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3期 2008 年 10 月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二題

 

陳鴻圖*

 

 

1. 引 言

《二老堂詩話》,南宋周必大(1126-1204)撰。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又號平園老叟。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得進士第,復中博學宏詞科,累官至右丞相,封益國公。周氏著述宏富,所著多達八十一種,《二老堂詩話》一書收周氏詩話四十六則。全書論詩偏重於考證,不在義理的發揮,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謂「所論多主於考證」,又言「究非學有本原者不能作也」。 [1] 《二老堂詩話》自宋以來,即附存周氏的《文忠集》流傳。 [2] 至明代毛晉(1599-1659)的《津逮秘書》(下稱《津逮》本),始輯出單行,故毛氏的題跋謂:「集中(按:即《文忠集》)載雜著述二十三卷,詩話其一也,所載不過四十餘則。」 [3] 明代除毛氏輯本外,另有「《說郛》刪節本」,但只得六條。 [4] 《永樂大典》(下簡稱《大典》)卷八百零八引《二老堂詩話》,一直未受到重視,研究者寥寥無幾。清代的《四庫全書》,除收附於周氏《文忠集》的版本(下簡稱文集本),詩文評類著錄了一種《二老堂詩話》單刻本(下稱單刻本)。現存的各本大都不出單刻本和文集本的兩個系統, [5] 《四庫》單刻本的版本來源,至今仍未有人考證。本文比對現存各種版本,發現《四庫》單刻本所依據的「浙江巡撫採進本」,是以毛晉的《津逮》本為底本。同時指出欒貴明《永樂大典索引》從《大典》輯出的《二老堂詩話》,誤引他書多達百餘條,亟待訂正。

 

2. 文淵閣《四庫全書「浙江巡撫採進本」源出毛晉《津逮》本

文淵閣《四庫兩種《二老堂詩話,文集本的底本採用「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已有學者作過詳細的研究。 [6] 另一種以「浙江巡撫採進本」為底本的單刻本,其確實來源至今未明。翻檢各省上呈《四庫》的書目,與周必大著作有關的主要有以下六則條目:

. 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周益公集》(二百卷、三十二本)

. 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文忠集》(二百五卷、三十二本)

. 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記錄:《周益公集》(二百卷、三十二本)

. 江西巡撫海第四次呈送書目:《周文忠集》(二百卷)、十二套、六十四本)

. 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周益公國公全集》(二十五種、二百卷、抄本)

.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周益公集》(二百卷、知不足齋寫本) [7]

 

單就此六則條目而言《四庫》徵集到的周氏著作都屬於文集本的系統,沒有單刻本的記載。呈進書目具體反映了《四庫》各種底本的來源,各書目中僅存有文集本的來源記載,是否說明了單刻本和文集本的底本相同,因而不載單刻本於呈進書目?這種推測看似合理,其實並不能成立。因為《四庫》文集本與單刻本若有共同的來源,兩個本子之間就不應出現大量的異文(見下文)。而且,《四庫》館臣也沒有理由會分別採用同一書的版本。儘管《四庫》提要透露了一些單刻本的來源信息,如說「此後人鈔出別行者也」和「世亦多有別本單行者,已各著於錄 [8] 但究竟採用那個底本,是誰從周氏文集中輯出別行,僅據提要仍是無法確定。要判斷一書的版本承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各種版本之間的文字異同,透過文字改動的蛛絲馬跡,揭示出各本的淵源。筆者比對現存各個版本,發現《四庫》單刻本極可能沿自毛晉的《津逮》本,以下舉例說明。 [9]

1. 若併指刑天(710)

《津逮》本同「刑天《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皆作「刑天

2. 隔浦望郎船(711)

《津逮》本同「郎《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行 [10] 按此句出劉禹錫〈淮陰行,前句已作「羨郎船尾燕」,「郎」字蓋不應重出《劉賓客編年校注》作「行 [11] 疑「郎」為錯字。

3. 臨睡舉殘盃(712)

《津逮》本同「臨睡《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 [12] 歐陽棨本作「臨卧

4. 詩水生挑萊渚(712)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詩」下有「云」字。

5. 美酒斗十千(712)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十千」後多「之句」兩字。

6.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712)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按本條引用《宴散詩,見於《白氏長慶集》第二十五卷,《四庫》本與《津逮》本皆脫「二」字。

7. 常為奉使金國屬官(712)

《津逮》本同「常《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嘗

8. 一樹如瑤瓊(713)

《津逮》本同「樹《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種。按《白氏長慶集》、《白香山詩集》同, [13] 澹生堂本「樹」作「稚」疑為錯字。

9. 自矜□□宰相(716)

《津逮》本同《四庫》本以空格表示脫兩字《大典》本此條不錄,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自矜他日宰相 [14]

10. 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718)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來」下多一「作」字。

11. 寒亦在中矣(718)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作「寒碧」。按前句謂「寒碧各在其中」,此句亦應有「寒碧」兩字。

12. 天葩無根常見日(719)

《津逮》本同「常《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作「長

13. 古今詩人亦多有之(719)

《津逮》本同「有《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作「用」

14. 紫芝云(719)

《津逮》本同《大典》本、澹生堂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皆作「紫芝又云

15. 五溪無人採(719)

《津逮》本同《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皆作「谿

16. 夢得以綾絹求東坡荅云(719)

《津逮》本同《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求東坡皆作「求書坡

17. 關字似閑字(721)

《津逮》本同《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次序互置,皆作「閑字似關字」。澹生堂本此句僅得「閑字」,蓋有脫文。

18. 襴衫拋白苧(721)

《津逮》本同「白苧《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澹生堂本、歐陽棨本「白紵」。

19. 達云省題詩集只云釋奠(722)

《津逮》本同「達云」不明所指《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皆作「汪逵云,澹生堂本作「馮達云」似亦不確《稗編》卷八十二引陶宗羲謂「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 [15] 汪逵精金石墨帖之收藏《文忠集》卷五十五〈跋汪逵所藏東坡字〉末謂「壬戌三月甲寅東里周某書而歸之汪氏 [16] 則此「達云」當為「汪逵

20. 昔齒公卿日嘗聞弦誦聲(722)

《津逮》本同「日」字疑為「冑」之誤,澹生堂本誤作「由「日」。《大典》本、《四庫》全集本、歐陽棨本皆作「冑

  《二老堂詩話》四十六則的詩話,僅上列就出現多達二十例的異文。各版本之間的相合例,單以數量而言,以《四庫》單刻本同於《津逮》本最多。當中,凡《四庫》單刻本與各本相異之處,《津逮》本幾乎都出現相應的例子。單刻本的錯字脫文(如第25689等例),文字次序上的顛倒(如第17)訛誤,都不謀而合地只見於《津逮》本。 [17] 從上述的異文明顯可見,兩書版本有極為一致的承傳關係。

  如果再考慮到毛晉整理過周氏不少的著作,更可以推想《四庫》單刻本《二老堂詩話》出於毛氏《津逮》本最為合理《四庫》著錄周氏的單刻本,很多都經過毛氏的整理,毛氏刊刻的周氏著作,除了《二老堂詩話,載於《四庫》尚有《玉堂雜記》和《玉蕊辨證》兩書,至如周氏《益公題跋》一書也是經毛氏的整理和刊印。明代以後,流傳最廣的《二老堂詩話》單刻本,首推毛氏的《津逮》本《四庫》單刻本以毛氏《津逮》本為底本,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四庫》提要所謂「此後人鈔出別行者也」所指的「後人,當非毛晉莫屬了。

 

3. 欒貴明《永樂大典索引》引《二老堂詩話》辨正

  《大典》卷八百零八詩話五十鈔錄《二老堂詩話,衣川強(Kinugawa, Tsuyoshi 1939- )《永樂大典索引》一書失收,欒貴明《永樂大典索引》(下稱《索引》)從《大典》輯得一百四十八條, [18] 較之現存各本四十六條,多出了一百零二條,數量之多頗為驚人《索引》新增各條,假如確是原書的「佚文,對補充現存各本之闕漏,乃於周氏詩話研究不無裨益。然而,逐條核對《大典》原書後,發現《索引》以他書誤作《二老堂詩話》者,多達百餘條,更有誤分條目等體例問題,後人若不察其誤,據以引用,則易生誤會,以下試作說明。

  《二老堂詩話》見於《大典》卷八百零八《索引》根據《大典》連續引用同一書籍,多省略書名的常則,將《大典》卷八百零八全部條目歸於《二老堂詩話》的名下,這本為無可厚非的做法。然《大典》自第二十八條起即不見於現存各本《二老堂詩話 [19] 為便於說明,茲引第二十八條如下:

徐師錄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戶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20]

「徐師錄論文云」一條,見於《唐子西論文,或稱《唐子西語錄 [21] 著者為宋代的唐庚(1071-1121),字子西。唐庚雖生在周必大之前,但兩人所處的年代相當接近。《大典》引《二老堂詩話,突然插入「徐師錄論文」一段的引文,並不能排除周必大引用了唐庚之說。然而,綜觀《二老堂詩話》引用前人各說,不會只單錄引文而不加議論。諸如「陸務觀說東坡三詩」條引「陸務觀云」、「老人十拗」條引朱新中《鄞川志》等, [22] 周氏不但注明引書作者的姓氏和書名,更加上他自己的解說《索引》根據《大典》輯出,不見於今本《二老堂詩話》的各條,與周氏此種論詩風格極不相類。如果再逐條核對《索引,會發現《大典》自第二十八條起,皆不見於《二老堂詩話。茲按本文重編次序列如下(詳目請參附表) [23]

 

編 號

本文重整後的條目

出 處

1.

1-27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2.

28-45

唐庚《唐子西論文》或稱《西語錄》

3.

46

唐庚《眉山文集》

4.

47-48

葉夢得(1077-1148)《石林詩話》

5.

49

葉夢得《巖下放言》

6.

50-58

許顗(1123-1126)《彦周詩話》

7.

59-60

項安世(1129-1208)《家說》

8.

132-136

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

9.

138

陸游《老學庵筆記》

10.

141-142

陸游《老學庵筆記》

11.

144-149

陸游《老學庵筆記》

12.

151-152

陸游《老學庵筆記》

13.

153-158

王楙(1151-1213)《野客叢書》

 

《索引》引用的各條來源雖然仍待考證,但很多不載於《二老堂詩話,另有其他出處。如能稍讀這些引文,當亦知非周必大的手筆。如第六十八條「同年游寺簿仲鴻言親至麥積山野寺山園,據《宋史》本傳「游(寺簿)仲鴻,乃淳熙三年(1176)進士。周必大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已取得進士第, [24] 絕不會以「同年」來稱呼游氏。又如第一百四十四條「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見於陸游《老學庵筆記》一書「先夫人」是晁沖的女甥、唐氏的外家,乃陸游對其「先夫人」唐氏之尊稱, [25] 周氏不應有這樣的稱引。通過上表已見《大典》第二十八條以下,全不見於《二老堂詩話》,《索引》根據《大典》輯錄的這一百多條,顯然都屬於編者的誤引。

  《索引》除了誤引《二老堂詩話》,《大典》引用文獻的錯誤分合《索引》也未能更正,大抵編者只據《大典》原文,沒有逐條核對原書,故造成此誤。如「歐公詩云」一條《大典》誤與「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和「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合為一條。周氏在這三條分別評價了歐陽修、李義山和陶淵明的詩,今存各本《二老堂詩話》皆分作三條《索引》未加辨認,誤以為同條,不但漏輯了《大典》的條目,更造成了混亂。又如《大典「衽錢塘陳益」一條,文意難以索解,似有文字衍奪之誤。核之今存各本,則知《二老堂詩話》每條之上設有標題,此條「衽」字本為「光武廟左衽」一條的標題,因《大典》抄手大意,刪之未盡《索引》未以為意,竟取與前條「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併合,後人如不慎引用,以訛為正,無疑會失卻《二老堂詩話》的原貌。

  現存的《大典》只剩下八百餘卷,不足全書百份之四,但翻檢起來仍覺費力,編者以個人之力承擔起編纂《索引》的艱巨工作,使後人便於尋繹檢索,可謂功莫大焉。但礙於《大典》引書的混亂,書名殘缺不全的條件限制, [26] 要一一查得來源,殊非易事。以《二老堂詩話》為例《大典》原卷本非完帙,文字漫漶不清之處隨手皆可見。而該卷中華書局《大典》本原據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所藏原稿膠片影印, [27] 朱字的書名因黑白影印的關係,都變成了與正文相同的黑色字體,無疑增添了編制索引的困難。在這情況下,比勘現存的各個本子,逐條核對原文,似乎更為必要。當然,在使用《索引》的同時,如能夠覆檢《大典》各條出處,上述錯誤定會大大減少。

 

4. 結 語

  本文考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指出《四庫》單刻本是以毛晉《津逮》本為底本,同時訂正《永樂大典索引》誤引他書多達百餘條。毛晉《津逮》本雖然以周必大「集中」的「雜著述三十三卷」為底本,然而上文檢出各本之間大量的異文,明顯可見單刻本與文集本之間頗有出入,這些異同,部份或是毛晉沿襲周氏文集之舛誤。至於《大典》引用各條,也存在若干問題,除了分條誤合之外《大典》抄寫之誤,也為數不少。無論如何,上文所列各版本之間的文字異同,在在顯示了現存的《二老堂詩話》有校勘的必要。

 

附表《永樂大典索引》與《永樂大典》引《二老堂詩話》比較 (見第16-19)

凡例:

1. 本表據《永樂大典索引》引《二老堂詩話,逐條比對《大典》原文,訂正《大典》所錄《二老堂詩話》條目,並以明《索引》引書之誤。

2.《大典》據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先列《索引》條目,然後核對《大典》。《索引》不同者以「/」標示,並註明同條併合。

3. 頁碼一欄註明《索引》和《大典》的頁碼。

4. 備註欄所列為本文以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3.0) 檢索《大典》引文出處《四庫》未見者則作「待考」處理。

 

 

                                                                       

 

 



* 陳鴻圖先生,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1] . 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787

[2] . 《文忠集》的各種版本,可參周蓮弟〈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0年新第十期,頁64-65

[3] . 毛晉題跋,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叢書集成簡編》據《津逮秘書》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57-58

[4] . 陶宗儀撰,張宗祥集校《說郛》(台北:新興書局,1978),頁571-572

[5] . 單刻本除毛晉《津逮》本和《四庫》本外,另有《歷代詩話》本(按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收錄《二老堂詩話》正據此本)、和日本《螢雪軒叢書》本等。

[6] . 周蓮弟〈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頁72-73

[7] .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頁11、頁55、頁94、頁162、頁224、頁282

[8] . 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頁17871369

[9] . 本文所據版本包括《四庫》單刻本《四庫》文集本(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大典》本(《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澹生堂本(《宋集珍本叢刋》影印明澹生堂《周益公文集》鈔本,北京:綫裝書局,2004)《津逮》本(《叢書集成簡編》據《津逮秘書》本影印,1966)、歐陽棨本(《宋集珍本叢刋》影印傅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北京:綫裝書局,2004)。另參螢雪軒本(據《詩學叢刊》本,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舉例先列出《四庫》單刻本,括號內為其頁碼,有可辯者則略加按語。

[10] . 按澹生堂本作「隔浦望舡」,疑此處有脫誤。

[11] . 劉禹錫撰,高志忠校注《劉禹錫詩編年校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708-709

[12] . 按澹生堂本「舉殘盃」作「本殘盃,蓋誤「舉」為「本

[13] .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0。白居易:《白香山集,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60

[14] . 按《說郛》本有「他日」兩字,昌彼得《說郛考》謂「『他日』兩字,今傳本俱闕,尚可以此補之。」見昌彼德《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頁230。又《螢雪軒叢書》本謂:「原本矜下欠二字,今依舊,以俟得善本云。」見《詩學叢刊》本(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頁402。該處缺漏實可據《四庫》文集本填補。

[15] . 唐順之《荊川稗編,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775

[16] . 周必大《文忠集,頁534

[17] .《四庫》單刻本並非全同《津逮》本,如各本作「舉袖霞條脫(720),只有《四庫》單刻本「條」字;又如「金烏在西北(711),語出劉禹錫〈淮陰行,各本「在皆改「指,單刻本「在字不明所出,似為錯字。這些明顯的錯誤似乎是《四庫》刊刻時大意造成,與版本源流關係不大。

[18] . 欒貴明編著《永樂大典索引》(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頁1044-1046

[19] . 詳見附表。

[20] . 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38

[21] . 王正德《餘師錄》卷三引作《唐子西論文,見王正德:《餘師錄》,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786。《說郛》所引作《唐子西語錄,見陶宗儀撰,張宗祥集校《說郛,頁571-572

[22] .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786716

[23] .《索引》不但誤輯《二老堂詩話,部分條目更因循《大典》錯誤的分條(見下文),本文予以重新整理,詳參本文的附表。又重編條目第八十一條中引「文忠不輕許可」至「實起於樂於樂天忠州之作」雖見於《二老堂詩話,但文字稍有不同,無法判斷其確實的來源,故暫作「待考」處理。

[24] .《宋史?游仲鴻列傳「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2149。按:周必大《年譜,得進士第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見周必大《文忠集,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

[25] .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

[26] . 欒貴明《永樂大典索引?序,頁14

[27] .《永樂大典》卷八百零八之收藏經過可參 David Helliwell〈英國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26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