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衡》總第25期 (2014年12月)
杜牧‧文賦‧諫書
──杜牧的諫諍論述與〈阿房宮賦〉
許東海
一. 緒論唐代諫諍文化與杜牧諫諍意識
中國歷史上士臣面對君國往往必須於政統與道統之間做出判斷與抉擇， 於是諫諍遂成為士臣鞏固道統的終極抗禮與文化表態；倘若從辭賦之祖屈〈騷〉文本的諫諍書寫觀之，此一歷史傳統可謂源遠流長，秦漢以下的士臣諫書奏議，不絕如縷，其中固頗不乏辭賦名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即為例證， 迄至杜牧所處的唐代，由開國之初唐太宗貞觀年間力倡的君臣諫諍風氣，更為歷史美談，其中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即頗多相關論述，其中〈論求諫〉、〈論納諫〉、〈論君臣鑒戒〉等，皆攸關諫諍之道與君國治道，由於唐太宗廣開言路，力倡諫風，遂積漸成為唐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精神傳統，白居易《策林》即曾大肆闡發此一歷史流變及其要旨， 此外，由於唐代儒學文化、諫官及其諫議制度等等的確立，皆對當時的諫諍文化，乃至於唐代文士的諫臣意識，形成推波助瀾的重要力量，其中如韓愈等古文運動代表人物，皆不能例外， 從而對於晚唐杜牧的諫諍意識具有引領與召喚作用。
杜牧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詩文作品中， 據《舊唐書‧杜牧傳》載述，杜牧曾於文宗大和迄至開成年間，任職「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里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 等官職，當時他與李甘、李中敏等人氣類相合，皆尚風節，敢於直言，故其「文章取向，大率相類」。
唐代對文人與諫諍的結合，從科舉與諫官制度上即顯現無遺。玄宗即位首年便開設「直言極諫科」，揭示了諫諍的政治地位，此後風氣日盛。中唐時，開設最多的科制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及相類的「諷諫主文科」，更明確地將以文取士的科舉遴選的目標著重在人品、儒學、吏治的結合，而「能諫」實為三者的具體實踐。因此唐代的諫官制度是將學而優則仕的文人、政治與其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最佳機制，也是一種具體的政治實踐。相對於文人而言，因科舉與諫官制度的影響，諷諫君王從個人自覺進一步轉變為諫官職能的實踐，如此又從政治上肯定了文學的諫諍傳統，同時也鼓勵了文人的諫諍活動。杜牧〈阿房宮賦〉的諫諍意識，應是唐代諫官制度與科舉科考影響文人與文學之一代表例證。
杜牧〈阿房宮賦〉尤以新體文賦的變創特性，引領與啟示北宋文賦的興起，從而在唐、宋賦史上深具重要關鍵地位。〈阿房宮賦〉之所以在晚唐深受矚目，最為關鍵的理由在此賦充分展現作者杜牧「王佐之才」的器識與特質。 自杜牧「知人論世」的創作背景觀之，究竟是如何的傳統文化心理、世變元素及其創作心態，決定杜牧〈阿房宮賦〉「王佐之才」的人文特質及其「新體文賦」形式？杜牧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詩文作品中，本文主要基於上述之觀照，回歸史學之文化世變與賦學之諷諫命題，從而結合杜牧相關文本資料，運用「知人論世」的傳統方法論，並針對杜牧罕為學界所關注的諫諍意識，嘗試為晚唐賦史上經典之作的杜牧〈阿房宮賦〉，提供另一涵攝賦學諷諫傳統與史學諫諍世變意涵的閱讀視窗。
二. 諫諍與權衡：杜牧的諫諍意識及其政治實踐
諫諍本指臣下以言語或行動規勸君王，故《荀子‧臣道》以「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主要針對君王言行而發，後世則又擴展至王夫之《讀通鑑論》「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無隱」的百官監察彈劾職能， 由是觀之，古代士人源自於任重道遠的政治觀照與承擔，針砭君臣過失與時弊，誠為作者諫諍的主要精神旨趣，而且往往未必藉由以諫為名的諫書或奏疏，例如屈原〈離騷〉的諷諫精神即為典範，並且深遠影響後代辭賦家創作時的諷諭職志及其重要意蘊。
由上述古代諫諍的名義觀之，諫諍的主要對象是君王，主要目的是安定君國；易言之，若出現攸關軍國大事或危及君國治平的言行人事之際，尤其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君國危機者，例如權臣或軍事將領一類對象，杜牧固然時以謙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態度自責自咎，然而同時卻又秉持以「無位而言」的諫諍意識，甚至儼然以諫臣姿態上書力諫，從而強烈映現杜牧念茲在茲，服膺勿失的諫諍意識。其中例證則是杜牧多次上書當代宰相權臣李德裕的文章，即往往直似一篇篇上達天聽的諫書，例如〈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皆為其例，故其文書中亦每每揭明宰相李德裕為宰輔，代君決策，身繫天下的重要地位，例如：
伏睹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
其中〈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為杜牧在黃州刺史任時所上宰相李德裕書，主要論述平定劉稹等澤、潞兩州軍事之策略，其中即指陳「今者上黨之叛，與淮西不同」的史鑒論述，從而重新提出「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的不同軍事策略觀照，並藉由北朝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事，並引當時吏部宇文弼的軍事諫言，「初始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的歷史諫諍典故，揭明「以古為證，得之者多。」從題旨於「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的諫諍情懷；此外，杜牧另一篇黃州任上〈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主要諫言緣起，旨趣即在「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文中論析此事涉及軍國大計，蓋「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 何況江賊橫行，群盜如麻，故「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然歷史上商湯「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故杜牧以為「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然而，「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以至於形成日後「陳璠每出彭螽湖口，領徒東下，商舩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的場景，杜牧深不謂然，乃高揭「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的疑惑與異議，從而擬設諫臣意識之姿，建請修訂相關法規：
某詳觀格律敕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
杜牧上呈宰相李德裕的這些文書，顯然主要具體對象並非國君，若就嚴格正名的意義而言，固然不宜稱為君臣之間的正式諫書，但自其創作精神而言，實際與傳統諫書旨趣頗為相契，因此基本上應可視之為諫書之擬作，而且其中最值得留意者，乃為如此顯著展現諫諍意識的書寫特色，更為集中體現在上呈當代宰相及權臣名將的文書中，形成一種以上書為名，以諫諍為實的另類諫書型態。
杜牧特殊的諫諍型態，或許一方面源於作者書寫之時往往自嘲「無位而言」的客觀背景因素；另一方面應可解讀為杜牧洞鑒政治場域君臣權力結構之樞機關鍵，於是化身為具諫諍策略中權變機制的一環，正如其所注《孫武》兵法中重視「形勢虛實」的論述要旨：
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
而令人玩味者杜牧所注《孫武》兵法十三篇，亦巧妙成為他上書宣宗朝宰相周墀，聲討當代廟堂士臣「不能知兵」的重要諫諍素材及其策略依據：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
按此文所論既關涉當代文治武韜之軍國大計，而作者當時甫返京任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 按此文的寫作對象既為當時宰相，而文中「廟堂之上」、「謀人之國」者，實以宰相為首，而「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者，固自不外宰相之輩，甚至攸關君王任相之得失。由此觀之，杜牧此篇〈上周相公書〉的諫諍對象顯然主要指涉君王與宰相，然則質實而言，此文儼然與諫書並無殊異。而杜牧不僅重視諫臣職能，致有「出入諫官、御史，助天子為治」之治道觀照， 並且每每於上呈當代宰相及權臣名將的文書中，體現濃烈的諫諍意識，進而形塑獨特另類的諫書書寫型態及其諫臣身影。
三. 諫諍與文臣：杜牧制誥、奏表、祭神文之諫諍意識
杜牧雖曾對自己短暫而變動的諫官生涯，因乏善可陳，從而流露出愧憾之情，然而在其心目中，諫官之職始終是攸關社稷君國與治亂興亡的重要士臣指標，因此擔任中書舍人、知制誥等官職期間，仍然不乏藉由為君王撰擬制誥之際，展現其諫官職能的治道觀照，例如〈杜濛除太常博士制〉，即頌美杜濛五世祖輔佐唐太宗，己身又擢升深繫朝廷綱紀之諫臣：
敕。守左拾遺杜濛。爾五祖廟嘗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以文章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受。
由此可見唐初太宗的訥諫風範在歷代君臣心中的深刻烙印，又如宣宗大中六年，杜牧草擬之〈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更大肆鋪陳唐初立國以來，設置諫官的宏旨大義，儼然可以視為杜牧以「制」為「論」的諫臣論述：
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宗祖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介特守君子之強，文學畫儒者之業，周應華貫，擢為諍臣。攻予其專，言事頗切。……巍然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念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節上意。……今者倚任，佇觀爾能，唯君知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
此外，杜牧於大中年間奉命為皇上草擬眾多關涉諫官的制誥，成為考察其諫諍觀照的重要書寫文本與史學文獻，其中固不乏作者流觀前代迄李唐的諫諍論述，例如：
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
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知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使吾綱目不壞，堤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祉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
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
由是觀之，杜牧不僅本身具備諫官的仕宦經歷，並且藉由相關詩文與制誥的書寫，皆一一反映對於唐代諫諍文化的重視與傳承，及其深繫君國治道成敗得失之數的憂患意識，適如《新唐書》本傳所謂：
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
其中杜牧深刻的諫諍意識也在史傳留下不可磨滅的諫臣身影。
儘管杜牧傳世文集中並未發現直接以諫為名的奏疏，但從上他呈奏皇上的謝表，乃至於相關祭神文告，及其當時實際掌握天下權柄宰相重臣所上書論中，仍然可以充分展現並印證杜牧濃厚的諫諍意識及其深刻的諫臣身影，例如他曾於武宗會昌二年因遭朝貴排擠，外謫黃州，所撰〈黃州刺史謝上表〉除依往例表謝恩，行禮如儀外，竟大肆鋪陳古今明君當以德教為先務之宏旨，作為治道諫諍及其無過遭謫的政治諷諭：
今者蒙恩擢受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不信德教，專任刑名，……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之徒，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國家自有天下以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以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在臣之心則然，豈材術之能及？
杜牧藉由上表謝恩之機，勸諫國君切莫專任刑名材術之臣，荒廢明君德教化民之治道要旨，易言之，若刺史專任刑罰，罔顧德教，則一州難治，因此若有國者任用刑名之臣而專任罰刑，則治道可憂，由此觀之，作者誠有意藉此諷諫朝政；又如他在代裴休所撰〈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奏〉亦針對當時君臣論政紀錄的「時政記」提出改革諫言：
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已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閣內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杜牧念茲在茲的諫諍意識，往往成為他代擬疏表並奏呈國君的重要命題之內在依據，例如他代宰相李中敏所撰〈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即大肆論述唐代先王元和中興功業，與廣開諫諍風氣之攸關：
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
由此觀之，杜牧濃厚的諫諍意識，及其視之為李唐立國以來深繫君國治道成敗得失的重要政治傳統，誠然毋庸置疑，也基於如是深刻的諫諍意識，才會致使杜牧即使撰寫祭告神祇的文章裡，往往不自覺流露近似諫言的書寫內容，例如撰於武宗會昌二年黃州刺史任上的〈黃州准赦百神文〉，本緣由於百官上呈「仁勝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武宗，並因此「大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仁者。」故杜牧乃「伏准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 然而因當時黃州遭逢旱災，杜牧因藉由此文讚頌皇帝之際，向皇天上帝進奏諫言，故謂：
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齊惕慄，臨各臨墜，……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子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帝視之，近遠一致。
杜牧藉由向天帝諸神祭禱之文，進行諷諫，就其精神旨趣而言，實與君臣諫諍之道深契，故其於黃州任上所作之〈祭城隍神祈雨文〉及其續章〈第二文〉，皆不乏類似之諫言書寫，例如：
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公庭晝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成，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由上述黃州祭禱天帝神祇諸文觀之，杜牧儼然重現屈原〈天問〉之創作旨趣，進行其面對天帝神祇的諫諍言說，從而展現杜牧諫臣身影及其諫諍意識的另一側面。
四. 過秦與諫唐：〈阿房宮賦〉的以論為賦及其諷諫意圖
〈阿房宮賦〉題材上藉由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大肆營造阿房宮殿的荒奢麗侈，及其不能仁政治民，速禍亡秦的史鑑論述，並融合辭賦文體之書寫形態，儼然成為漢代賈誼〈過秦論〉之唐代賦體濃縮改寫版，杜牧〈阿房宮賦〉基本上乃奪胎於賈誼〈過秦論〉之創作旨趣，然其所以不讓前賢專美於前的關鍵理由，誠然繫乎此賦文體之變創特色；易言之，若〈過秦論〉具有以賦為論的創作取向，則〈阿房宮賦〉則展現以論為賦的文體特色，從而成為漢唐論述秦國興亡得失之文壇雙璧，在文學史上可謂前後輝映。
其次，杜牧〈阿房宮賦〉以論為賦的文體特色，固然創作上也深受中唐古文運動影響，尤其是韓愈古文的啟迪，由於韓文重視議論的發揮，與古文書寫之文體取向相輔相成，不可切割，甚至於有時亦借鑒賦體特徵，形成變化，名篇〈進學解〉即為例證，此一融合古文與辭賦的變創文體特色，誠為〈阿房宮賦〉所以殊異一般賦篇議論比重偏低的傳統範式，而提高為全文五分之二比例的議論結構，亦呈現借鑒古文於辭賦的文體特色，從而與韓文〈進學解〉借鑒賦體創作古文的書寫傾向，形成文體上之對照意涵。
杜牧〈阿房宮賦〉的文體特色，從其語言運用特性而言，固然與古文書寫的議論化取向攸關，然而若藉由辭賦創作本身諷諫傳統觀之，〈阿房宮賦〉融合古文與辭賦的文體外表之下，其實可能還潛藏著另一深層文化命題，即是漢賦以來，賦家如何藉由賦體鋪采摛文的美麗語言，進行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諷諫職志，從而體現「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知戒」等古《詩》流亞的政教宏旨；易言之，如是觀照的結果，理所當然將演繹出另一更核心的賦家創作命題：辭賦與諫書之間的分際與合流。
自杜牧平生既潛心於歷代之治亂興亡之事實，且重視以諫臣之心佐扶明君的宿志觀之，〈阿房宮賦〉宜其深具借古鑒今的史鑒意涵，因此〈阿房宮賦〉雖然為杜牧創作於唐敬宗寶曆元年左右早期作品， 而此賦的創作動機究竟如何？作者於〈上知己文章啟〉曾自敘創作緣起謂：「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 由此觀之，此賦正是杜牧藉由賈誼過秦論述的基本旨趣，融合論體與賦體於一的書寫變創，進行其以史鑒為手段的創作策略，體現其念茲在茲的諷諫意圖，故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謂「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文中所謂「譎往事」實為強調藉由秦朝治亂興亡之事，進行譎諫之辭賦創作意圖；易言之，「譎往事」誠為〈阿房宮賦〉的書寫策略，而以史鑒為本，以「刺當代」為用，則為杜牧此賦的諷諫旨趣及其終極關懷，二者所重雖自有別，然而兩者前後互文見義，足以印證作者「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的當代諷諫旨趣。
由此觀之，杜牧《阿房宮賦》是一篇藉由詠史賦的創作型態，並體現唐代立國以來重視史鑒的治道觀照，從而進行其辭賦諷諫。故就其本質而言，應可視為杜牧意圖以辭賦虛擬諫書的創作實踐。
五. 論諫與史鑒：〈阿房宮賦〉的史鑒意識與諷諫策略
杜牧〈阿房宮賦〉創作動機，固然在「譎往事」、「刺當代」，並具體針對敬宗「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進行當代諷諫書寫，其中關鍵尚可自其所撰〈與人論諫書〉中略窺箇中消息。首先作者揭示出敬宗寶曆年間多故，因此群臣諫書此起彼落，例如敬宗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可見敬宗寶曆年間因幸駕驪山別官之事所引發的群臣諫諍風潮，記憶猶深，服膺勿失，而他撰於此時的〈阿房宮賦〉，即使囿於「無位而言」，難以上達天聽，然而於此群臣競上諫書之際，對於平生深懷諫臣意識，並深具諫諍之志的杜牧，豈能無動於衷？從而啟迪其諷諫創作；其次，據〈與人論諫書〉所揭敬宗寶曆的諫諍載述，正是以驪山宮殿為論述主軸，文中並徵引當朝任職拾遺的張權輿諫書內容及唐敬宗的回應謂：
昔周幽王幸驪山，為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據此，則杜牧對於敬宗寶曆年間當代有關驪山君臣諫諍實錄，可謂瞭如指掌，並深植其心，而他亦撰於當時的〈阿房宮賦〉，亦藉由秦始皇驪山「大起宮室，廣聲色」的賦體鋪陳，作為諷諫敬宗驪山宮室聲色之樂的另類諫書書寫。由上觀之，杜牧〈阿房宮賦〉別具以辭賦為諫書的書寫策略及其諷諫意涵。同時，由於此賦之撰既與敬宗寶曆之際的朝廷諫諍風潮深契，則〈阿房宮賦〉深刻的諷諫意識，除得自漢代賦家源遠流長的諷諫傳統之外，顯然亦攸關當代君臣的諫諍風氣及其世變脈動。
至於杜牧〈阿房宮賦〉既以辭賦為諫書，雖亦可由其文以曲終奏雅的過秦論述，大肆展現作者借古諷今的史鑒觀照，何以其中仍未見一般諫書所明白揭示的當代「時君善政與否」之具體論述？其間關鍵理由，則必須借助於杜牧〈與人論諫書〉中所映現之諫諍觀照及其諷諫策略。
杜牧對於古今諫諍之道的見解，主要依據《大戴禮記》所揭示的五諫之說，主要涵括「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五類，其中「質指而諫」的「指諫」，與「忘生為君」的陷諫，基本上是視為有別於譎事「諷諫」的直諫類型者，此則為杜牧尤所不取者，其中闚諫在於「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故杜牧對於唐敬宗寶曆之際「拾遺張權輿伏紫宸天下叩頭」的直諫型態，頗不以為然，理由如下：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于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
杜牧並進而藉由史鑒面向，歸納出直諫為下的畫虎類犬及其欲速不達：
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淩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鬥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
杜牧基於如是諫諍觀照，乃列舉漢成帝時御史大夫薛廣德，與唐敬宗寶曆之際拾遺張權輿等直諫怒主，適得其反之古今對事例加以對照，並引以為諫諍者之鑒戒，同時藉由漢代張猛「明白辯婉」之論，反襯薛、張兩人的「不思中道」：
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所謂「曉人不當如是耶。」正凸顯君主納諫與臣子諫諍的重要關鍵，從而映現杜牧「直諫為下」與「勇於諫」必須「深於其道」的諫諍觀照及其中道策略，故其自注文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由此觀之，〈與人論諫書〉乃是杜牧集中體現其平生諫書觀照及其諫諍策略的重要代表文獻，其中既具體而微地映現唐代開國以來史鑒與諫諍和合流的重要治道文化論述傳統；同時，更藉由唐敬宗寶曆年間的駕幸驪山宮殿一事，作為商榷李唐當代君臣之間諫諍命題的主要範例，甚且文中亦述及秦始皇亡國與驪山之歷史關涉，由此觀之，論述歷代君王與驪山之題材，儼然成為杜牧筆下深具諫書意涵及其諫諍策略的重要歷史文本，據此審視作者同撰於寶曆年間、同樣藉由「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秦始皇阿房宮殿及其聲色書寫，所開展的秦朝亡國論述，二者可謂殊途同歸，旨趣相契。因此藉由作者〈與人論諫書〉重新檢視其用以諷諫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的〈阿房宮賦〉，固宜別具辭賦諷諫傳統之外的當代諫書意涵，並且映現杜牧〈阿房宮賦〉以賦為諫的創作取向，誠然攸關作者以「直諫為下」的史鑒精神及其諫諍觀照，因此〈阿房宮賦〉既未見相關的「直諫」書寫；反之，字裡行間往往浮現借古諷今之諷諭意涵。
〈阿房宮賦〉前後文體轉換及其書寫策略的脈絡觀之，大體呈為「賦體→賦、論合體→論體」的主要文體建構前後序列，基於如是的文體跨界及其書寫策略，杜牧不僅巧妙擺脫漢賦作家「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的前人覆轍；反之，藉由循序漸進的賦、論文體合流取向，體現其平生念茲在茲的古今治亂興亡之數，進而回應作者以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等漢代史論大家「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己任，纂續造端，必不空言」 的自我創作期待。其中所謂「纂續造端，必不空言」旨在揭示借鑒歷史針砭時弊的創作旨趣，然而〈阿房宮賦〉何得窺見作者「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其中關鍵當在藉由秦帝阿房宮的史鑒論述作為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之失的當代諷諫依據；至於杜牧既以「直諫」為下策，則此賦所採取「譎往事」、「刺當代」的諷諫策略，顯然符合其「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 的當代治道諷諫觀照，並且正由於「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 因此，諷諫為上的諫諍觀照，誠為杜牧此賦體現「君臣禮樂」另一政教文化的深層意蘊。
六. 結論
文賦與諫書：唐代諫諍文化觀照下的杜牧《阿房宮賦》
融合史鑒與諷諫的〈阿房宮賦〉，乃是源自杜牧諷諫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的諫諍書寫變創，其中固然傳承著漢代賦家的諷諭傳統，同時也與唐代開國以來的重視諫諍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從而具體而微地映現杜牧諫臣身影及其諫諍意識。
杜牧濃厚深刻的諫諍意識，除了承傳古來迄至唐代的士臣諫諍文化傳統外，也與杜牧本身的諫臣經歷及其仕宦職志攸關，並且經常映現於相關的制誥、奏表及其他相關詩文作品，由此觀之，杜牧撰於晚唐世變之際的〈阿房宮賦〉，乃是作者深受史學諫諍與賦學諷諫濡染，從而以賦、論合流為體，以借古諷今為用的當代諷諫書寫，其中或許不乏新型諫書及其變創可能的實驗意圖，從而成為作者與傳統諫書書寫範式區隔的另類嘗試，其後北宋賦壇隨亦隨之出現直接以辭賦為諫書的創作現象，因此藉由「辭賦與諫書」的觀照側面，或許可為杜牧《阿房宮賦》在唐、宋賦學流變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視域的閱讀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