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無故事？」

^── 從後殖民理論再思陳冠中〈金都茶餐廳〉

 

鍾夢婷^*

 

 

一. 緒言

陳冠中，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住台北六年，現居北京，著有《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同時一手創辦本地潮流雜誌《號外》。穿梭於幾種身份與思想之間，他身份的混雜程度堪與香港比擬。二零零三年，陳冠中經過了六年時間的沈澱，寫下〈金都茶餐廳〉，與同時期的作品比較，他一反大敍述式的歷史寓言，以「去傳奇化」的視角寫下一則也許平平無奇，但卻更為真實的香港故事。

〈金都茶餐廳〉的主角鹹蝦燦投身過多項職業，任職汽車經紀時因為加汽車稅而加入失業大軍。自此，他晚晚光顧金都茶餐廳，點同一碟廉價燒蠟飯，並且喜歡上茶餐廳裡的一名女收銀員。但茶餐廳隨即遇上倒閉的危機，幾個老顧客卻打算拯救茶餐廳。當鹹蝦燦得悉阿銀打算到中國開新餐館時，他面臨要留在香港還是北上發展的抉擇。最後，小說以開放性為其結局。

九七之前，後殖民的各種論述有如雨後春筍般冒起，各作家以小說家者言為香港這城市寫下一篇又一篇的傳奇故事。九七大限過後，大家才驚覺「什麼都沒有發生」，香港仍然是香港，馬照跑，舞照跳，時間的迫切性煙消雲散，關於香港的討論也就沉寂了下來。但在此時談論香港後殖民話題，也許是更好的時機──二零零三年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其一是非典型肺炎在港爆發，其二是五十萬港人趁著七‧一，上街遊行，反對二十三條有關國安法通過以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到底，七一遊行與之前湧現的本土運動，如保育本土建築物等的運動之間，有什麼關係？在看似歌舞昇平的繁華景象下，香港的去殖或解殖議題又該如何談下去？最近在陳冠中與梁文道的一篇對談訪問中，梁文道的見解可謂擲地有聲：

香港雖已回歸，但解殖或去殖並不是宗主或主權誰屬的問題，而在於這個政治結構與社會肌理如何在殖民時代被組裝、被建構成一套體系，而在這體系在香港有沒有被更動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未被討論，而且被另一個問題給置換，也就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平穩過渡，最關鍵的詞彙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組詞彙是來自於中英雙方的角力，加上香港普遍表達對共產中國的恐懼，於是最終決定保持原來的樣子：北京政府必須保證香港如同之前一樣，用基本法的框架大致把它封存下來，而且保證保鮮期50年。 ^[1]

換言之，英國統治者的撤離並不意味著殖民統治的終結，因為香港進入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狀態：一直冷凍並封存了英國的殖民體制，甚至可以說，香港的政治體系直到現在仍未完成去殖或解殖的過程。

那麼，當我們將陳冠中的作品放置在後殖民主義的脈絡下去討論，可以有怎樣的意義？陳冠中回顧創辦《號外》時的社會氛圍時談到：

我在那時出版《號外》雜誌，剛開始也有批判性的西方式新左文章，但同時也有很多介紹波希米亞及雅皮文化生活的內容。在1980年代香港金融地產起飛，整個思想市場被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佔據後，文化氣氛也轉向世界城市的品味風格，批判的態度逐漸消失了。之後的不同時期我在台灣和大陸都經歷過類似的文化氛圍的轉向。 ^[2]

然則，「批判的態度」的消減是否意味著抵抗的敗陣？陳冠中的另一段話頗有意味：

1970年代當我開始撰寫文化評論時，對於上一次香港知識份子掛在口邊的這個詞彙是比較偏向玩世不恭的嘲諷，〔……〕我並沒有想被說成公共知識份子，只是希望能帶給大陸不同的想法，主要座標是北京、上海、粵港的城市與文化，或者觀察輿論中比較少人談論的面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像是大陸出現維權運動，我就介紹美國的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的資訊。 ^[3]

陳冠中的小說揭示了另一種後殖民處境下的抵抗方式。雖然前此已有黃子平與呂永佳的評論， ^[4] 但前者以《香港三部曲》整本書為評論對象，涉及〈金都茶餐廳〉者不多，呂永佳的切入點則將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結合討論，本文認為當中有部分觀點猶有可商榷或補充之處。因此，下文將分析陳冠中的小說如何以一種看似與殖民抵抗無涉，玩世不恭的「空的智慧」，並且討論廣東話方言寫作的方式去抵抗殖民話語的意義。

 

二. 鹹蝦燦的混雜身分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 在《東方學》中分析西方社會利用對「他者」(the Other) 的形象建構，從而合理化殖民主義的擴展。薩依德把文化形象以二分法劃分，遭到後來學者如霍米‧巴巴 (Homi K.Bhabha) 的批評。巴巴一方面批評薩依德未能透視文化中的混雜 (hybridity) 和 中間性 (liminality)。在後殖民文學中，角色往往是寄予身分隱喻的場所，陳冠中〈金都茶餐廳〉裡的鹹蝦燦身分混雜，耐人尋味：

我爸係肥白英國鬼，我媽瘦矮廣東人，我體型似我媽，膚色似發毛朱古力，似係我媽同尼泊爾倨喀僱傭兵生，可以想像我從細到大，有幾困擾，好在我雙眼，深而眼球偏藍，係原汁原味英國鬼眼，一睇我樣知係鹹蝦燦。 ^[5]

必須留意的是，在稱呼「我媽」是「瘦矮廣東人」的同時，他也稱呼「我爸」為「肥白英國鬼」，語調中對中國與英國的血緣來源同時進行嘲諷。除此之外，作者還要橫加一筆說鹹蝦燦像是由「我媽」和尼泊爾倨喀僱傭兵所生，其後的故事中又說「我媽臨老改嫁相識幾十年尼泊爾藉倨喀兵」 ^[6] ，若說鹹蝦燦其實是由他們二人所生也無不可，由是更為其身分之朦朧添上幾分謎團。

足以玩味再三的還在於，「鹹蝦燦」這個稱呼本來就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中國人對於澳門人將中國蝦醬加入西式食物之中，感到非常怪異，於是「鹹蝦燦」成為澳門用以貶低混血兒的稱呼。這稱呼其後擴展為形容所有文化上處於低等地位的混血兒。

鹹蝦燦搖擺在兩種身分之間，然而，鹹蝦燦在主觀上卻渴望往英國人那邊靠攏。文中有數處這樣的例子：「我已經三十幾歲人，自願做九七後滯港英裔，拒絕認新老爸，憑我雙眼，堅信我有部分白鬼血統。」 ^[7] 此外，在拯救金都大行動中，鹹蝦燦加入支持：「加上鬼佬──我。非常感謝各位確認我係鬼佬。」 ^[8] 故事中的鹹蝦燦現在三十多歲，數算起來，他應該生長在一個本土意識興起的時代，然而，文中的鹹蝦燦的態度卻一直游移不定。雖然他希望被別人視作英國人，但我們不能稱他是想藉著「變白」(Bleaching) 或「乳化」(Lactation) 來向白人靠攏，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半是白人的血統。同時，文中也見不到他自卑先賤的傾向，他渴望被確認為洋人，目的竟然只是想確認自己對女性的魅力，因此在他講述自己身世之前有這樣的一句：「我靠雙眼食糊。」 ^[9] 那麼，鹹蝦燦有視香港為「我城」，挾帶著強烈的本土意識嗎？卻又未必。他「自願做九七後滯港英裔」的原因不明，綜觀鹹蝦燦的性格，也許更為老實的原因是：鹹蝦燦根本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如果血緣先天地決定了一個人的身份卑賤，陳冠中創造出的人物鹹蝦燦則正正曖昧不已地讓人弄不清楚其來源，身份變得含糊不清、模棱兩可。

 

三. 茶餐廳的空間政治

茶餐廳這個獨特空間早成了香港旅遊發展局宣傳自己是美食天堂時的本土代表，金都茶餐廳的餐單更全部附有中英對照：

不過餐單上英文算翻得似模似樣，間中走火入魔，牛肉絲飯叫 BEEF STROGANOFF，羊腩煲叫 MUTTON GOULASH，西多叫 TOAST A LA FRANCAISE 。問你服未？最出位係雲吞唔叫 WONTON，叫 CHINESE RAVIOLI。 ^[10]

金都的菜式更是要哪樣有哪樣，中西式、日式、星馬印式、俄羅斯系列，可謂應有盡有，敍事者逐不禁驚嘆：「全球化在我金都，金都廚房真 CAN DO。換句話講，簡直畸型，七國恁亂，壞腦，發神經。」 ^[11] 呂永佳認為：

從這段極具反諷意味、充滿戲謔性語言的文字當中，可見作者在金都茶餐廳這個獨特的空間中，把全球化「滑稽化」、「荒誕化」。地道飲食硬套上國際化、全球化的招紙，最終使充滿本土特色的飲食話語成為單一化的國際性語言，並且使那些屬於本土的神采，不知不覺地因為全球化而逐漸消失。 ^[12]

固然，空談混雜而罔顧當中隱含的全球化是危險的，難保全球化只是第三世界向西方強國學習，複製其成功模式，成為另一種改頭換面的殖民主義而已，這也是霍米‧巴巴被人批評的主要原因。但是，難道茶餐廳本身就具有一個純淨的本質？事實上，茶餐廳本身就是草根平民對英國殖民者的戲謔、模仿，用廉價的烤多士和奶茶，仿傚英國紳士才能享受的下午茶。因此，批評茶餐廳的混雜性可能掉入全球化陷阱的話，不免忽略了茶餐廳自身的歷史背景。至於其胡鬧的翻譯方法則更有意思──事實上，許多地道的食物在翻譯過程中都會遭到簡化，最常見的莫過於外國人一般將中國產的菜蔬統統叫作 “pak choy”，而所有包裹著餡料的都叫作“dumpling”，餃子如是、小籠包如是、糭子亦如是，各種地道食物背後的細微差異在翻譯過程中便流失大半。更妙的是陳冠中所虛構的情節在2001年3月中在天水圍一家火鍋店中真實上演，店家將牛柏葉翻作“Albert Yip”。這一切都發生在現實當中，而不僅僅是一場理論演練，背後揭示的或許比一則笑話更多。臺灣著名導演李安將《臥虎藏龍》譯作“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將《飲食男女》譯作“Eat Drink Man Woman”，看似非常爛的直譯法，然而正正是把每個中文字拆散，失去了中文意境習以為常的意涵，重新組合出新的意義。回到陳冠中的小說上來，可不可以說，當餐牌上的食物名稱以超出茶餐廳這個代表草根的空間，錯位地出現種種高雅的翻譯方法時，某程度上就是對殖民主義雅俗之間二元對立的一種反叛與消解？

茶餐廳的低消費，以它寬裕的溫柔包納了社會上的失敗者，它的門檻很低，誰都可以向它討溫柔：鹹蝦燦在九七前夕撈得風生水起，在草地滾球會吃印度咖哩飯，後來事業走下坡，才淪落到茶餐廳晚晚叫招牌三寶飯。不單是他，茶餐廳也成為了各方失意人士的集中地，繼有民運人士白頭莫、橋王秦老爺、食神黃毛、史文泰斯文大醫生、失意炒家梁錦松、靚女露比和代客泊車的大華。由是，茶餐廳彷彿成了香港低潮時的最後一個希望，連鹹蝦燦也禁不住說：「有得做，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 ^[13]

 

四. 什麼都沒有發生

評論者每喜引用鹹蝦燦「有得做，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 ^[14] 這句話，認為他正面肯定了香港精神，例如呂永佳認為這句具有革命色彩的感性呼籲，代表了一種「Do 精神」 ^[15] ；又或者像黃子平：「敘述者乍著膽子說：『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說完自己都為之動容。」 ^[16] 以上的評論似乎有道理，但他們都忘記了鹹蝦燦這樣說的語境是：

第二次會，大家情緒比較低落，對前景相當悲觀，有人話：生意難做。見牾唔到阿銀，我亦好失落，口講出個句竟然係「有得做，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真係玩完」 ^[17]

原來大家聽罷都如此動容的打氣話只不過是鹹蝦燦情場失意下的無心之語。這種在煽情處兀然而止的反高潮處理在文本中俯拾皆是，最有趣的例子是鹹蝦燦對阿銀的好感其實來得甚為沒頭沒腦，也毫不浪漫：「大抵，金都實惠有餘，情調不足，可以接受。我唯有自作多情，開始認定櫃台收銀個阿銀姐其實對我有好感。」 ^[18] 這種去傳奇化的鋪寫在香港故事中並不常見，黃子平的〈陳冠中《香港三部曲》導讀〉中有段文字十分精警：

因為香港常被抽掉，香港是個隱喻。香港被「隱喻」掉了，隱喻就是去蕪雜，略細節，濾噪音，失記憶。就像中環的都市風景線，所謂地標，鮮明簡約，隱喻能講成一個動聽的故事，口口相傳。 ^[19]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與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好比一對鏡像，映照出參差錯落的兩種論述。誠如白先勇所言，施叔青一系列的香港故事有外來者看到的新鮮感，有幾分傳奇成分，當中不免滲入幾許獵奇的眼光，非在地的視野又製造了異國的情調，結果還是免不了變成「東方主義」的符號。 ^[20] 而施叔青小說中的敍事者同時也化身為一個洞悉歷史、操控想像、無處不在的人，曖昧地在顛覆殖民宰制關係中佔據更高一層的操控位置。 ^[21] 本文無意就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作一深入討論，只欲藉其特點與探討香港後殖民處境時的「傳奇性」來突出陳冠中《香港三部曲》的「去傳奇化」：

[……]香港根本就「什麼也沒有發生」──城市無故事。[……]戰後五十年，相對於海峽兩岸的金戈鐵馬，鬥爭清算、饑荒、浩劫或戒嚴和白色恐怖，真叫做平安沒事，沒災沒難。[……]恐怕也不會有「英雄」，不會有「崇高」，[……]。以「沒有故事」為香港的故事，這難免也是一個「隱喻」，以偏概全，有所失憶，但陳冠中相信，在這一代的故事裡，正正存有著「空的智慧」 ^[22]

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空的智慧」在後殖民主義的討論中，有甚麼意義？就從上面的討論繼續深挖下去，不難發現儘管鹹蝦燦無意鼓勵大家的士氣，眾人卻的確因為他的話而喚起了意志。阿巴斯曾提出「逆向妄想症」(Reverse Hallucination) 之說，指出如果妄想症是指一個人自以為看到了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幽靈與幻像，香港患上的便是「逆向妄想症」，是一種誤認 (misrecognition)，即看不到自己面前正存在的事物，或誤以為是別的東西。正如香港人一直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直到九七迫在眉睫才在消失中看到香港的存在。 ^[23] 這樣的情況不就如鹹蝦燦和其他老主顧一樣，他們一直不覺得金都茶餐廳有甚麼存在的價值，直到它即將結業才看得清楚嗎？

雖然文本以開放性為小說的結局，但如果我們留意到小說結尾處，與小說開首所形成的重複性，即或許可以將這結局理解為一種積極的暗示。開首處跟結尾都羅列了美麗都大廈、仙樂都夜總會、維多利亞時鐘酒店、馬會、重慶大廈和匯豐銀行；不同的是，開首處的後半部是假想老板阿杜幾年後回東莞退休的悠閒生活，而結尾處在提到匯豐銀行之後，主角卻問道：「DO 牾 DO 先？」他對退休後在大陸定居的生活幻想消失了，剩下一句甚為香港人式，中英夾雜的問句，問的是鹹蝦燦自己，同時也在直問讀者。

 

五. 港式廣東話

在陳冠中的〈金都茶餐廳〉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簡單的來自中國或者殖民者的他者化 (the other)，取以代之的是「第三空間」的可能。「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 由霍米‧巴巴提出，指從夾縫中內爆而來沒有一種非黑非白也非灰的「非顏色」，確定文化符號並非被固定，而是可以再用、再歷史化、翻譯、再閱讀。 ^[24] 。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中也有提到第三空間：

第一，[……]因為歷史背景與別不同，香港一直在扮演著後殖民意識醒覺及其曖昧性的模範。[……]第二，正當中國大陸的都市文化發展使國家政府日漸減少對各主要都市的干擾時，香港卻正在面對同一個政府的侵占壓迫。這意味著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長。 ^[25]

周蕾的觀點其實跟文章開首引梁文道的看法互相呼應。除了小說中的情節與人物設計，其實書寫語言也是殖民者、宗主國與香港三者之間的角力場所。一般的論述都認為香港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深入骨髓的一個地方是「英文性」，較少人留意到，書面漢語也一直以官方語言的形態操控著以粵語為方言的香港人的書面表述方式，粵語才是邊緣中的邊緣。朱耀偉在〈後殖民香港中文的省思〉中分析得很仔細，指出即使英文在日常溝通中並非佔有主導的位置，但人們在日常口語中同樣混雜中英文，又或者在書寫時以歐化中文入文，尤其是後者更可能成為一種深層的支配模式。呂永佳的觀點也頗為接近，指出：「英文在本土方言之中已經佔有一個位置，在說話的時候夾雜一至兩句英文才是最具特色及現代性的香港方言。那麼香港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威脅呢？」 ^[26] 然而，甚麼是純正的粵語方言呢？或者再追問下去，我們講的跟「粵」── 廣州一帶的人所操的語言又是一樣的嗎？或者反過來說，當香港的流行歌手或普通香港人（或老或嫩）不時被批評咬字不清時，是否正正反映學院人士所講的純正中文其實跟香港人生活中的語言已有一定的距離？

香港傳媒近年來在報導中大量採用方言，但大多僅限於副刊或娛樂版，而把時事新聞保持版面「乾淨」，港式廣東話也就只得退居於私人領域中，在網上即時通訊平台、在個人溝通中保持其活力，卻始終難以逾越高雅與正統的英文或普通話的版圖。也許這便是陳冠中這篇小說的一個小小成就──讓港式廣東話在「雅正」的「嚴肅」文學上露面，讓它不至於成為醜婦，只能退居家中。而這無疑也是對英語和普通話的一次頑抗。

不過，陳冠中同時也非常謹慎地對待以方言寫文章的做法，自言：

全部用方言寫作，譬如用香港粵語寫作，別地區人不說，連香港人也看不懂，除非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念，但這違反了閱讀習慣和效率，甚至謀殺了閱讀樂趣。 ^[27]

的確，如果要討論方言寫作的曖昧，重點或許不單在於中、英、粵的糾纏，問題還可以在於港式廣東話的表達本身──陳冠中的方言是非常克制的，最淺顯的例子莫如他用的「牾」字，事實上就與一般香港人運用這個字時寫作「唔」或「吾」不同。港式廣東的尷尬之處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可上溯至先秦時期的古老方言，而許多口語中保留下來的用法，一般人根本不懂得它的本字該怎樣寫，逐出現一大堆同音的字來代替，反倒見出這個方言的真正困窘之處。以方言寫作也就成為一把雙面刃，在他成功的地方又也同時反照出自身的局限。

 

六. 結語

透過以上對〈金都茶餐廳〉裡面人物設置的混雜性、茶餐廳的空間意義、去傳奇化的敍述，以及用港式廣東話入文，陳冠中在這篇不到二十頁的短篇小說中示範了極其簡潔有力的後殖民抵抗策略。他所面對的後殖民處境不單是英國殖民者遺下的問題，因為「後」這個字所意味的並不單單包括純粹的時間觀念，而是一種跟「殖民」歷史互為糾纏的歷史問題。

最後值得一提，卻甚為諷刺的是，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並非作者自己的有意編排，而是由出版社編輯將他的兩個短篇和一個中篇輯成一書，連其書名也不是作者自己命名的。而這種著意建構「香港本土性」的做法卻又正正跟陳冠中在小說中極欲戳破的「香港無故事」的用意背道而馳，兩者在有意無意間構成的張力，惹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