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23期 2013 年 12 月

 

《文學論衡》總第23 (201312)

 

   

遺民事未解析張岱的遺民心事

 

蔡維玉*

 

 

. 引 言

張岱是晚明著名的文人之一,也是明遺民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曾在明代出仕,卻於亡國之際投身南明王朝,希冀為國效力,力挽狂瀾,惜不能成功。亡國之後,舉家隱居快園,一住就是三十一年。晚年致力著述,終身不仕新朝,也沒有出任學官或幕僚。這段時間堪稱張岱創作的收成期,他最著名的幾部作品,如《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夜航船、《快園道古》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由於協助南明收復失地的壯舉不成功,滿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張岱心中除了不甘、無奈還有強烈的故國之思,這些情感交織,在他腦海中縈繞不散,於是藉著文墨抒發内心對國破家亡、河山凋零的感慨。他的作品不能等同一般的文學作品或史籍,因為這不但是張岱的心血結晶,而且也是他的心聲。字裡行間凝聚了他對故國的哀思,文中處處都飄蕩著揮之不卻的愁緒,文中流露的感傷、慨嘆和裊裊的情思,實是張岱作為明遺民對前朝的追憶,是張岱遺民意識的具體表現,更是大部份明遺民耿耿不能忘的心事。

 

. 遺民的定義

一般作品談及遺民,多指「改朝換代後不仕新朝的人」, [1] 也有不少學者在這個意思的基礎上,陸續為「遺民」一詞作出更深入的解釋。謝正光 (1941-) 認爲「明遺民者,殆其生於明而拒仕於清」; [2] 何冠彪 (1953-) 則在〈論明遺民之出處〉一文中指出

明遺民,就廣義指明亡後不再干謁祿位的人,而不狹義指因忠於前朝而隱退者。其次,很多出仕清朝的讀書人並不是在明亡後便立即改節易行,例如許多著名的學者,如施閏章 (1619-1683) 等,到康熙十七年 (1678) 才迫於無奈參加博學鴻辭試。因此,本文以他們一日未仕清,仍作遺民看待。 [3]

張兵認爲謝正光的説法「僅着眼於明遺民的政治態度」,界定過於籠統;何冠彪的界定則令「遺民」失去存在的意義,他認爲身為「遺民」,必須符合兩項原則:

首先,身為遺民必須是生活於新舊王朝交替之際,身歷兩朝乃至兩朝以上的士人,不論他們在故國出仕與否、是否有功名,但在新朝必不應科舉,更不能出仕,其中如宋遺民入元後曾出任學官、明遺民入清後曾入幕者當不予計較。其次,作爲遺民,其内心深處必須懷有較強烈的遺民意識。 [4]

他從這個定義劃分出兩類遺民:「一是殉國的烈士,如南宋之文天祥、明之陳子龍……等人;二是如新朝後曾一度參加科舉考試,但旋即棄去者,如清初之呂留良等人」。 [5] 筆者基本同意張兵對遺民一詞所作出的界定,卻不贊同他對遺民之劃分。若將加入新朝任學官、幕僚的人也列入遺民的範疇,這與投誠新朝的士人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分別,如此區劃,同樣失卻遺民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筆者對「遺民」的界定介乎三者之間,並在張兵釋義的基礎上重新為明遺民的身份、定位重新作出界説:

所謂遺民,其生活背景必須介於新舊王朝更易之際,身歷兩朝乃至兩朝以上的士人,不論他們在故國出仕與否、享有功名,終身不主動應新朝科舉,更不能出仕,也不能出任學官或為新朝官員充任幕僚。 [6]

無論是否贊成筆者對遺民的界說,張岱都是貨真價實的明遺民。明遺民的處境與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差異,但接近宋遺民——面對著異族入主中原,卻束手無策。他們面對的狀況即顧炎武所說「亡國」與「亡天下」的分別。 [7] 朝代的滅亡只是一朝皇族的滅亡;國家的滅亡則是道德仁義的滅絕,蒼生精神之塗炭。宋、明遺民經歷的不僅是亡國,更是天下、仁義、中原文化的滅亡,所以他們的情感、責任、悲憤均甚於其他朝代的遺民。馬桂珍說:「宋遺民的不屈人格,對拯救華夏文化的努力,在明遺民那裏常被作爲一種儀型、一種人生處境和命運的象徵形式而被標稱……明代遺民史是中國遺民史上繼宋遺民後的又一個黃金時期」, [8] 事實確如其言。

面對國難,有人選擇以身殉國,有人卻在亡國之際選擇了繼續生存。選擇殉國的人,他們的亡國之痛伴隨着生命的結束而煙消雲散。選擇生存的明遺民,不但要背負亡國之痛、目睹生靈塗炭的悲哀、新朝的招攬、打壓,而且還要面對世人對他們沒有以身殉國的「非議」。縱然生存比死還難受,他們還是堅持生存下來,以生命與異朝政府抗爭到底,因爲他們的存在,所以成就了明代遺民的光輝歷史。

遺民的生存是痛苦的,爲了證明他們不死的價值,「死」與「不死」幾乎成了他們餘生的主要話題。「遺民們對死的辨析,其現實指向無疑是對己之生的求證。因為尚存『不必死』的空間,遺民之生便有了迴旋餘地。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尚需論證,本身就顯示出遺民處境的艱難及其生存焦慮」。 [9] 他們藉着討論這個話題,證明其不死的價值和意義,而張岱不死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石匱書》的完成。

張岱自言:「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 [10] 可見完成《石匱書》是張岱餘生唯一的心願。如果明代沒有滅亡,這本書的價值僅止於歷史、文學層面;但是明代滅亡,而《石匱書》尚未完成,這部史籍的完成不僅具有歷史、文學上的價值,也是張岱精神的安慰,更是他生命的依托。對於張岱而言,《石匱書》不但是他生存的動力,也是明皇朝的延續。明遺民親眼目睹江山易主的慘痛,雖然情感上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卻不得不接受異朝入主中原的客觀現實。由於内心情感的影響,許多與故國相關或不相關的事物、景象在他們主觀情感的折射下,全都成爲故國的化身,屢次出現在他們的作品當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些不斷重複的事物、景象構成獨特的意象,代表了遺民們對故國的懷念,背負着他們沈重的悲哀。

「明皇陵」是明代皇帝的寢陵,明代滅亡以後,明代諸帝的寢陵儼然成爲明遺民眼中的故國化身。爲了宣洩心中的痛苦,明遺民大多有參拜明皇陵或哭陵的行爲。顧炎武在明亡以後,曾經五次參拜「孝陵」、六次參拜思陵,他在父母逝世後,幾十年不祭祀;結髮妻子去世,不過墳前一哭,卻不忘拜祭明皇陵。屈大均在明亡後,也曾經三次祭拜「孝陵」,他們的行爲都由亡國之痛而產生的動力所驅使。 [11] 《陶庵夢憶》以〈鍾山〉為首篇,文中詳細記錄了張岱參拜明孝陵的過程和感受。張岱將這篇文章放在文集之首,明顯就是遺民意識的顯現。他這樣安排具雙重意義:

其一,鍾山位於南京,南京是明代立國的首都,這表達了張岱對故國的尊重和思念。正因爲南京曾是明朝的國都,明室的發源地,即使後來遷都北京,也不能抹煞她對明代皇朝的重要性,而且當時的北京已為滿清佔據。國破家亡之後,不論北京還是南京,這兩個地方都成爲張岱及其他明遺民的感情寄託所在。尤其是南京,作爲明代皇室的發源地,她曾經擁有璀璨的光輝,比北京更容易引起遺民的滄桑之感;

其二,張岱訪謁明孝陵,意味着對「先王」的追念。國破家亡以後,張岱幾度尋死,最終雖未能自決,心中對故國、舊民的想念,日夜縈繞,悲痛無以排遣,只能把濃鬱的哀思寄託文字中。所以〈鍾山〉作為《陶庵夢憶》的首篇,絕對不是偶然,而是遺民心事的序曲,《陶庵夢憶》中的遺民情懷在它的引領下低吟迴旋,一再詠嘆。

通過研讀張岱的散文,可以清晰地見到張岱的遺民心事主要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關於家國興衰之嘆,第二部分則屬於個人身世的感懷。

 

. 政局板盪

() 山河巨變

東、西周交接之際出現了一首著名的遺民詩 ――〈黍離〉,全詩共分三個章節,第一章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12] 歷代學者一直在分析這首詩的主旨,但大家在理解上都不能擺脫《毛詩序》的影響, [13] 雖然我們從詩歌表面的意義看不出憑吊古國的悲哀和傷感,但《毛詩序》的註解對後世研究《詩經》的學者的影響力太大,大家都無法略開不談。「黍離」一詞漸漸凝成濃郁的亡國情感,成爲歷代文人抒發國家盛衰感慨的意象。

張岱在散文中表現的興衰感慨不是非常明顯,只要我們仔細發掘,還是能夠從中找到端倪。的篇章,《陶庵夢憶》裏面有三篇明顯地表露張岱的遺民情懷,分別是〈柳洲亭〉、〈越俗掃墓〉和〈西湖香市〉。

「柳洲亭」 [14] 位於杭州西湖文章一開始先介紹亭榭的歷史,該亭建立於南宋初年,當時宋高宗南徙江南,「移汴民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建此樓以與民同樂」,故名之為「豐樂樓」。

其規模發展到明代更加宏麗,宦官孫東瀛在亭榭的旁邊加建一個「問水亭」,每值春天,高柳長堤,風景如畫,樓船畫舫皆會合於「問水亭」,「雁次相綴。朝則解維,暮則收纜。車馬喧闐,騶從嘈雜,一派人聲,擾嚷不已」,繁華熱鬧更勝往昔。

因爲此地綺麗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很多士紳在這裡建造別墅。柳洲亭的東堤盡頭有一條小橋,小橋附近全是江南士紳的別墅聚集地,例如小橋北邊有張岱「大父之寄園、銓部 戴斐 君之別墅」;南邊有「錢麟武閣學、商等軒塚宰、祁世培柱史、余武貞殿撰、陳襄範掌科」等各家的園林亭臺。過了小橋,還有「孝廉黃元辰之池上軒、富春周中翰之芙蓉園,比閭皆是」,這些人文建築與西湖的風光融為一體,形成江南城市的特別風情。

然而好景不長,自清兵入主中原之後,對當地造成很大的破壞。國家敗亡後,張岱再次路經舊地, [15] 只見風景不殊,舉目皆為江河之異,當年怡人賞心的建築物「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使張岱不禁想起「李文叔作《洛陽名園記》,謂以名園之興廢,卜洛陽之盛衰;以洛陽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誠哉言也!」,「故宮離黍,荊棘銅駝,感慨悲傷,幾效桑苧翁之遊苕溪,夜必慟哭而返。」

文章末段接連用了《洛陽名園記》的文字、「黍離」、「銅駝」、「桑苧翁遊苕溪」等幾個典故收結全文,藉著描述「柳洲亭」遭逢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婉轉地抒發内心悲不自禁的痛苦。這種不勝負荷的亡國之痛,顯然就是張岱遺民意識的表現。但這樣明顯的表達方式並不是張岱散文中常見的手法。 [16] 或許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湖夢尋》曾遭後人增刪,以致未能系統地反映出張岱的心聲。只要我們細心閲讀張岱的文字,也不難發現他的遺民情懷早已與文字融而爲一了,文集中的每一句都經過他的精心鋪排,更是他遺民心事的結晶。

〈越俗掃墓〉和〈西湖香市〉的行文架構大約相似,前部分致力烘托該地在晚明時期的繁華熱鬧,後面則描述清兵入關後對當地人文文化的摧殘。通過今昔的對比,帶出山河依舊,人面全非的感慨。

兩軍相交,戰事連年,受戰亂波及的生靈數百十萬,貧苦無依的黎民首當其衝。張岱的思想系統深受儒家學説的影響,國和民常繫心間。國家沒有滅亡以前,他經常在外遊歷,親身感受著晚明人文文化的蓬勃氣象,這些人文文化遂成爲他散文中的主題。滿清執掌政權後,中原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擊和限制,黎民在戰火中備受摧殘,張岱的散文同樣也反映了這些事實。雖然他沒有以此作爲創作的主題,藉以表達對黎民的關心,文章中輕描淡寫,卻已經道盡他對蒼生百姓的情意和關懷。〈柳洲亭〉等篇固然是他故國情思的直接反映,此外還有不少篇章從側面向我們展示出江南人民在兵燹後的真實面貌。

1645年,滿清已經掌權中原,爲了建立威信,短短數月就發生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事件,以血洗江陰來瓦解漢人對清政府的反抗,當地人民傷亡慘重,人文景觀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江南是張岱的故鄉,事件發生時,他偕同家人隱居浙江嵊縣,避難途中遭到清兵的攻擊,隨身攜帶的幾箱藏書在戰亂中充當盾牌,以抵擋箭矢、彈藥,因此失去了張氏一族積存了四十多年的藏書。 [17] 順治七年 (1650),張岱一家遷移到紹興郊外的項里, [18] 待時局稍微緩和之後才搬回紹興城。雖然紹興沒有發生過屠殺,卻經過兵燹的洗禮,張岱回到故居,只見家園已經殘破不堪,宅子也被人霸佔了,只得僦居快園。文中寫的不僅是張岱的個人遭遇,也是普遍人民的經歷。

杭州西湖的涌金門臨近西湖,交通便利,自古就吸引了不少名紳富豪在這裡建立園林別墅「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 [19] 勾勒出這裡最繁盛的景象。明代士紳建築園林蔚然成風,盛況空前。張岱祖父也在這裡建了一幢名園――寄園,張岱自小隨祖父在杭州遊玩,幾乎把西湖視爲第二個故鄉,他自言對西湖的了解程度,遠勝「老於西湖者」, [20] 對這個地方的感情也相當深厚。

西湖之美,使不少文人墨客都不禁為她駐足,寫下無數頌讚的詩歌文賦。然而經過戰亂,杭州和西湖的不少景點也遭到戰亂的波及。張岱在天下局勢初步穩定後,重臨西湖。但他已經看不到昔日繁華,滿目只見一片蕭條。「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 [21] 往昔繁盛,只剩蒼涼。大戶人家的莊園僅存瓦礫,黎民百姓的家園遭受的破壞自然不言而喻。

他的散文藉着描述名園建築的凋零來反映社會實況。例如《西湖夢尋小蓬萊》,本用以紀念黃汝亨,文中通過記述「寓林」 [22] 的前後變化,抒發人琴俱亡之嘆。本篇文字與《陶庵夢憶奔雲石》基本相同,抒發的感慨卻不相同。〈小蓬萊〉比之〈奔雲石〉多了一份黍離之嘆,而分別主要在於收結的文字。〈奔雲石〉 [23] 的創作時間約在明朝滅亡以前,文之收結在天啓六年 (1626),描述張岱重臨故地看到「亭榭傾圮」,因而引故人之思;〈小蓬萊〉的創作時間則在丁酉年 (1657) 或之後,文中記述張岱再度重臨「寓林」。 [24] 三十年前所見到的「寓林」,此時人面全非,景物猶存,但莊園長期缺乏整修,大都倒塌毀壞;三十年後「再至其地,牆圍俱倒,竟成瓦礫之場」,「林木俱無,苔蘚盡剝」,當年宛如一朵滇茶,「花瓣棱棱」的奔雲石,而今「殘缺失次,十去其五」,竟連景物也不復往日模樣。這樣巨大的變化,深深勾起張岱對故國、故人、故地的懷念,料想此地「數年之後,必鞠爲茂草,盪爲冷煙」,以往所見「菊水桃源,付之一想」,從此只能相見夢中。文章藉昨日繁盛對比今日寥落,帶出明天的凋零,收結時徘徊的不僅僅是懷人的情思,而且是他對故地、故國、故民的哀弔。

這些篇章裏表現的遺民色彩或許都不太強烈,所以有人以爲張岱的散文是在重現往日生活的吉光片羽,其中並沒有明顯的遺民情思。 [25] 筆者以為這樣的說法是沒有看到張岱的心。對於張岱的文章,我們不僅要用心閱讀,更要細心捕捉他的文字中飄蕩的餘韵,如此才能領略張岱的心情。因為張岱對故國黎民的遺思不是用整篇文字作專題介紹,而是通過回憶往昔生活時,不經意地流露出來。這種「不經意」是刻意將内心最熾烈的情感濃縮之後的結果,絢爛至極而歸於平淡。張岱文章之恒久,靠的就是其中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文章的燦爛和繁華。

雖然張岱眼中的西湖被清軍破壞殆盡,目之所見,全是一片頽垣敗瓦,但這也有可能是張岱的心理作用,而不是西湖的真實面貌。查繼佐對《西湖夢尋》中描寫的西湖有着與衆不同的理解,他認爲: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以西湖園亭桃柳、簫鼓樓船,皆殘缺失次,故欲夢中尋之,以復當年舊觀也。余獨謂不然。余以為西湖本質自妙,濃抹故佳,淡妝更好,湖中之繁華綺麗,雖凋殘已盡,而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毫,東坡所謂「晴光瀲灔」、「雨色涳濛」,故端然自在也。西湖向比西子,若樓臺池館,則西子之錦衣袨服也;嫩柳夭桃,則西子之歌舞態也。近日西子乃罷歌舞,拔簪珥,解衣盤礴,政當西子澡盆出浴之時,須看其冰肌玉骨,妖冶動人,何待艷服喬妝方為絕色也哉?……陶庵於此,政須著眼,何必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乃欲以妖夢是踐也。 [26]

查氏之言不無道理,西湖景致未必全遭兵燹破壞,即使遭到破壞,情況也未必如張岱筆下那般凋零。這樣與眾不同的見解,仿如警鐘,提醒我們不能沈醉在張岱筆下的西湖夢境,應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事物。但本文的研究要點是張岱在散文中表露的遺民心事,而不是西湖的真實面貌。況且,客觀事物的美醜,端在審視者的主觀情感。同一個時期的西湖,查氏眼中是「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毫」;在張岱眼中卻「僅存瓦礫」。無論事實如何,我們不應在這裡苦苦糾纏,更不應該依循查氏的角度去理解《西湖夢尋》,這樣解讀張岱的散文,事實等於沒有完全解讀張岱創作時的心境。

因爲張岱當時根本未嘗預料避難回來以後,會看到這樣的情景。他不是完全沒有想過戰亂為西湖所帶來的破壞,只是沒料到遭到破壞後的西湖景致竟然變得「面目全非」。加上他自小在西湖附近徘徊、遊玩,對西湖的眷戀之深,情感之濃,斷非外人所能體會。因爲昔日所見西湖不保,只能尋之夢中,所以創作此書,希望有所寄託,在舊夢之中重新找尋西湖往日風采。

查氏之言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經過兵燹洗禮的西湖也許還有吸引力,然而它再次展現在眾人眼前的已經不再是昔日的西湖,至少張岱眼中的西湖景象經已不復舊觀。其中或多或少的摻雜了一些主觀的心理因素,並非客觀環境如此。他在文中說西湖「面目全非」,其實面目全非的並不是西湖,而是自己的心境,如此解讀張岱的文字,似乎比較貼近張岱創作《西湖夢尋》時的心情,也更接近他創作此書的動機。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淡筆誅伐的筆法只見於張岱的抒情散文,婉轉地指控滿清對中原人民、文化的摧殘。但他撰寫史論散文的筆法較此直接激烈,如他在《石匱書》中一針見血地斥責清軍對衢州、廣信的破壞。 [27]

廣信隸屬江西省,其經濟發展於明代時相當蓬勃,根據記載,晚明的廣信府,「舟楫湊泊,商賈往來,貨物貯聚,……商賈貿遷,絡繹不絕」, [28] 一派繁華熱鬧;而三衢則以農業生産爲主,除了糧食以外,還盛產竹木、焦炭、茶、油等,「自古成爲商賈雲集,貨物集散之地」, [29] 經濟發展也相當不錯。但清軍入關之後,這兩個地方一再受到兵燹的洗禮,「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荊棘」, [30] 百姓只能以天地為家,野草荊棘為床,餐風露宿, [31] 悲凄不已。昔日的繁華竟落得這般景象,睹之令人心酸墮淚。連昔日舟楫往來絡繹不絕的市鎮也淪落得如此田地。雖然記述的只是衢州、廣信的狀況,但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可推想一二。張岱晚年雖然隱居山野,但他對國家民生,始終不敢忘懷,文中對清廷的韃伐譴責,就是他對蒼生的關懷,遺民心緒由此表露得酣暢淋漓。

 

() 諸王紛爭

明初建國,鑒於社會基建百廢待興、功臣跋扈、外侵頻仍等因素,朱元璋廢除了元代行省制度,從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加 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以鞏固明王朝的統治。這種制度對於 能幹的 君主來説,無疑是完善的制度,但明代後世皇帝,才能不及朱元璋,又未能因時制宜,遂釀成各方面的問題,貌似完善的中央集權制,間接導致明皇權的衰敗。張岱非常欣賞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 [32] 文中讚嘆朱元璋的閎謨遠烈, [33] 勵精圖治。但後世的時事、政局變化迅速而多變,「非謀國家者所能逆料也」。

「中央集權」有其優點,卻也是導致明代滅亡的原因之一。張岱認為主因不在此,而是在於 後世 君臣的身上。時移勢易,前人未必能夠預知後來的變化, 後世 君主未能因時制宜,以致「衙門雖設,職任皆非」,諸官員徒然析圭擔爵,遇事只會「更張塞責」,於國家百姓並無實際效益,造成内部隱憂。當天下太平時,這些隱憂並不是很明顯,一旦内亂外患交加,明皇室遂在各種壓力下冰消瓦解。

清兵攻佔中原,執掌政權,明遺民或以身殉國,或隱遁世外。積極的一群則迅速從亡國的悲痛中振奮起來,創建南明,希冀效法東周、東漢、南宋,重新光復明室江山,驅除韃虜。張岱在亡國之際也曾打算以身殉國,終不成事。他苟活亂世的主要原因有兩點,《石匱書》未成是其一;最重要的是爲了濟世安民。 [34] 明代滅亡後,張岱曾加盟魯王政權,爭取報效國家,君臣共勉,力挽狂瀾。

張岱身在魯王麾下,親眼目睹南明政府的内部紛爭,深知南明存亡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南明諸王能否在危難時和衷共濟。但南明諸王不顧國情,竟爲了權位明爭暗鬥,加速南明政權的崩潰。所以他公開在文中指責南明諸王 [35] 的失責。張岱筆下完全不見諸王的優點,並不是張岱看不到他們的優點,硬將亡國的責任全歸咎到他們身上,而是諸王本身確實有不少問題,庸碌無能不在話下,未能衡量時勢,貪圖權力帶來的旦夕之歡,以致無法重整領土,結果一敗塗地。

張岱選擇在南明政府建立伊始投身魯王麾下,多少涉及他與魯王的舊交情。張岱的父親一直未能考上科舉,天啓元年「以副榜貢謁選,授魯藩長史司右長史,魯獻王 [36] 好神仙,先子精引導,君臣道合,召對宣室,必夜分始出。自世子郡王以至諸大夫國人,俱向長史庭執經問業,戶屨常滿」。 [37] 因此,張岱在國家危難之際,效力第十任魯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38]

加上,魯王稱監國的動機比其他南 君王純正得多,南 明諸位 君王裏面,也只有魯王一支才是真正爲了抵抗滿清而樹立的政權。在他的領導下,旗下的軍隊曾是南明時期一股重要的抗清力量。以實力來説,魯王一支最有希望成功收復明室江山,因爲他們的根據地主要在江浙一帶。而浙江東部的抗清勢力是由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縉紳百姓不願屈服於滿清鐵蹄下的精神開展而來,並得到江浙百姓的支持。魯王的政權建立在江浙,註定要正面與清軍短兵相接,而魯王願意站在前綫抵抗清軍,民心所歸,不愁沒有作爲。

孰料局勢從方國安、王之仁來到之後,產生了新的變化。方、王接管了浙東原有的抗清軍隊,自稱正義之師,致使原本倡導抗清旗幟的功臣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空具督師官銜,屬下只有臨時召募而來的市民、農夫,稱之為義兵,勢力被削減。方國安、王之仁憑藉兵力優勢,堅持「分地分餉」的主張。 [39] 魯王雖不贊成這種做法,卻屈服於方國安和王之仁的兵力,結果只能把浙東各府縣每年六十餘萬錢糧由方、王二軍自行分配。浙東義師斷絕了糧餉來源,大多散去;連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直接掌管的親兵營也只剩幾百人。這樣的安排,不但令江浙的反清軍力不及從前,魯王也逐漸失去了江浙人民的民心,甚至連政權也遭到方、王兩人的操控,最後更「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閩不可,心膂既無,手足隨散,倉皇失措,迺走死於閩澥山中。」 [40]

魯王的失敗,與其做派有著莫大的關係。這點早在張岱《陶庵夢憶魯王》篇中已見端倪。 [41] 魯王當年南逃,卻絲毫沒有亡 國之 君的倉皇不安,態度任性不拘,依然喜好奢華。張岱稱其為「異數」。他身為魯王的部屬,言語總有避諱,只能在文中暗示魯王庸碌無能。李介立無此顧忌,曾作《西施山戲占》諷刺朱以海,曰:

魯國 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

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 [42]

並在詩後自注曰:

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江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當是時,余固知其必敗矣。丙申 (1656,順治十三年) 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魯先王故長史某,聞王來,畏有所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宴,啟王與各官臨家。王曰:將而費,吾為爾設。因上數百金于王。王乃召百官宴於庭,出優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余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作,王鼓頤張唇,手象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遝,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傞傞而舞,優人、官人,幾幾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概可見矣。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 [43]

國難當頭,魯王不但沒有因勢就簡,反而耽溺聲樂之中,南明政權長久在這些人手中,自然難與清朝抗衡,更遑論光復明代江山。

然而最終迫使張岱離開南明政府的主要原因不是以上因素,而是魯王用人的手法,他說:

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嚮用。乃其轉昐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言後,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聞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飃盪,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44]

他對魯王的評價並不是無的放矢,撇開魯王奢華不說,他最大的缺點就在於優柔寡斷,尤其是在官員的任用方面。魯王嬪妃張氏的哥哥張國俊以裙帶關係在南明政府裏執掌政權,不但所用非人,而且招權納賂,任用非人,以致南明政府日益腐敗,魯王竟任他去。張岱失望至極,眼見「時事日非」, [45] 國勢已經無法挽回,於「乙酉 (1645) 秋九月」, [46] 毅然向魯王請辭,「隱居剡中」。 [47]

縱使魯王沒有重新光復明室江山的能力,前後還有四位藩王繼承大統,張岱若有志於濟世救民就應該加入他們,繼續為國家效力。但他幾位也不過是徒具虛名,並且沒有實際的辦事能力,以唐王(朱聿鍵) 來説,張岱認爲他如此魯莽衝動、妄自尊大、膽小如鼠,連保住自己性命都不懂的庸才,怎可能光復國土,張岱更不屑服從他的指揮。 [48] 唐王死後,其弟弟朱聿金粵從福建逃到廣州,南明隆武朝的大學士蘇觀生、何吾騶等恐群龍無首,以「文天祥所謂『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蕞爾須臾,所不計也』」 [49] 的原因,擁護他登上唐王的位置,於順治三年 (1646) 十一月初一 在廣州稱監國,初五登基稱帝,改元紹武。

但在朱聿金粵襲封之前,永明王朱由榔(桂王)於同年十月十四在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的擁立下,在廣東肇慶稱監國。朱聿金粵稱帝後,朱由榔也在 十一月十八日 稱帝,改元永曆。大敵當前,外侵未除,藩王之間不是和衷共濟,反爲了正統、權位起紛爭,甚至互相廝殺,結果使漁人坐收得利。李成棟率清兵揮師南下, 十二月十五日 ,廣州淪陷,朱聿金粵被俘,自殺殉國,南明紹武政權建立僅一月就滅亡了。

不論唐王還是桂王,他們都是朱氏後裔,只要誠心為國效力,張岱都願意效忠,但他們稱帝的真正目的不是爲了光復江山。在他們眼中,權位似乎比江山還重要,所以才會互相攻擊,一敗塗地。張岱明白他們的野心,自不願服從麾下。張岱目睹這一切,深知反清復明的願望成了泡影,帶著絕望,回到故里,隱居快園三十餘載,著述終老。

 

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說「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 [50] 用兩句話總結了他在南明政府的心路歷程:他大半生過著奢華的生活,國破後加入南明政權,這是「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目睹南明諸王碌碌無能,救國無望,他被迫隱居,筆述春秋,褒貶功過,是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南明諸王曾給了張岱一個希望,卻又令他失望,以至絕望。眼見救國無望,張岱幾乎引頸自決,若非《石匱書》未成,他早已以身殉國了。這兩句或許不是文中用墨最濃的,卻是感情色彩最深沉的,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他志向不得舒展的鬱結和國破家亡後無奈隱居的酸楚。

 

() 大臣未能盡忠職守

張岱認為明代滅亡的主因不在君王而在臣子。在他眼中崇禎在位期間,「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厲焦勞」。 [51] 若君臣同心協力,或有一番建樹,可惜「有君無臣,社鼠城狐,共亡其國:實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孱王」。 [52] 他在文中指責明季大臣未能盡忠職守,即使亡國之後,也沒有復興國土的意欲,徒以一死殉國,以此作爲盡責的表現。他以為生存與死亡,都具重要性,「夫生死之於人,亦大矣!而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53] 所以他贊成孟子的觀點,認爲「於死之外,更有甚於死者。故同一死也,而人復於死之中,生分別焉、列等第焉」。 [54] 思宗身為亡 國之 君,國家滅亡之際,沒有惶然投降,決然自縊,以身殉國,張岱認爲崇禎之死是「以死殉社稷」,意義重大,並不是陳後主之流能夠相提並論, [55] 即便死,也死而無愧。對於臣子的殉國,他說:「烈皇帝之臣之死,以死殉烈皇帝者也;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臣子之死,亦應無媿色」。 [56] 但經他反複評析之後,真正稱得上死而無愧的大臣卻不是很多, [57] 不少人都是「臨事一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 [58] 因為在他看來,崇禎朝的臣子還能苟存性命,為國效力,徒然一死殉國,毫無意義。

事實上,明代的滅亡不能完全歸咎于大臣,崇禎臨死前所書「諸臣誤朕」,實在不公道。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宰相,更換速度之急驟,前所未見,雖欲勵精圖治,卻力不從心。此外還有種種問題,實在不能將亡國的責任加諸大臣身上。

不過張岱文中所說的也反映了明末政壇的情狀。文天祥曾經說過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 [59] 張岱十分贊成這種説法,其意義類近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爲之」 [60] 的精神。張岱反對生前不出力,臨時徒以一死殉國的做法,絕不是爲自己沒有以死殉國作辯解,而是希望後人不要輕易放棄希望,並以此作爲後代的借鑑。希望執政者當權時,恪盡己職,不要到最後一刻才作無謂的犧牲。

張岱雖然深知亡國亦如覆水難收,但是 君尚在一日,就有成功的希望。「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蕞爾須臾,所不計也。」 [61] 所以南明政府的建立,令張岱這群明遺民看到一線微弱的曙光,於是等待機會加入魯王麾下,共同興復明室江山。也許是寄望得越多,失望就越大。加入南明政府,並沒有令他更努力抗清復明的事業,反而看到更多腐敗與醜陋。其中最令他深惡痛絕的,就是馬士英和阮大鋮之流。他們在亡國以後,不但沒有努力復國,反而乘機挾勢弄權,將南明政府弄得烏煙瘴氣。

朱由松是由馬士英等人的擁立才得以登上帝位,但馬士英推舉朱由松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興復國家,只是爲了公報私仇。 [62] 他們一開始的動機就不單純,行徑更是卑劣,張岱眼見馬士英蒙上弄權,憤怒不已,曾上書魯王,欲領兵討伐馬士英,他指出:「士英盛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事權,無不掌據;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內,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所不為矣」, [63] 他認爲馬士英之奸詭、兇暴、叛逆遠超過前朝盧杞、公孫述、秦檜、韓佗冑、李林甫等人,卻無他們的本事, [64] 「止知上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戶固黨」, [65] 其罪「萬死猶不足贖!」 [66] 阮大鋮仗馬士英而得勢,兩人狼狽爲奸,將福王政府弄得一塌糊塗,阮大鋮最後竟投降滿清,「凡江上軍機舉動,一一報聞」, [67] 無恥至極。

馬士英和阮大鋮這種人不僅存在于弘光隸屬的南明政府,南明諸王建立的政治集團也存在着類似的敗類,只是程度不太一樣而已。南明政權中也有不少名臣良將,但在惡劣的形勢下,君臣只知同富貴,而未能同患難,内憂外患交加,結果不敵滿清的勢力而敗亡。南明政權的終結,不僅粉碎了張岱和其他明遺民對復國的希望,復國對他們來說是一份終身成就不了的事業,也成爲了他們餘生最沉痛的心事。

 

. 社會離亂

遭逢國變,每個人的選擇都不同,有人以身殉國;有人投身抗清行列;有人出家;有人歸降,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是他們個人的選擇,但是他們的選擇,卻牽動了無數人心。張岱最後選擇生存,以撰修《石匱書》為他人生的最終目標。

國家淪陷之際,不少親友長輩相繼辭離人世,張岱飽嚐生離死別的滋味。他生平喜好結交朋友,隱居後的生活與過往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國家滅亡後,他不但要在田園耕作,而且還要養蠶、擔糞、舂米,整天爲了生活操持,根本沒時間結識朋友,同時也沒有以往的心情。當時張岱已經五十多歲了,步入了人生的中、老年階段,親眼看着家族敗落、百姓流離失所,國家遭逢巨難;想到故交親友,不是天人永別,就是流離他方,心中悲痛難忍,這份抑壓不下的情感化作文字,成爲陶庵散文的感情基調之一。

 

() 偃蹇托懷

1. 才而不遇

張岱從小就希望能夠建立功業,《夢憶南鎮祈夢》一文明顯表達自己不願「躨跜偃瀦」,希望得到重用的願望。他希望循正式的途徑加入仕途,所以從小學習與應舉有關的課業。 [68] 由於因試牘不入格而落第,於是改變志向,致力讀書修史,終生不再參與科舉考試。

張岱不再參加科舉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和才華,而是看破科舉考試和官場的腐敗黑暗。參加科考的考生上千人,而「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 [69] 即使真正有才華的人,其文章風格不符合考官作風,也不能取得功名。他曾尖銳地指出八股文對文人的毒害,曰:

英雄豪傑埋沒於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百年以前,風氣初開,尚無剿襲之弊,後自演習既久,房書社稿,充棟汗牛,好古力學之士,嘔血刳心,屢遭辣刷;而少年稚子,熟讀房書社稿,數百餘篇,便能聯翩飛去。 [70]

明代的科舉制度從明太祖朱元璋洪武辛亥年 (1371) 一直沿用到崇禎癸未 (1643),其間經歷了二百八十二年。科攷的名目多達八十八門,真正以科舉聞名的人才,每科不過數人而已。即使中舉,他們也未必是濟世人才,大多數只精於「帖括」之術,説穿了不過是學究,沒幾個是具有大節義、大經濟、大學問的人才, [71] 李贄有見於此,也不禁說:「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便高中矣!」 [72] 因此,張岱感慨地說:「我明人物,埋沒於帖括中者甚多;我明文章,埋沒於帖括中者亦甚多」,這種情況令他不勝唏噓,道:

蓋天地生材之難,朝廷得材之不易,其相厄如此。凡職司選舉者不當矢公矢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負朝廷,不負天地乎?而乃世衰道微,科場流弊,為錢神所奪者什之三,為豪貴所奪者什之五,以剩下寥寥額數,分惠貧窮力學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取必得人,乃盲收瞎錄,間或私通關節,借重一二知名之士,點綴榜中,以塗世人耳目。凡宿學高才,負囊擔簦,倍伴新貴人,一番勞碌,三年辛苦又撇之東洋大海矣!世間公道人心,止仗此一絲,以繫漢九鼎,乃復紊亂若此,又安望場屋得人,以救茲禍亂哉! [73]

他對明代的科舉制度了解若此,看破了其中的弊端,甚至即使是才華橫溢的人也未必取錄。縱然他「志在補天」, [74] 亦決然絕跡科場,專心著述,以「立言」來成就不朽功名,但他從沒想到明皇室竟然會敗給滿清的鐵蹄。

 

1644年,滿清正式入主中原主掌政權,明朝政府宣告滅亡。張岱不願歸降新朝,也不甘就此束手待斃,於是投身魯王麾下,希望幫助朱氏重奪政權。但事與願違,南明諸王沒有同心協力趕走外侮,重建家園,反而執著於權力的爭奪。魯王似乎頗信賴張岱的才幹,張岱也一度以爲遇到知音人。後來張岱逐漸了解到,雖然魯王「求賢若渴,納諫如流」, [75] 但他優柔寡斷,難成氣候。張岱不禁感喟「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76] 他當時身為魯王部屬,將天下局勢看得非常透徹,明知反清復明之事不可為,毅然「辭魯國祖,隱居剡中」, [77] 為國效力的心願只能不了了之,從此全心埋頭於躬耕著述,不再參與外界關係,與世隔絕。

 

2. 寫述

張氏一族素有著述的傳統,張岱也以此為志。他的高祖張天復 (1513-1574,字復享,號内山),嘉靖丁未年 (1547) 進士,先後任職吏部和兵部,曾擔任全楚學政和雲南臬副。辭官歸鄉後,致力編修《山陰志》;曾祖張元汴 (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隆慶辛未年 (1571) 進士,官至翰林侍讀,歸里後撰修《紹興府志》和《會稽縣志》,鄉人將其父子媲美「談、遷父子」; [78] 祖父張汝霖 (--1625,字肅之,號雨若、岕園居士),萬曆乙未年 (1595) 進士,官至兵部主事,後遭貶謫,回鄉後,「獨居天鏡園,擁書萬卷,日事紬繹」, [79] 以讀書著述為業,「常恨《韵府群玉》、《五車韵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群書……總名之曰『韵山』。小字襞積,烟煤殘楮,厚如磚塊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 [80] 曾拉十餘友人在南京創辦「讀史社」,「文章意氣,名動一時」。 [81]

 

張岱的先人重視文章、著述的態度深深影響了他的人生,年少就立下修史的心願,並於二十五歲開始編修《古今義烈傳》, [82] 目的在於表彰歷史上的義烈之士,以春秋之筆,止惡揚善,便於後人借古鑒今。初稿完成於崇禎元年,收錄四百餘人的事跡,明亡後,陸續增訂,最後稿本為四百七十三篇,共收錄五百七十三人。 [83] 陳繼儒爲之作序曰: 「其條敘人物,深得龍門精神,典贍之中,佐以臨川,孤韻蒼翠。」 [84] 劉榮嗣稱其書「奇古靈雋,蓋統《腐史》、《世說》合成一家之言」。 [85] 張岱當時不過後生小輩,竟得陳繼儒、劉榮嗣這些文壇名人誇獎若此,可見張岱年少已經具史才。

因爲年少初試牛刀就取得這樣好的成績,並有感於「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 [86] 而張氏一族「自太僕公以下,留心三世,聚書極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則茂先家藏三十餘乘,亦且蕩為冷煙,鞠為茂草矣!」 [87] 所以他從崇禎元年決定專修明史――《石匱書》。 [88]

《石匱書》全書共二百二十卷, [89] 書中除了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天文、地理、禮樂、百官、科目、河渠、兵革、錢刀、馬政、曆法、鹽莢、漕運、藝文等志。這本明代紀傳體通史上承洪武,下迄天啟末,耗費了张岱三十年的精力,的確是嘔心瀝血之作,也是張岱在亡國後選擇生存的主要原因。其創作手法「步武司馬遷文史合一的筆法,文字十分優美,既是重要史著,同時亦為優秀的文學作品。」。 [90] 事實證明,張岱不但長於寫散文,他寫的史書也是非常傑出的著作。

張岱生平編修、著述的作品甚豐。居住快園的這段時期,就是張岱創作的收成期。據查,他一生創作的作品多達四十三部或以上,傳世作品僅佔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 [91] 最早由他獨立編輯的作品為《徐文長逸稿》,成書時間約在天啓癸亥年 (1623) [92] 時張岱年僅二十六歲;最後的著作為《於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圖贊》和《琯朗乞巧錄》,分別成於康熙庚申年 (1680) 八月和九月。八月完成《於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圖贊》,作自序曰:「此圖不為無益矣,但願看官加意著眼。庚申八月哉生,明後學張岱敬撰」;《琯朗乞巧錄》書稿初成於九月,張岱作自序曰:「庚申菊日,八十四老人古劍張岱書於琅嬛福地」。書稿完成後,張岱曾將《於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圖贊》托付排印,可惜「工未半而逝世」。 [93]

 

. 結 論

張岱傳世作品,以晚年所成三本散文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琅嬛文集》最爲後人津津樂道;史傳著作則以他晚年心血《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最出名。他的一生沒有建功立業,然而著作等身,並聞名後世,對文人來說,這不啻為最佳的榮耀。他雖然未能解救百姓的痛苦,但他的著作卻在精神上拯救了無數明遺民的心靈。他文章中的歎息,哀弔,憤懣……在無眠的夜晚,默默陪伴著他們寂寞的靈魂,與之共鳴;他的文字,更觸動了無數後學的情弦,在他的筆墨中攝取文學的養分。這些作品既是張岱的勳章,也是他不朽的價值所在。                                                                 

 

 

 

 

 



* 蔡維玉女士,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

[1] . 根據《漢語大詞典》的解釋,「遺民」一詞共有六個義項:1. 亡國之民;前朝留下的老百姓;2. 指改朝換代後不仕新朝的人;3. 指劫後餘留的人民;4. 後裔、後代;5. 指隱士;6. 泛指老百姓。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世紀出版集團,2001),卷11,頁1191

[2] . 謝正光《明遺民傳記索引敍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10

[3] .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論明遺民之出處》(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105

[4] . 張兵〈遺民與遺民詩之流變〉,《甘肅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4(19987),頁8

[5] . 張兵〈遺民與遺民詩之流變〉,頁8

[6] . 嚴格來説,作爲遺民,其内心深處應該(必須)懷有強烈的遺民意識。但我們很難測試他們内心是否具有遺民意識。有的人聲言自己内心存有強烈的遺民意識,實際行動卻絲毫看不出來;有人從來沒有表明自己内心的情感,卻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内心的遺民情思;有人既不說,也不用實際行動證明,但我們也不能說這些人沒有遺民意識。基於這種原因,所以不能在定義中一概而論。只能說,在理論上,遺民應該具有強烈的遺民精神和意識。

另外,作爲前朝遺民,理應不能出仕新朝。但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出仕新朝,例如施閏章等。由於他們的行爲並非出於自願,情有可原,所以歷來都視他們為遺民,而非降臣。若自願請纓,如阮大鋮之類,則只能視爲叛國之臣而非遺民。

[7] .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卷13,《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858冊,頁683

[8] . 馬桂珍《名士與遺民雙重人格的展示論張岱的散文》(山東: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4),頁19

[9] . 孔定芳明清易代與明遺民的心理氛圍,《歷史檔案》第4(2004),頁48

[10] . 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註《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3

[11] . 孔定芳〈明清易代與明遺民的心理氛圍,頁49

[12] . 陳子展《詩經直解王風黍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頁202

[13] .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陳子展《詩經直解王風黍離》,頁202

[14] . 張岱《西湖夢尋柳洲亭》,頁238

[15] . 張岱在甲午年 (1654) 偶然重返故地。

[16] . 事實上,《西湖夢尋》一書的出版,乃經過四庫全書館臣的刪定,我們不能排除他們在原文的基礎上作出若干修改的可能性。

[17] . 張岱《陶庵夢憶三世藏書》,頁37

[18] . 張岱當時作詩〈念奴嬌丁亥中秋寓項里作〉為證。

[19] . 周煇著,劉永翔校註《清波雜誌錢塘舊景》(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3,頁117

[20] . 張岱《西湖夢尋九溪十八澗》,頁268

[21] . 張岱《西湖夢尋序》,頁147

[22] . 黃汝亨讀書之地:「今爲黃貞父先生讀書之地,改名『寓林』,題其石爲『奔雲』」。

[23] . 張岱《陶庵夢憶奔雲石》,頁16

[24] . 張岱《西湖夢尋小蓬萊》,頁247。原文曰:「今當丁酉,再至其地」。

[25] . 蘇恆雅《《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研究――以文學表現與遺民意識爲主,第六章「《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中遺民意識未顯的原因探究」,(台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 1992),頁113-131。作者在文中歸結曰:「此二書只是純粹想捕捉生活的吉光片羽,當它們完成後,他再看來閲讀此書時,已經是一個觀衆的身份了,但是當他進入記憶中,夢境的熟悉感,仍然一切如昨。每篇的寫作當頭,都在這樣的熟悉與陌生中拉鋸,無形之間,遺民意識不顯」(131)。蘇氏的説法固然有合理的地方,筆者基本同意他的論點。然而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就是張岱散文中遺民意識未顯的主要原因,張岱這樣創作是經過精心思量後的結果。他每字、每句以至每篇文章都用心創作,嚴謹佈局,其中固然有蘇氏提出的原因在内,此外還必須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在滿清掌政的環境下,張岱未必能夠暢所欲言,只能將濃郁的家國情懷再三沉澱,於是呈現出這樣的散文面貌。因爲悲不自勝,筆下難免還是會流露出遺民情思。

[26] . 查繼佐《張岱詩文集西湖夢尋序》,頁435

[27] . 「癸巳 (1653) 八月,余上三衢,入廣信,所遇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響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寨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髮。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總之,千古義節,多出江西,盧陵垂範不遠,木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張岱著,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主編《石匱書後集》(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2000),卷46,頁378

[28] . 韓大城《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頁700

[29] . 殷漢民、王治文、汪繼開〈衢州金融的歷史演進〉,《浙江金融》第7(2001),頁48

[30] . 張岱《石匱書後集》,頁378

[31] . 張岱《石匱書後集》,頁378

[32] . 「古帝王之控馭天下,必得天下之大勢,而統領總轄之,又必得天下之要害,而條分縷析之。故設官分職,如著棋之布子,如列陣者之壘石,蓋目無全牛,方可解牛,胸有成竹,方可畫竹。如我高皇帝之神武天縱,更加以劉基之明敏;李善長之精詳;徐達之周密;常遇春之剛斷;宋濂、陶安、朱升、樂鳳韶之考究。故其建官准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固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矧文武夾維,內外交應,挾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齟齬不遂,洪謨曲算,可謂博大精微矣!故特表其爵、號、官、品、階、勳、祿,凡七等,而著其沿革職守,附以累朝典議,則知我高皇帝之剙業垂統,真足以楷模百世。而無奈官之不得其人,人質不勝其任……及至後世革一官,不覺其一官之少;添一官,亦不見其一官之多。衙門雖設,職任皆非,蓋徒得我高皇帝析圭擔爵之虛文,而全失我高皇帝勵精圖治之實意也。厥後,盜賊蠭起,屏翰無術。以更張塞責者,則請添設經略、督撫諸官,及流寇殘破之後,其所添設之官,不知凡幾。而一地兩官,推委卸擔,則其僨事也。較前尤覺更甚,譬如僦載者,為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者之趨,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愈疾。」張岱《石匱書百官志總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440

[33] . 張岱《石匱書成祖本紀》,頁53

[34] . 雖然張岱從來沒有在文章中明確表達濟世理想,從他加入魯王政權的行爲來看,他當時確實有這樣的理想和抱負。縱然心願不能實現,卻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就此抹煞他的志向。

[35] . 「甲申北變之後,諸王播遷,但得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暮楚朝秦,見一二文官,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弁,便倚作郭、李。唐王粗知文墨,魯王薄曉書琴,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黃道周、瞿式耜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兩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萬不可得之數也。余故以我朝得天下之正,無過太祖;失天下之正,無過思宗。崇禎甲申三月,便是明亡……而後乃綴附弘光,痴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内,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張岱《石匱書後集魯王世家》,頁83

[36] . 據查,魯獻王當作魯憲王。從第一任魯王到最後一任的順序如下:

魯荒王(朱檀)-2. 魯惠王(朱泰堪)-3. 魯莊王(朱陽鑄)-4. 魯端王(朱觀定)-5. 魯恭王(朱頤坦)-6. 魯敬王(朱壽鏳)-7. 魯憲王(朱壽鋐)-8. 魯肅王(朱壽鏞)-9. 魯王(朱以派)-10. 魯王(朱以海)其中並沒有「魯獻王」,以各任魯王受封及薨逝的時間推算,張燿芳當時跟從的應是第七任魯王(魯王朱壽鋐),第六任魯敬王朱壽鏳於萬曆二十四年襲封,二十八年薨;魯憲王朱壽鋐,於萬曆二十九年進封,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薨;魯肅王朱壽鏞,崇禎九年進封,十二年薨。其子朱以派於崇禎十三年襲封。十五年,兗州被圍,知府鄧藩錫,力勸以派散積儲以鼓舞士氣,以派不從,城破被清兵所殺。崇禎十七年,朱以派之弟朱以海嗣位魯王。由此推論,張岱諸集所載「魯獻王」均為「魯憲王」之誤筆。另外,西湖書社82年版的《陶庵夢憶》卷6《魯府松棚》作:「魯憲王晚年好道」。

[37] . 張岱,夏咸淳點校《張岱詩文集家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256

[38] . 張岱沒有解釋他加入魯王政權的動機,最正面的原因當然是爲了濟世救民,但不排除其中有感恩圖報,報答魯王對他父親的知遇之恩(但這個可能性比較小);其次,我們也不能排除他希望憑藉與魯王府的淵源更加得到魯王的重用的可能性。

[39] . 正兵應該瓜分全部正餉,即按畝計征的正額田賦;義兵只能食義餉,即通過勸輸等辦法取得的銀米。這實際上沿襲了弘光時四鎮和左良玉等軍閥割據餘習,使義兵處於沒有固定糧餉來源而自生自滅的困境。

[40] . 張岱《石匱書後集辛卯殉難列傳總論》,頁418

[41] . 「福王南渡,魯王播遷至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第;岱接駕,無所考儀注,以意為之。踏腳四扇,氍毹借(藉)之,高廳事尺,設御座,席七重,備山海之供。魯王至,冠翼善,玄(元)色蟒袍,玉帶,朱玉綬,觀者雜沓,前後左右用梯、用台、用凳,環立看之,幾不能步,剩御前數武而已。傳旨:「勿辟人。」岱進,行君臣禮,獻茶畢,安席再行禮。不送杯箸,示不敢為主也。鄒侍坐,書堂官三人執銀壺二,一斟酒,一折酒,一舉杯,跪進上。膳一肉簋,一湯盞,盞上用銀蓋蓋之,一麵食,用三黃絹籠罩,三臧獲捧盤加額,跪獻之。書堂官捧進御前,湯點七進,隊舞七回,鼓吹七次,存七奏意。是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睿顏大喜。二鼓轉席,臨不二齋、梅花書屋,坐木猶龍,臥岱書榻,劇談移時,出登席,設二席於御坐傍,命岱與陳洪綬侍飲,諧謔歡笑如平交。瑞量宏,已進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氣盡,陳洪綬不勝飲,嘔穢御座旁。尋設一小几,命洪綬書箑,醉捉筆不起,止之。劇完,饒戲十餘齣,起架轉席。後又進酒半斗,睿顏微酡,進輦,兩書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閭外,命書堂官再傳旨曰:「爺今日大喜,爺今日喜極!」君臣歡洽,脫略至此,真屬異數。」張岱《陶庵夢憶魯王》,頁140

[42]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冊,頁48

[43]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48

[44] . 張岱《石匱書後集魯王世家》,頁85-86

[45] . 張岱《陶庵夢憶祁世培》,頁143

[46] . 張岱《陶庵夢憶祁世培》,頁143

[47] . 張岱《陶庵夢憶祁世培》,頁143

[48] . 「任意竟行,未免受魯莽決裂之報。當其請纓禦賊,則徑自出境;流離入閩,則徑自稱尊;敵未臨城,則徑自逃竄。登極三詔,徒自誇張,毫無實際;則所籌皆紙上空言、所行則蒙皮弱質,欲以羈縻天下、恢復皇圖,蓋斷斷不能者也,是以在閩之日,亦受制強藩,幾同漢獻;稱制之後,欲併吞魯地,妄效祖龍。中途受縛,國破家亡,則何所拯救哉!唐王多讀書史,倘見「北地王傳」,自應媿死矣!」張岱《石匱書後集唐王世家》,頁73

[49] . 張岱《石匱書後集唐王聿金粵傳》,頁75

[50] . 張岱《張岱詩文集自為墓誌銘》,頁294

[51] . 張岱《石匱書後集烈皇帝本紀》,頁58

[52] . 張岱《石匱書後集明末五王世家》,頁71

[53] . 張岱《石匱書後集甲申死難列傳總論》,頁183

[54] . 張岱《石匱書後集甲申死難列傳》,頁183

[55] . 張岱的這種説法的觀點有待斟酌,然而本節討論的重點不在此,暫按不表。

[56] . 張岱《石匱書後集甲申死難列傳》,頁183

[57] . 「烈皇帝之世,有君無臣。凡所以求賢者不一途、用人者不一格,然終烈皇帝之世,訖無一人焉起而應之!為爵祿者,死護爵祿;為利名者,死護利名;為門戶者,死護門戶。後之殉難諸君子,雖不為爵祿、利名、門戶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為爵祿、利名、門戶也……吾觀死事諸君子之材略,皆有大智慧、大經濟、大學問;使其當闖賊未入都之前同心戮力,如拯溺救焚,則吾高皇帝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豈遂敗壞至此!而無奈居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遍地烽煙,皆謂不干己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烈皇帝殉難諸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者,君子弗取也!」張岱《石匱書後集甲申死難列傳》,頁183-184

[58] . 張岱《石匱書後集甲申死難列傳》,頁184

[59] . 張岱《石匱書後集丙戌殉難列傳》,頁338

[60]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憲問第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58

[61] . 張岱《石匱書後集明末五王世家唐王世家》,頁75。按:此語本是文天祥之語,張岱引用之。

[62] . 「甲申北變,南都諸大老議立新主。阮大鋮深恨東林,欲報復之;與馬士英謀曰:「東林黨人,恨入骨髓;不殺盡東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與東林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為天子,則東林人必殺盡乃已」。士英曰:「誰與東林為世仇者」?大鋮曰:「向年福王未出藩封,為東林人所排擠摧偪;妖書、梃擊種種誣陷,貴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正大位,必報復舊仇;則東林可殺也。」張岱:《石匱書後集明末五王世家福王世家》卷五,頁68

[63] . 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頁389

[64] . 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頁393

[65] . 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頁393

[66] . 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頁393

[67] . 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頁397

[68] . 張岱《陶庵夢憶序》,硯雲甲編版,(上海:申報館,年份不詳),頁1

按:序中提到:「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前一句說的是事實,後一句卻非由衷之言。張岱若無心功名,根本沒有必要學習與應舉有關的課業。但追求功名之心並不強烈倒是真的,所以第一次參加科舉落第之後就沒有再參加科考了。張岱的父親著意功名,屢試屢敗,屢敗屢試,直至在魯王麾下充當幕僚,才停止參加科考。

[69] . 張岱《石匱書科目志總論》,頁419

[70] . 張岱《石匱書文苑列傳總論》,頁88

[71] . 張岱《石匱書文苑列傳鄭曉、雷禮列傳結論》,頁128

[72] . 張岱《石匱書文苑列傳總論》,頁88

[73] . 張岱《石匱書科目志總論結論》,頁439

[74] . 張岱《張岱詩文集越山五佚記》,頁172

[75] . 張岱《石匱書後集魯王世家》,頁85

[76] . 張岱《石匱書後集魯王世家》,頁85

[77] . 張岱《陶庵夢憶祁世培》,頁143

[78] . 張岱《張岱詩文集家傳》,頁249

[79] . 張岱《張岱詩文集家傳》,頁253

[80] . 張岱《陶庵夢憶韻山》,頁97

[81] . 張岱《張岱詩文集家傳》,頁253

[82] . 陳繼儒、劉榮嗣和祁彪佳都分別為這本書作序,陳繼儒的版本書於「壬申秋七月 (1632)」;劉榮嗣的版本為「己巳秋仲 (1629)」;祁彪佳的版本書於「辛未仲夏 (1631)」誠如胡益民所說,相比起其他人來説,祁彪佳與張岱的關係最密,應以其版本為準。祁彪佳在序文中說:「張宗子目窮學海,才注文河,十年搜得烈士數百餘人,乎自刪削……」,如此張岱撰寫此書的時間應該介乎1621-1622之間,不應該是1618年。

[83] . 胡益民〈张岱史学著述考〉,《江淮論壇》第5(2001),頁8086

胡氏註:「北圖藏崇禎戊戌刻本自序中有『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之語,此書末載《古今義烈名籍》,謂是書『始于周鎬京,迄於明崇禎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四百七十三篇。』又,此序與道光三年刻本序文字頗有異文。殆此為最早成為書時所寫之序,光緒刻本《自序》則為明亡後增訂本序。如加入了乙酉、丙戌殉國忠烈祁彪佳等二十餘人。

按:崇禎在位十七年,年分之干支從來沒有「戊戌」。雖然筆者未曾到北京圖書館翻閲《古今義烈傳》的善本,推想胡氏看到的版本應該是「明崇禎戊辰(元年)會稽張氏鷗虎軒刊本」。

[84] . 張岱《張岱詩文集義烈傳序》,頁440

[85] . 張岱《張岱詩文集義烈傳序》,頁443

[86] . 張岱《張岱詩文集石匱書自序》,頁100

[87] . 張岱《張岱詩文集石匱書自序》,頁100

[88] . 即《古今義烈傳》成書之後(約為崇禎元年)。

[89] . 胡益民的《張岱研究》指該書共有二百二十一卷。胡氏所據版本是「上海圖書館藏配鈔本」,據書中所言,原鈔本缺卷一、二、三、三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一百六十四至一百七十一,實存二百零八卷,所缺失的卷數由近人補鈔,尚未得知補鈔所據版本。

按:本人所得版本,乃據南京圖書館藏鳳嬉堂鈔稿本影印的《續修四庫全書》,內收《石匱書》共二百二十卷。然而胡氏在《江淮論壇張岱史學著述考》一文中指出:「該書今存版本有三: (1) 八冊稿本,不分卷,藏浙江省圖書館。 (2) 藏鳳嬉堂原鈔本,內題『《石匱書》二百二十卷』,缺十二至二十三卷。為五十萬卷樓舊藏。間有缺略。今藏南京圖書館。 (3) 上海市圖館藏配鈔本,題『二二一卷』,原清鈔本缺卷一至三、三十二、七十三至七十四、一百六十四至一百七十一,實亦只二○八卷,所缺者為近人補鈔。又,較鳳嬉堂抄本多目錄及《文獻志》一卷,目錄或系後人所編;《文獻志》則當為原書所固有之《引用書目》。」其言論前後有矛盾,筆者尚未查明事實真相,暫按不論。從另一方面來説,胡氏在《張岱研究》一書中的考據時常有誤,前言不對後語的地方也很多,其研究結果只能作爲參考,不能當作事實根據。

[90] . 胡益民〈张岱史学著述考〉,頁82

[91] . 作者曾考證過張岱的作品,整理出〈張岱作品考〉,此文附於筆者的碩士論文後。

[92] . 張岱編修此書的過程中,得到王思任及其祖父張汝霖的指點,最終是他一人完成整個編修工作,可以視爲張岱編修的第一部文集。成書時間及詳情請參閲附錄〈張岱作品考。胡益民指此書完成於萬曆乙卯 (1615),並引述王思任《王季重十種》,但文章中沒有提及序文撰寫的時間,成書的證明反見於張岱祖父張汝霖的序文。假如王思任的序文作於1615年,而張汝霖作於1623年,其間相隔八年,逸稿於此期間未作重印,張汝霖撰寫的序文的時間便顯得奇怪了。

[93] . 張岱《於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圖贊》(紹興:紹興印刷局,1918),頁118

按:張岱外孫陳仲謀跋曰:「昔余外祖宗子張公集《三不朽》一書付梓,工未半而逝世,遲至四十餘年不克竣。後舅氏式宣病中,以表弟輩遠出,將未刻五十圖授余……不勝欣幸,聊跋其事,陳仲謀僅序」。雖然暫時沒有資料顯示《琯朗乞巧錄》一書也一併付梓,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稿本看來,此書應該未曾托付排印,至今只有稿本而未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