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23期 2013 年 12 月

 

《文學論衡》總第23 (201312)

   

 

當代學術思想史視域下的葉嘉瑩詩學

 

李明陽*

 

 

葉嘉瑩 (Florence Chia-ying Zhao Yeh,迦陵 1924) 教授,鑲黃旗蒙古裔滿族,祖居葉赫地,納蘭氏。 1924716 生於北平顯赫的書香世家,四十年代考入北平輔仁大學,並以論文〈元曲方言俗語摘釋〉獲文學學士學位,後任教於臺灣。1966出版首部專著《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同年交換歐美講學,七十年代旅居加拿大溫哥華市,任教至今撰有《迦陵論詩叢稿》《迦陵論詞叢稿》等數十部名著,在學界影響廣泛。

本文以「古今」「中西」「認同」三個視域立說,略論以先生為典型的老一輩學者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思想變遷,展現國學大師的學術道路。

 

近百年來中國文藝學經歷著重大變革。 傅璿琮 先生指出,八十年代前後「對古代文學由單純的價值判斷而轉向文學事實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觀框架的設施而向客觀歷史的回歸」。1 在判定標準上,近現代詩學的發展也經歷了從「政治詩學」向「審美詩學」到「文化詩學」的構建過程,可見時代的變遷對學術思潮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古今視域」不失為重要的考察維度,為我們呈現出先生在現當代學術思想潮流中的選擇與探索。

政局動盪是影響思想文化的重要因素。僅就中國而言,上世紀影響最大者非「辛亥革命」莫屬。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更在於推動了思想的解放。與此同時,敦煌、甲骨等文獻的出土和釋讀推動了「新史學」的建立與發展,與此關聯密切的古籍校注、文獻考證也走上了新的發展之路。

文學活動具有太多不確定性,因此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奠定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即「經驗形態」與「知識形態」如何取捨。持「經驗論」者繼承傳統詩文評思想,樂於討論「易懂而難解」的問題,以〈人間詞話〉為典型代表;持「知識論」者以客觀方法分析文學,試圖得出「形如真理」的結論,其典型代表是即盛極一時的「文學史」寫作。「經驗」與「知識」二派雖無根本矛盾,卻形成了「評賞」與「考證」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學方法。

「知性與感性的均衡」不僅是先生對古今文學巨匠才性的評價之詞,更是夫子自道之語。先生就讀大學期間輔仁大學聚集了上述兩派的傑出學者:校長陳垣及余嘉錫、趙萬里等學者無疑代表了當時文史考據的最高水平,而曾提出「高致說」的著名詩人、劇作 家顧隨 教授更成為詩詞評賞的一代宗師。受此影響,先生的評賞與考證並不偏廢。〈說辛棄疾「祝英台近」〉是現存先生最早的詩詞評賞文章,語言深婉凝練,頗具主觀體驗色彩;再如〈從「豪華落盡見真淳」論陶淵明的「任真」與「固窮」〉以知性的考察標舉陶淵明性格中「任真」與「固窮」兩個特點,對陶淵明其人其詩作出了系統合理的解釋,幾經徵引而見賞于學林。先生的考證論文雖不以數量佔優,然一經發表即為定論。以〈談古詩十九首之時代問題〉為例,首先清理了劉勰、鍾嶸、徐陵等前人之說,將古詩十九首與「西漢可信之作」加以對比以批駁「枚乘作」之說,繼而考證被認為最有可能為西漢之作的〈明月皎夜光〉,指出李善注涉及曆法星象知識的三點錯誤,最終證明「古詩十九首」全為東漢之作,全文以文本線索為主證,博采歷史天文依據,體現出嚴謹的思辨能力。

如果「真才」意指「經驗之識」,而「實學」意指「知識之學」, 那麼 先生致力於將經驗融入知識,做出沉穩紮實而不失人文情感的學問。例如〈幾首詠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以先秦詩經〈國風•周南•桃夭〈小雅•苕之華,唐代陳子昂和張九齡的〈感遇詩〉及近代王國維的兩首七律為例,揭示詩歌史上不為人所重視的從「近於現實」至「鄰於理想」到「穿越理想」的情意演進和從「比興」至「托喻」到「象徵」的技法演進。總之在文學研究的基礎問題上,先生沒有糾結于「考證」「評賞」孰是孰非的二元對立模式,而將二者融為己用,實現了「經驗形態」與「知識形態」的統一。

文藝運動和學術思潮的風起雲湧是思想繁榮的又一表現,最著名者非「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莫屬,而「新文化」必將建立在對舊有文化的清理和批判基礎上。在「整理國故」過程中,學者對古史的態度逐漸由「信古」轉向「疑古」,較為理性者持「釋古」態度。梁啟超、錢穆等率先開始了對治學方法的反思,推動中國學術走向自覺的現代化轉型之路。

1916年,顧頡剛為《學覽》作序時較早涉及「分科之學」的設想,兩年後傅斯年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中區分了「家學」與「科學」的區別,表達了同樣的主張,從此傳統「文史哲不分」的格局逐漸被現代學科建制所取代。在學制變革的過渡時期,先生的學術思想再次受到輔仁大學教務制度的影響:學生需選本系一學科謂之「主科」做深入研究,並分別在本系和他系各選一學科為「副科」。由於歷史系隸屬於文學院,並為中文系開設大量史學及哲學選修課, 豐富了 先生的史學、哲學素養。

如果說一位學者的首部專著典型體現了其學術追求的話,則先生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則有重點討論的必要。「集說」本是古代常見的學術體例,旨在集眾家之說作為後來學者研究的資料,直至民國時期 朱自清 先生還撰有《古逸歌謠集說》。然先生該著儘管沿用了「集說」之名,卻在體例上大有改進和創新之處。全書分為「引用書目」「編年」「題解」「章法及大旨」「分章集說」五章,除分列前人成果外更分析諸說異同,將傳統單純的資料收集轉變為考證箋注之學,成為由傳統「詩文評」向現代「論著」過渡的重要樞紐。

注疏式體例的典型特徵在於其「綜合性」思維模式。與現代論著不同,「集說」並非以主題模塊為基本單位,而是以每一聯所涉及的前人評論作為探討對象,由於在杜詩每聯末尾加設有「總按」(「嘉瑩按」),更為直接進行文學批評爭取了話語權。在研究中,先生不受單一視角或主題局限,對文學創作的動機、思想、藝術成就及倫理價值乃至歷代讀者的接受視野進行綜合探討,對近來較為興盛的「接受史」研究產生直接影響。可見先生逆反「分科之學」的學術潮流而堅持綜合式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

在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之後,文學批評在實踐中又走向了另一個歧途,即闡釋邏輯的問題。李商隱詩以其詭奇的意象和朦朧的主旨吸引了眾多學者,現代研究中試圖通過史實考證探討其創作動機等諸多問題,如臺灣史學家勞幹〈李商隱燕台詩評述〉、蘇雪林李商隱戀愛事蹟考〉等。然而傳統「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不僅沒能解決研究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反而帶來了更多困惑。對此先生認為「他們可以說完全是用猜謎的方式來測詩,而不是用詩歌的意象所直接給予讀者的感受來推求詩歌本身所傳達的情意,這種解說就算能把詩歌中的情意猜對了,也仍不是正當的說詩之道」。2

先生接連發表了〈舊詩新演——李義山「燕台四首」〉〈談義山燕台四首之人地時與命題〉等文章,將闡釋核心置於文本本身,注重詩歌的內在意蘊和表達情意。前者對〈燕台〉詩審美特質進行了突破性的探討,後者進一步為李商隱研究提出了兩點原則:「其一承認其難於歸屬的多種可能,從而欣賞其由多種可能所暗示的豐美幽微的含蘊,而根本不必妄圖加以拘限的歸屬;其二是承認詩歌本身之價值與作品中所寫之人物對象並無必然之關係」。3

先生的學術成果不僅限於專著和論文,在超越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先生的大量演講錄音被整理成集。與寫作的著論一樣,這些演講集同樣體現了先生學術思想和治學方式。以《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為例,全書分為三章:一.意旨深遠的詩人;二.寄興悠遠的詩歌;三.品讀與賞析,這樣的安排保留了「重視詩作文本」「史實考證嚴密」「賞析旁徵博引」的鮮明特徵,這種獨特的說詩方式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上述批評實踐中,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範式初具規模。從學術觀念而言,先生以舊詩的文化傳統為基礎,注重「比興」在文本潛能中發揮的作用,將審美體驗和感受作為文學批評的主導價值,同時不排斥詩歌本身暗含的政治、倫理功用;從批評實踐而言,探索不同古典類型的古典詩歌對讀者造成的感發特質,打破古代文學批評傳統中牽強比附和深文周納的誤區,以真誠的個體經驗結合知性的推理考察還原詩歌的獨立價值;從表達方式而言,先生主張對傳統詩文評術語加以量化界定和具體解說,以清晰明確的語言詮釋詩歌的美感和價值,增強了文學闡釋的有效性。在「古今視域」下我們清楚地看到,先生以深厚的舊學基礎和豐富的學識修養建立了獨特的學術範式,尤其在跨學科、邊緣學科發展興盛的今天更體現出無法超越和不可替代的思想價值。此外,對古典詩歌吟誦傳統的搶救和研究更突出了老一輩學者傳承文化的歷史使命。

 

如果說中華文化歷經了三次「百家爭鳴」的時代,那麼民國同先秦、唐宋一樣受到過外來思想的刺激。從康有為、梁啟超到章炳麟、王國維,更不用說胡適、陳寅恪、馮友蘭等,他們或以西學方法立論,或以西學視角之為參照,成就了無法逾越的學術盛世。下面從「中西視域」維度探討先生在西方文論影響下建立的比較詩學新模式。

先生的祖父諱中興,光緒壬辰科翻譯進士;父親諱廷元北大英文系畢業,任職於國民政府航空署,譯作如〈空軍制勝論〉等。由於受到家庭文化薰陶,先生很早就與西方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大學期間,先生的 唐宋詩詞 教授顧隨不僅也出身於北大英文系,更在授課中經常涉及談到西方作家、哲學家,這在先生的聽課筆記《顧隨詩詞講記》中有明確體現,無疑為其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大學畢業後不久,先生赴臺灣淡江、輔仁、師大三校任教,再次受到臺灣比較詩學思潮的浸染。

臺灣地區最早借用西方理論批評中國舊詩者應屬執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語文學系的 陳世驤 教授。陳氏於1958年在臺灣大學文學院的演講〈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以「文類批評」方法闡釋杜甫的詩歌〈八陣圖〉,引起了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供職於芝加哥大學的 劉若愚 教授撰寫〈中西文學理論綜合初探〉《中國文學理論》等,一方面探討中西文論在思想內核方面的共同之處,另一方面以西方框架構建中國的文學理論(後期 袁鶴翔 教授〈他山之石:比較文學、方法、批評與中國文學研究〉、周英雄〈結構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文學研究〉等論著也起到同樣的理論探索作用。)

受西方文藝思潮影響,先生在涉及西方理論的中國文學批評方面做出了如下四方面嘗試:

首先,在〈舊詩新演——李義山「燕台四首」〉的餘論部分,先生將李商隱詩歌與奧地利現代主義作家卡夫卡小說進行了創作風格的對比。先生認為,李商隱與卡夫卡具有三方面共性:其一,二者均是具有迥異於常人的心靈,並擅長表現夢幻般的內在生活;其二,二者均將現實生活糅入其心靈的夢幻想像之中;其三,由於二者的作品均極富個人色彩,因此讀者只有與作者的心靈志意相契合,才能有充分的理解;其四,在接受過程中,中西文學批評界均認為其在宗教或政教方面有所隱喻。當然,先生也指出他們的創作在思想背景方面的不同。4 儘管沒有經過專業學術訓練,先生在使用 A-B 比較模式時自然而規範,廣受學界好評。

其次,先生善於運用西方文藝理論闡釋古典文學現象。鄭樹森在〈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研究〉中指出「例如在探討杜甫秋興八首時,葉嘉瑩便仔細追溯了七律的歷史構成,透過其他同類型作品的關係,比照出杜甫作品的成就。這種做法基本上已具備‘文類批評’的特色」,5 先生談及這並非有意為之,然其暗合程度在北美學者高友工、梅祖麟 Tu Fu’s Autumn Meditation: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中可見一斑。

第三,先生運用西方現象學、心理學等社會學研究方法對中西文學中的道德、倫理價值進行比較研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撰寫的《詞學新詮》《清詞論叢》等著作中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而使宋代以來詞體的「價值困惑」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

第四,先生吸取著名學者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的最新成果。例如〈論詞的起源〉中先生引用香港 饒宗頤 先生法文名著 Airs de Touen-Houang 中涉及的僧侶抄寫敦煌曲等問題,探討敦煌詞的傳播、接受途徑。這點,陳祚龍、梁麗芳、海陶偉等學者也有所提及。

相比於其他學者,先生的探索不僅涉及文學創作本體的比較,同時還注重文學特質和倫理價值的比較。基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先生既沒有陷入到諸如「中國文學中有沒有史詩」「古代文學中是否出現過悲劇」等當時聚訟紛紜,卻多被當今學界視為「偽問題」的無謂爭論之中,又沒有過多投身於諸如「西方文論是否適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類的純理論層面的探討,先生的文學批評實踐無疑為徘徊於上述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範例,與此同時證明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

隨著西方文藝學的傳播,臺灣古典詩歌研究令人遺憾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少數缺乏舊學根基的學者將現代西方理論生搬硬套入古典詩歌研究之中,在臺灣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由於這段學術史不為大陸學界所熟知,在此不惜筆墨對之加以簡要介紹。事情的起因源於臺灣大學外文系 顏元叔 教授在關於中國舊詩的「新批評」實踐中出現的謬誤,例如以弗洛伊德心理學分析王融自君之出矣,認為詩中「金爐」和「明燭」分別為女性與男性象徵,將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題目擅自改為「停紅燭」等。1973年先生發表長文中國舊詩的傳統,以副標題「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的危機進一言」說明用意。文中肯定了西方理論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可行性,然也提到顏氏對古典詩歌的誤讀,並詳細分析了中西詩歌在表達手法和情意思想的異同,強調文學傳統的重要性。面對先生的批評,顏氏撰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回應,認為西方「新批評」理論即只重視文本而不需考慮作者及歷史背景,並指責先生「以歷史傳記的途徑,作文學外圍的探討,不是內在的探討。為避免形成「意氣之爭,先生對此沒作回覆。顏氏在隨後發表的就文學論文學中重申其「方法論至上」的立場,並在印象主義的復辟中對旅美學者夏志清發難。夏氏於1976年發表勸學篇回應,提到先生的中國舊詩的傳統並發表近似看法。兩年後,顏氏發表析杜甫的「詠明妃」將「荊門」錯寫作「津門」,遭到了黃麗飛、徐復觀等學者的批評,臺灣「教育部」及媒體也參與這場本該劃定在學術範圍內的討論之中,此後不久顏氏悄然淡出中國文學研究界。

這場論爭過後,先生以王國維文藝思想研究為契機對中西學術方式進行了徹底反思,完成了名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的撰寫。該著跨越史學、哲學、心理學、文學等多學科,以融會中西的理論素養對民國精神史,尤其是「西學東漸」的深層思想原因做出了深刻而成熟的探討。在第二編之餘論中,先生提出了其詩詞研究的核心理論——「興發感動說」,兼顧了作品、作者與讀者三個維度,在批評實踐中為當代中西文藝理論的融合搭建了平臺,促進了比較詩學的發展。

劉若愚將海外漢學研究者分為兩類:一類是在中國接受教育,母語是中文,用英文從事關於中國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另一類是在西方接受教育,母語為英語或其他歐洲語種,而從事關於中國學研究和教學的學者。6 顯然,葉嘉瑩屬於前者。先生的實踐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一為借用西方文藝視角,對古典文學進行細緻的闡說;其二為以西方社會學方法,如心理學、女性主義觀點對中國文學現象進行反思。就前者,先生深感傳統文學批評往往僅做結論式的評斷而缺乏明確的析說,因而讀者很難對作者創作時的內心體驗感同身受。西方「新批評」「闡釋學」等理論為古典詩歌美感的精確傳達找到了可資借鑒的途徑,使先生的古典詩詞批評更加細膩和獨到;就後者,在傳統詩文評中雖不乏創作心理探討,然批評家卻對心理學缺乏理論之自覺,而女性主義在我國學術傳統中更為罕見。二者作為社會學方法,拓寬了中國文學研究的視野,並在方法論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對顏元叔等學者的批評也體現著先生對文學批評的另一層遠慮:如果對文學創作傳統和作者性情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儘管通過「新批評」等手法亦能從字詞、結構等維度對詩歌做出看似精確的闡述,然這種實踐也許已經背離了作者原意和時代背景。這種背離原意的闡釋雖有「意圖謬誤」等西方哲學觀點作為理論支撐,卻很難揭示文學活動的意義和價值,使文學批評因缺乏內涵而陷入「匠人之工」的徒勞境地。

「中西視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契機,從更廣闊的視角理 先生的中西比較文學實踐。當近來西方文論受限於其內在的哲學情結,並且中國在「唯西方主義」思想影響下體現出文學闡釋的失利局面時,先生以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揚棄了西方文論的制約,體現出永恆的學術魅力。

 

清末民初,學者身份從「士人」向「知識分子」轉變。由此學術思想擁有無可置疑的獨立價值,「求真」成為治學的基本底線;與此同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又推動學者面對社會問題不會袖手旁觀,一種新興的「知識分子精神」正在確立。我們不妨以「認同視域」為視角考察這種「知識分子精神」的生成。

先生早年注重「為己」之學,抒寫個人的審美體驗。撰寫《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時,鑒於臺灣「現代詩」創作盲目求深求晦的偏狹,先生在分析杜詩時指出:「杜甫情意工力所及,行乎其所當行,自然如此,而非有意炫奇立異。蓋詩歌原以所表現之情感意象為主,情感意象既得之矣,則文法、句法之為我所用,自可左右逢源,何必拘拘辯其為順為倒?若杜甫此等句法,為後世開無數法門,下而至於今日之現代詩,似亦可自其中尋繹得一線淵源法門也。」 從此 先生的治學由「為己」走向「為人」,希望青年詩人能在古典文化中汲取營養,豐富新詩的藝術內涵。

在海外任教期間,有學者 曾向 先生問及文學是否存在「階級屬性」,先生當即給出了否定回答,而當看到關於大陸政治運動的報導時,先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事實上不僅先生對此感到詫異,身陷運動之中的學者也體現出三種不同態度:其一,郭沫若、馮友蘭等學者被迫「曲學阿世」;其二,錢鍾書、啟功等學者選擇在亂世中「默存」,此兩種態度固然基於不同的學術思想和身份背景,也無須受到道德譴責;然第三種—陳寅恪、梁漱溟等學者選擇仗義執言—其因正直坦蕩的品行而顯得彌足珍貴。

從文藝思潮的引導到社會責任的擔承,先生經歷了漫長的反思和過渡階段。之所以「漫長」,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先生生於亂世,學齡時曾被日偽政府組織慶祝長沙、武漢「陷落」遊行,而後國共內戰政局飄搖,早已養成了對時局緘口不言的習慣,而先生也確實因此逃過了遷台不久即遇到的「白色恐怖」事件;另一方面,先生自幼受到「新知識舊道德」的教養熏習,而傳統觀念一般認為 「革命」「時局」之事女人本不應過問。然先生性情中卻不乏自覺反省的一面,在經歷了家庭生活的艱苦困境後,逐漸意識到傳統思想中所謂「自清」的道德儘管是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導致社會關係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於此。因而先生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對王氏「清者的自持」予以批評。7 此外,先生無疑受到了包括 「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當時盛行於歐美各種學術思潮影響,其基本原則是以理性反思找出社會問題的根源,進而以純學術方式加以干預和批判。這一點與1977年前後大陸對「四人幫」的批判又完全不同。

自七十年代末回國任教以來,先生又接連撰寫了幾篇文章,從不同側面為平復「文革」創傷做出努力:

首先要提到的是李義山「海上謠」與桂林山水及當日政局〉。該文從作品入手,通過對神話典故和生平身世的考察,探尋李商隱海上謠〉的創作緣由,並討論歷代詩評家對該詩「喻托」的看法。與此類似的還有元遺山「論詩絕句」談謝靈運與柳宗元的詩與人〉等,這些論文的共同目的在於通過信實的推理和考察糾正「文革」當中對古代詩人毫無憑據的貶損。

然後來看碧山詞析論 — 一位南宋古典詞人的再評價〉。該文所探討的詞人王沂孫在宋元交替之際曾任「慶元路學正」,雖有詞才,然歷代評論家對其政治立場詬病甚重。先生從詞體藝術入手,探討其遺民詞創作特色,試圖剝離詞人所屬政治集團與其作品美學成就之間的關係,反對「文革」中通過劃分詩人的政治立場來批評其藝術成就的荒唐做法。

辛棄疾所開創的「豪放派」在歷代爭議極大,一方面其情感之愛國備受批評家推崇,然另一方面因突破了「詞為歌」的傳統而受到批評。先生在論辛棄疾詞〉中深入剖析了「豪放詞」的審美特質,並指出詞的內容和本事只是外在表現形式,而不影響其審美特質。先生以此反對大陸因作品內容而抹殺詞家藝術成就的做法,該文一經發表即受到 鄧廣銘 教授等辛詞研究專家的嘉獎和肯定。

最後,卻也是最重要的,即上文提到的「興發感動說」理論。將「感發生命」的質量作為評價詩歌的主要標準,無疑意味著對作品進行綜合考察:若作者內心蘊藏著真摯的情感,並以恰當方式傳達在作品當中,使讀者能夠通過聯想穿越時空界限獲得同樣的審美體驗,則無疑是當之無愧的好詩。這種評價方法一方面維護了文學的獨立地位,防止詩歌淪為政治、倫理、宗教等其它社會要素的附庸;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文學陷入中外都曾出現過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虛泛主義傾向,繼承了「修辭立誠」的傳統。

歷代知識分子內心都蘊藏著揮之不去的「俠客精神」,然從維護「大一統」到追求「民主」,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發生了重大變革。近代以來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提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口號,然其實踐多停留在外在形式。在歷經動亂、百廢待興的七十年代末,先生以真誠的個體體驗為中華民族重建文學理想,並在此後的數十年中先生培養了大批碩士、博士 博士後,為其學術思想的弘揚奠定了基礎。

「認同視域」為我們展現了先生從「為己之學」向「為人之學」的轉變。在民族文化的危難之際,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老一輩學者常懷「北斗京華」之心,其思想的深度或許遠遠超乎學術範疇而保有永恆的價值。國家如同個人,在探索的道路上也會迷惘、消沉,但幸運的是,恰恰是一代代冷靜而理性的學者以文化的內省為民族發展探尋著光明之路。如果說每個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那麼人類必將以文化的傳承擺脫其本初的「無知」狀態,這就是「啟蒙」的價值。

 

葉嘉瑩 教授米壽初度,至今仍在教學與科研一線工作。不能忘記的是,執教超過一個甲子的先生曾以深厚的家學教養穿越二十世紀紛紜變幻的學術思潮,始終走在古典文化研究的最前沿;在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先生積極探尋傳統文化的世界坐標,並為中國文學走向全球做出了無可替代和無法超越的貢獻;先生出身皇族卻飽經亂離之苦,以主誠認真之品格反思傳統文化,在學術研究的同時成全了世道人心。

詩經•大雅•文王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老的周民族就是通過一次次德政教化引領華夏文化走上了復興之路。三千年後,中國文化再次面臨關鍵抉擇時,一代學人當仁不讓,以其治學精神詮釋了著名史學家呂思勉那句不朽的名言 「學術思想,是一個民族的靈魂」!8

 

說 明

本文為北京市「啟明星杯」學術資助項目成果,承蒙恩師北京師範大學 康震 教授啟發指導,著名史學 家閻崇年 先生提攜指正,北京聯合大學 劉冬青 老師代為翻譯題目摘要,並向過 常寶 教授、 李山 教授、 于丹 教授長期以來的無私幫助致以真誠謝意!  

 



* 李明陽先生,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

1. 傅璿琮〈日晷文庫總序〉,李山《詩經的文化精神》(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1

2.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345

3.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294

4.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387

5. 李正治《政府遷台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臺北:學生書局,1988),頁463

6. James L. Y. Liu. 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 Pennsylvania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 p.9.

7.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298

8.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