71],使鄭氏的官話讀來略覺生硬。在《瑞士建國志》中,他的白話文雖甚有進步,但仍然時有夾雜淺文,而且第一回的回目已經用上粵語詞「耕田佬」。以《有所謂報》為例,成員掌握官話的水平甚不一致,「蘆葦生」兼擅官話和粵語,既在粵劇班本《戲中戲》中靈活生動是用上粵語,又以「京腔」寫作班本〈陳情表〉[72]。但亦有成員表明自己不大懂官話的,署名「哲」的作者在〈情一個字〉的粵謳後附注說:「作此粵謳甫畢,客言於旁曰:篇中『情』字,似作宜讀正音,方足為中國最近現象寫照。余不諳正音,因叩讀法。曰:讀若『錢』可矣。余乃以『錢』字讀之,不禁笑曰:亦佳。」[73] 黃伯耀的語言能力和鄭貫公接近,據現存資料,幾乎難以確定黃伯耀寫過官話作品。黃世仲的官話流暢生動,但他專門用來寫小說,與兄長和鄭貫公合辦的報刊上,他常用的仍然是文言和粵語。黃世仲以官話寫小說,以文言寫政論,以粵語寫粵謳、龍舟歌等,一身兼有南北兩地的語言習慣。

像《有所謂報》等以粵語區為銷售網的報刊,北方的官話並非有勢力的語言和文字。相比之下,《中國日報》雖然同是革命派報章,卻有不少官話的篇幅。以1904年的《中國日報》為例,附張多刊出「諧文」、「白話」、廣東民間小曲「粵謳」、「南音」或「龍舟歌」,還有「談叢」、「雜記」、「燈謎」等。其中「白話」一欄,有時是北方的官話,有時指粵語。例如是年38在「白話」欄刊出的〈聯俄的好結果〉是官話寫作的,但兩天後同一欄目下刊出的〈提中飽〉卻是粵語。35刊出的傳奇〈風波亭〉注明「新錄白話出現」,卻以通用語寫作。當時《中國日報》的銷售網不止香港,已遍及上海、天津、北京、漢口及國外的大城市,而《有所謂報》只在港澳及廣東一帶流傳。在晚清多種粵港通行的報刊中,對話、格鬥的語言主要是文言和粵語。一方面,粵語主要的活動範圍被規限在民間說唱的欄目,但又不時「闌入」文言文,以製造滑稽可笑的效果,增加其諷世功能,對文言文體的莊嚴和純潔造成一定的顛覆和消解。正因為這種語言文字的不純,打破了雅俗、文白的限綫,撞擊出一道別開生面的語言風景。依附演說的粵語書寫,和民間說唱的寫作異曲同工,背後都蘊含「曲綫啓蒙」的目的。而在傳統文體和文言文中寫入粵語,對象則是了解其中語文趣味和此一寫作傳統的文人鄉紳,他們亦是報章的對象之一、革命陣營爭取的社群。

鄭貫公、黃世仲等人用文言和粵語寫作,兩種語言略有分工。除了必須用粵語譜寫的說唱文藝,粵語主要功能是製造詼諧、諷刺的效果,主題嚴肅的文章,通常還是用文言寫作的。《東方報》同一天刊出的兩篇文章,很清楚地表現了這種語言選擇。當天的諧文專欄「生花筆」刊出〈箇人傳〉及〈章太炎出獄後之感言〉二文,前者諷刺新派人士以「個人自由」為理由敗壞道德,描寫「個人」愛尋花問柳:「箇人又好撚蛋家妹,時傍晚,即約友作游河局,伫立堤局。一般之蛋婦蛋妹一見,即群起招手,曰:個人呀!叫艇呀!……」[74] 後者以駢文體式,控訴章太炎被囚乃異族統治的逼害,並以文王孔子等例子勉勵革命志士:「天將大任,偏分筋骨之勞。未遇英雄,當養浩然之氣。昔者文王羑里,孔子在陳,嘗受囹圄之囚,卒建轟轟之業……」[75] 前者雖然有文言成份,但因為用上生活化的粵語,和後者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

革命派報人把粵語定調為一種詼諧、低俗、生活化的語言,或者在一定程上限制了粵語寫作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詼諧、低俗、生活化的風格,卻含有飽滿的反抗和批判精神。無論是以說唱文藝的體式,譜上新時代的內容,或者為普通百姓指控苛捐太重,或者刻劃滿清官員懼怕洋人的嘴臉;還是以諧文揭穿紳商貴冑的假面,批判惡俗的社會風氣,晚清的許多粵語寫作繼承的,仍然是「內怨為俳」[76] 的深厚傳統。

                                                                 

 



* 李婉薇女士,嶺南大學中文系 (香港)

[1]. 論者多以《中國日報》和《中國旬報》同時創辦於1900125。但李谷城據《中國旬報》的資料,提出兩者的實際面世日期應在19002月間,筆者從其說。參考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94-197

[2]. 馮自由〈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66

[3].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216

[4]. 羅香林〈革命傳宣小說名家黃世仲家世訪記〉,《乙堂札記,第17冊。轉引自馬楚堅〈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胡志偉編《黃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2),頁173。筆者翻閱香港大學所藏《乙堂札記》(11),未發現這份資料,本章引述羅氏所著的黃世仲家世訪問,均轉引自馬文。

[5]. 馮自由〈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頁42

[6]. 馮秋雪〈辛亥前後同盟會在港穗新聞界活動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99

[7]. 參考容世誠《粵韻留聲─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 (1903-1953)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頁8

[8]. 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頁308

[9]. 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0

[10]. 仍舊〈真正係苦〉,《有所謂報1905613

[11]. 冼玉清〈一九○五年反美愛國運動與「粵謳」── 紀念廣東人民反美拒約運動六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近代文學研究組編《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1949-1979 戲劇、民間文學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579

[12]. 仍舊〈華工訴恨〉,《有所謂報19058299330日沒有出報。

[13]. 若明〈觀音誕〉,《有所謂報1905721

[14]. 蘆葦生〈力破神權〉,《有所謂報190581416日。

[15]. 仍舊〈鬥龍舟〉,《有所謂報190567

[16]. 同上注。

[17]. 仍舊〈官字兩個口〉,《有所謂報190584

[18]. 心時〈報效〉,《有所謂報1905123

[19]. 〈死了就罷〉,《有所謂報1905720《有所謂報》中陳亞哲、猛進、猛,均爲陳樹人筆名。可參〈辛亥革命時期廣東報刊作者筆名輯錄〉,《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附錄。

[20]. 葉春生《嶺南俗文學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頁56

[21]. 「要聞」,《有所謂報》,1905812

[22]. 仍舊〈天涯秋恨〉,《有所謂報19051078日。

[23]. 參考符公望〈龍舟和南音〉,《方言文學》第一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頁50;陳卓瑩編著《粵曲寫唱常識(廣州:南方通俗出版社,195212月初版,195411月第二次印刷),頁84

[24]. 均見劉勰著、詹鍈義證〈諧讔《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23-558

[25]. 大舞臺之新少年〈仿韓昌黎送董邵南序送康生之南洋〉,《中國日報190442

[26]. 均爲「五少」所作,均見《珠江鏡1906612

[27].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1248

[28]. 劉寧〈論韓愈《毛穎傳》的托諷意旨和俳諧藝術〉,《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255

[29]. 〈麒麟彈山君文 (仿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體) 〉,《香港少年報1906107

[30]. 魯金《粵曲歌壇話滄桑(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111

[31]. 此曲的受歡迎程度令廣東聽衆一直誤以爲繆艮是《客途秋恨》的作者。同上書,頁108-110

[32]. 可參繆艮〈自悼〉,《文章游戲合編》,道光乙酉重鐫,藕花館藏板。

[33]. 繆艮〈文章游戲三編自序〉,《文章游戲三編,嘉慶二十三年 (1818),經綸堂藏板。

[34]. 杜新艶〈晚清報刊詼諧文學與諧趣文化潮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5期,頁65

[35]. 仍舊〈游撈淨水記〉,《有所謂報19051017

[36]. 梁松年《夢軒筆談》:「城間娼家曰寨,珠江沙面揚幫、潮幫曰寨寮;游寮曰打水圍……」轉引自蔣建國《青樓舊影──舊廣州的妓院與妓女(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頁5

[37]. 〈白霍仔先生傳〉,《香港少年報1906728

[38]. 仍舊〈擬科舉家送魁星文〉,《有所謂報1905127

[39]. 大聲〈險過剃頭說〉,《珠江鏡190672

[40]. 佚名〈牛肉耙賦〉,《時諧新集,頁40。「牛肉耙」應指「牛扒,即牛排。

[41]. 佚名〈想地方自治至緊要辦白話報〉,《廣東白話報》第五期,缺出版資料。該刊為旬報,按第二期為1907610推算,應為1907710

[42]. 現存的《嶺南白話雜誌,刊有翻譯小說《裝愁屋,由亞樂譯意、亞蕘砌詞。

[43]. 廬亞〈白話報係中國人嘅聖藥〉,《廣東白話報》第一期,1907531

[44]. 〈辦呢間白話報嘅原故〉,《廣東白話報》第二期,1907610

[45]. 伯耀〈辦白話雜誌於社會上好有關係〉,《嶺南白話雜誌》第二期,1908216

[46]. 同上注。

[47]. 耀公〈普及鄉閭教化宜倡辦演講小說會〉,《中外小說林1908年第三期。

[48]. 〈睇起舊年翻嚟各界同胞都好似冇乜進化敢播〉,《嶺南白話雜誌》第三期,1908222

[49]. 公壯〈哭廣東〉,《廣東白話報》第二期,1907610

[50]. 要咯〈點解爲之系革命〉,《廣東白話報》第二期,1907610

[51]. 大樨〈演時務〉,《粵東小說林1906年第三期。

[52]. 佚名〈兒童教育談〉,《中國日報190441

[53]. 耀〈愛國觀念當由歷史上生感發慨〉,《中外小說林1907年第六期。

[54]. 伯耀〈改良新戲系轉移社會的妙藥〉,《嶺南白話雜誌190831

[55]. 仍舊〈睇吓,睇吓,官重弊過賊〉,《有所謂報19051126

[56]. 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9

[57]. 同上注。

[58]. 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12

[59]. 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13

[60]. 分別見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1015日。

[61]. 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11

[62]. 大我〈俄羅斯虛無黨女杰蘇菲亞傳〉,《有所謂報1905618

[63].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8

[64].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10

[65].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11

[66].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12

[67].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13

[68]. 萍初四郎〈民族偉人閻應元〉,《有所謂報1905820

[69]. 陳平原指出,晚清的演說活動與白話報、學堂結盟,乃現代學術文體得以建立的歷史契機。參見〈有聲的中國 ──「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頁5-21

[70]. 楚卿〈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1903年第7號。

[71]. 分別見《開智錄》改良第一、二、三期。

[72]. 蘆葦生〈陳情表〉,《有所謂報190563071

[73]. 〈情一個字〉,《有所謂報190611。今天粵語的「錢」字和普通話「情」字讀音仍然非常相近。

[74]. 亞慨〈個人傳〉,《東方報1906810

[75]. 哀漢〈章太炎出獄後之感言〉,《東方報1906810

[76]. 劉勰著、詹鍈義證〈諧讔〉,《文心雕龍義證》(),頁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