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换称现象看借词的理据性

    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    方欣欣

 

  :对于外来借词,特别是音译词,传统看法认为没有什么理据可言。我们认为,汉语词汇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极强的理据性,这一观念不仅适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而且适用于外来借词乃至专有译名。本文引用英国剑桥大学Ghil’ad Zuckermann博士最新提出的FEN理论对汉语外来译名进行分析,由译名换称现象考察借词的理据性。

关键词:换称现象,理据,外来译名,借用

 

一、    换称现象与理据性

“换称现象” antonomasias),或者译作“避免直称法”,指在翻译外来事物名称时,不采用直接音译法,而是选用富有一定理据意义的翻译方法。

北师大中文系文字训诂学家王宁教授强调要重视汉语词汇的理据研究,这首先暗示我们汉语词汇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极强的理据性。我们认为,这一观念不仅适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而且适用于外来借词乃至专有译名。由于汉语的特点是“语位的顽强表意性”[1],因此,在音译词中,本来是只借用汉字之“音”,不借汉字之“意”,但是其“意”不招自来,甩也甩不掉。因此,很多音译词到了汉语中之后,会引起“意义增值”。如果用“语位的理论来解释,则是因为源词在源语言中是一个语位,而音译至汉语后往往会变成多个语位[2],自然会引起“意义增值”[3]。这类现象多出现在与商品有关的事物上,例如商品的牌子,商家为了让品牌更吸引顾客,往往要在名称上煞费心机。

英国剑桥大学语言学系Ghil’ad Zuckermann博士于2000年提出了FENFolk-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理论,我们暂且翻译成“本土化理据论”[4]FEN理论出自Ghil’ad Zuckermann博士在牛津大学时写成的博士论文《隐性借词:适用于简洁语言机制的“本土化理据论”模式》(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 –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5]。书中向研究语言接触的传统方式方法提出挑战,提出了词语间借用常伴随着词义通俗变异的趋势,也就是说借词慢慢具有了一定的理据性,很多借词从形式上看已经感觉不到“外来”(exotic)的特征了。

    Zuckermann例举了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汉语、日语、土耳其语、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用语,YiddishIsraeli)等多种语言中的外来词,以充实Haugen[6]提出的“意译法/语义借用词”(semantic loan)。另外,除去替换(substitution)和引入(importation)两大类别外,他又增加了一个容替换与引入兼有的(substitution-importation)的类型[7]Zuckermann提出了他的分类标准:

A.利用源语言的语言材料创造新词(neologization

1.  不同化借用(纯借用)(unassimilated borrowing, pure borrowing

2.  音素借用(同化借用)(phonetic adaptation, assimilated borrowing

3.  词素借用(morphemic adaptation

B.利用本国语中已有的词根词缀及构词要素(roots/lexemes)作为基本材料创造新词

   1.音素相配(phonetic matching)(PM

   2.语义化音素相配(semanticized phonetic matching)(SPM

   3.音素语义相配(phono-semantic matching)(PSM

显而易见,A类借词和本国语之间的语言相似特征不多,第1种不同化借用就是直接把源语言中的语素拿来使用,例如“政府”,是汉语把日语中的词直接拿来使用。而B类借词与本国语之间的语言相似特征就比较多。这B类就是Zuckermann提出的FEN理论。第1PM模式,即音素相配,指的是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相同但是没有意义联系,不具备理据性。第2SPM模式,即语义化音素相配,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相同,语义上有些许理据联系。第3PSM模式,即语素语义相配,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和语义上都相似,具有多语源的借词在产生时多采用这种模式。

二、    PSM模式与理据性

    PSM模式是Zuckermann重点推出的理论。因着他熟识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他的母语意第绪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汉语、日语、土耳其语等。尤其是意第绪语言(Yiddish),由于与希伯莱语(Hebrew)有着亲密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古代渊源,因此对于研究语源问题非常有利。19世纪末以色列(Israeli)的文字改革者们曾试图填补词汇系统的空缺(lexical voids)。不过,他们的方法不是简单的引入外来词。他们最多使用的方法即是换称法或曰避免直称法,即选用本国语中本来固有语素,这个语素无论在语义上还是语音上都与外语中的表达(foreignism)有某种联系,于是,他们即在本国语系统中重新创造一个富有理据意义的新词。这种方法即被Ghil’ad博士称为PSM模式。

    请注意,他的PSM模式中所说在本国语系统中重新创造富有理据意义的新词,并没有提这个新词和外语中的表达在理据上有什么渊源关系。事实上,它们本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各有各的理据特征。至于那些音义相同的情况,只是偶然的巧合。例如,

    “配音”这个词,本来在以色列没有,于是他们就给本来有的表示“言语”的单词“dibúv”加了一个新的义项(sememe),表示“配音”。而“配音”在英语中是“dubbing”,和“dibúv”在语音语义上都相近,但这只是偶合,并不能因此而说“dibúv”是源自英语的“dubbing”。

    Zuckermann表示,类似这种的创造新词的方法是丰富语汇系统的理想模式,因为首先,对于未来的人们,这种模式创造的新词隐藏了其受外来影响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它又充分利用了当前人们所使用的(或者曾经使用的)本国语的词根、词素或词语机制等。Zuckermann把这种情况叫做“伪装的借用”(camouflaged borroowing),或者翻译成“隐性借用”,即并不是真正的借用,或言已经看不出借用了。

    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莱斯基(S.A.Leipzig)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8]Neogrammarians)认为语音演变是纯粹的音素之间的事情,语音规律不允许有例外。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也强调语音演变既不会为语言的语义特征所推进(favored)也不会因而受阻(impeded),尽管这种语义具有一定的音位特征。而我们现在看Ghil’adPMSPMPSM模式,在语音方面既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也不是独立于源语言特定词汇而存在的,这些模式看上去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音系演变”背道而驰,不过,我们认为这是向传统理论的一种积极挑战。

谈到SPM模式,Ghil’ad  Zuckermann还区分了所指SPMreferent SPM)和能指SPMsense SPM)。在所指SPM模式下,语义化(semanticization)将本国语中词条的所指和源语言中的词语连接了起来;而在能指SPM中,原来的本国语言中的词条与源语言中的词汇在能指上有某种关联。

隐性借用(camouflaged borrowings),即隐蔽的,不易察觉的借用,和传统意义上的借词不同的是,在这种模式中,源语言的词条被本国语言中的在语义上(semantically)或音素上(phonetically)或音素语义上(phono-semantically)有关系的词素(morpheme)或词位(lexeme)所替代。Ghil’ad又将隐性借用分成两大类,每一类下设四小类:

A.语义仿造[9]calquing

         1.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义素(sememe)(即语义借用:semantic loan

         2.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字/词(word

         3.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复合词(compound

         4.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短语(phrase

B.音义仿造(phonetic calquing)(即FEN,例如PM/SPM/PSM

         1.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义素(sememe

         2.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字/词(word

         3.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复合词(compound

         4.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短语(phrase

鉴于汉语的特点,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新的“字/词”(word)和新的“复合词compound)的区别。这里所谓的“字/词”,指的是形式与语义所指都单一的词;而“复合词”(compound),指的是词形上为复合结构但语义上并不复杂的词(a lexical complex which is semantically simplex[10]

德语中通过语义仿造产生的复合词(compound)非常多。例如:

    德语“Fernsehen”的意思是电视,德语词的字面意思是“远的影像”,语源转借自英语的“television”(tele-远距离传递;vision-影像)之义。

    德语“Sauerstoff”,意为“氧气”,德语词的字面意思是“酸的物质”,其语义转借自法语“oxygène”(最初是写成principe acidifiant, 意思是酸化原理,后来记作principe oxygine)。

英语中也有语义仿造产生的复合词,例如:

英语“superman”,意为“超人”,是来自德语“Übermensch”。

英语“power politics”,意为“强权政治”,来自德语“Machtpolitik”,从这个源词来看,并不是复合词,但是转借至英语中后就成了一个短语。

很多源自德语的词都是经语义仿造而成了新的复合词的形式。

意第绪语(Yiddish)“gn jldjm”意为“幼儿园”,字面意思是“孩子们的花园”,也是来自德语“Kindergarten”。

大家或许认为以上的例子有的就是一个词,而算不上什么复合词。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复合词,我们今天看来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词(word)了[11];正象我们今天承认的复合词,再过若干年可能又成为一个简单的词了。

    对于ZuckermannPSM模式,最具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汉语了,当然日语也一样可以说明,因为凡是引入外来借词,汉语和日语,特别是汉语,一定要在本族语言中选择汉字来进行记录,尽管语音上要尽量与源词保持一致,但是在若干同音字中选择某一汉字的过程中,总是要尽量照顾到语义标准。[12]

总之,PSM理论反映了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文化在遇到更“强大”文化氛围(an overpowering alien environment)的冲击下努力保存自己的形态特征的意识。

三、      汉语外来译名与换称现象

PSM模式对汉语的部分外来词进行验证后,我们发现,这一模式在商标用语、计算机用语、科技术语中应用得最广泛。而这些领域恰好是汉语固有词汇体系中大量存在空缺而懂外语的中国人又对这些概念在某一外语词汇系统的表述比较熟识的部分。下面我们就以汉语借词中的外来译名[13]为例进行分析。

    由法扎制药(Pfizer Pharmaceuticals)生产的Viagra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普通话翻译成“伟哥”。法扎制药当初为这种商品起名时,考虑的是多种语源(multisourced neologism),首先是来自梵语的vyāghráh,意思是“虎”;而后兼顾来自英语的vigour,意思是“活力、元气、气势”等。汉语借用时,表面上看是音译,同时兼顾了隐含的意义,而这隐含的意义又只有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了解“伟”和“哥”的含义的人才能懂得。而台湾则译成“威而刚”,似乎更兼顾理据意义。据说又出了“伟姐”,那又可见汉语语言机制的能产性。居然能把一个单纯词的每个语素附上一定的意义,并且可以再用这个语素继续造词。

    美国的Coca-Cola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将汉语中的译名更改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个名称是由一位上海人想出来的,他因此而赢得了由可口可乐公司资助的命名竞赛大奖并获得了50美元的奖金。几年后,Pepsi-Cola也重新更换在汉语中的名称,叫“百事可乐”。类似的家喻户晓的品牌名称,在汉语中还有很多,例如“福特”(Ford)、“奔驰”(Mercedes Benz)、“爱立信”(Ericsson)等。

英语中的mastercard是一种信用卡,进入汉语后,我们将它翻译成“万事通(卡)”或者“万事达(卡)”,既然是“万事”通,那就是什么事都能通过都能达到的意思,非常符合信用卡的特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讲汉语的人认为“万事通”或者“万事达”和英语的mastercard发音相似,所以翻译成目前的样子,可是母语非汉语者却并不觉得这个译词和源词在语音上有什么联系。我们在翻译时之所以更多考虑语义,也是出于对借词理据性的顾及。

其实,如果专有名词能结合文化进行翻译,其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法国香水Revīon进入中国后翻译成“露华浓”,取唐诗“春风拂鉴露华浓”的最后三个字,非常切合作为女性化妆品的感觉。

德国著名的剃须刀品牌“BRAUN”,早先一直译作“百鸟”,近两三年改称“博朗”了。大概觉得“百鸟”太中国化,而且关键是“百鸟的感觉实在很难和剃须刀联系在一起,而“博朗”多少有些阳刚之意在里面。

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Florence),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座在梅迪契家族(Medici family)统治下的强大城邦,涌现出了以乔托(Giotto)、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里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但丁(Dante)和拉斐尔(Raphae)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艺术家。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化古城,当诗人徐志摹翻译成“翡冷翠”时,读者似乎可以从名称上直接感觉到其独有的氛围。不过,如今的媒体都是翻译成“佛罗伦萨”,大概是从音近的角度考虑的,而舍弃了理据性。

最后,我们举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外来译名换称现象,那就是对法国轿车CITROËN的翻译。CITROËN是法国的汽车品牌,是法国人安德鲁·雪铁龙(André Citroën)先生于1913年创建的。1913年他在巴黎的Quai de Grenelle建立了雪铁龙齿轮厂(la Société des Engrenages Citroën)。他的齿轮上的齿形似“人”字(chevron-shaped),以示齿轮工作顺畅,安静和高效(the gears work smoothly, quickly and efficiently)。这个标志(double chevron)便成为公司的象征,并一直保持至今。雪铁龙自从1919年在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至今已经过去80多年了,从雪铁龙身上折射出了一种社会的趋势、格调和梦想。由于雪铁龙多次在世界杯拉力赛、世界赛车锦标赛中赢得冠军,因此在很多充满侠气的小说中常常会出现“雪铁龙”的名字。雪铁龙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当一个名字变成一个品牌,它就保证了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它的名声反映了公众的赞誉,一个持久的基础和与之相对应的能力,似乎“雪铁龙”一直和那样的氛围联系在一起。

199248日,雪铁龙公司和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签署协议,成立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其合作条款中说:

合资公司的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和销售雪铁龙ZX车(中文名称为“富康”,意为富裕健康)。

The object of the joint venture is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the Citroen ZX (baptized the “FUKANG” in Chinese which means prosperity and health)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2年开始,雪铁龙ZX车型进入中国市场,取名为“富康”轿车。这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拥有私家轿车的人是少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因此“富裕”“健康”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期望和愿望。应该说,此时的“富康”和彼时的“雪铁龙”蕴含着极不相同的意义。

但是,也就是最近一两年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加入WTO,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讲求实用的同时,也开始追求品位和档次,笔者听过很多年轻人对“富康”这个名称已经不再青睐,而是希望改用更有传奇色彩的“雪铁龙”。事实上,商家还是很会迎合市场的需求的,2002年新推出的CITROËN C8型车就取名为“雪铁龙C8新一代高档单厢车”,简称“雪铁龙C8”。

关于“雪铁龙”的译名,在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有采取贴近该国传统风情颇含民俗意味的译名的。例如在马来西亚,1995年引入雪铁龙轿车,912日雪铁龙和马来西亚的英雄汽车公司(Malaysian carmaker Proton)签署了一个合同,在马来西亚组装、销售雪铁龙AX车的衍变型轿车。这种被视为“国民车”(national car)的小型轿车是以英雄(Proton)牌的产品在该国销售的。1997年,双方又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协议,在马来西亚生产雪铁龙萨克索车的衍型车,该车仍以英雄(Proton)的商标出售。事实证明,从销售量上看,这个名称很具有亲和力。

 

总之,外来借词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作用是交互的。邢福义先生(2000)在谈到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借词时说:“这些借词的引入,引导了文化的借入,使本土文化得到发展或变化。而在借词时怎样翻译、用什么样的字来记录所借的词语,又受文化的制约。”因此,“语言是一种制度文化,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语言和文化间的影响制约是双向的,而且这种影响制约都在同时发挥作用”。由换称现象可以看出,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都潜意识地在追求一种富有理据意义的翻译方法,而我们认为这无疑是较理想的借用方式。

 

 

参考文献:

  1. B. Hunter Smeaton, Lexical Expansion Due to Technical Change, as illustrated by the Arabic of Al Hasa, Sandi Arabia, Language Science Monograph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 1973.
  2. Cruse, D. Alan.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Ghil’ad, Zuckermann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 –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2000.
  4. Haugen, Einar (Ingvald)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 210-31. Baltimore: Waverly
  5. Julia Horvath and Paul Wexler(eds.)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and Non-Creole Languag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itian Creole, Modern Hebrew, Romani, and Rumanian(Mediterran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13),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1997.
  6. Manuel, Arsenio E. 1948.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galog Language. Manila: Filipiniana Publications.   
  7. Manwel Mifsud: Loan Verbs in Maltese: A Descrip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y. E. J. BRILL, LEIDEN ∙NEW YORK∙KÖLN, 1995.
  8. McMahon, April M.S.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7: Semantic and lexical change; chapter 8: Language Contact; Chapter9: part 4, the general relevance of pidgins and creoles; part 5, the language bioprogram hypothesis)
  9. Nándor Molnár: THE CALQUES OF GREEK ORIGIN IN THE MOST ANCIENT OLD SLAVIC GOSPEL TEXTS: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calque phenomena in the texts of the archaic Old Slavic gospel codices.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85.
  10. Weinreich, Uriel. 1968.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
  11. Ali Ashraf Asdeghi: Language planning in Iran: a historical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1, 148,19-30.
  12. Cannon, Garland. 1978. “Statistical Etymologies of New Words in American English.”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12: 12-18.
  13. Takeshi HATTA, Hiroko KATOH, and Kim KIRSNER,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Loan Words in Japanese Learners Among Native Readers of English, Psychologia, 1984,27,4, Dec, 237-243.
  14. Tej K. Bhatia,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pragmatics of mixing: advertising across cultures, World Englishes (WE), 1992, 11, 2/3, 195-215.
  15. Tiit Hennoste: Valter Tauli; great bysta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9, 139, 145-158.
  16. 〖法〗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
  17. 〖英〗杰弗里·N·利奇著《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18.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9.  鲁川《汉语的“语位”》,《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


[1]  鲁川先生曾提出汉语的“语位”一说,认为汉语的基元单位是“语位”,由“声位”(phonoteme)、“形位”(graphoteme)和“意位”(semoteme)组成。

[2]  这个“语位”与“语素”的概念不同,我们把很多音译词算作一个语素,但它是由多个语位构成的。

[3]  这个“意义增值”现象和潘文国老师提出的“义溢出现象不同,“义溢出”是指借词在源词的原义项基础上,多出若干义项的情况;而“意义增值”则不一定要多出若干义项,可能是在原义项基础上增加某些附加意义。

[4]  笔者借在伦敦University of Surrey参加“语言与宗教问题社会学国际研讨会”(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d Religion)期间有幸与他当面探讨了这个理论,我用汉语的诸多词汇借用现象去验证他的理论,而他则例举了大量的与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用语)有关的词汇现象。因此,我有幸得到了关于这个古老语言的很多材料。另外,我们还谈到了关于这套理论的实用价值,Zuckermann博士期望,对借词理据性的研究可以对语言教学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实践,笔者也曾撰文论述,可参阅拙文《听力课中引入外来词教学培养学生语感的实验报告》。

[5] Ghil’ad, Zuckermann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 –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2000.

[6]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教授Einar Haugen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LANGUAGE 26: 210-31. Baltimore: Waverly)一文中提出并建立了借词类型学,他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试图将早期无序的各个专业术语统一起来;同时提出关于语言借用过程的各种假说。文中所阐述理论及所例举语言材料出自作者1949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所(the Linguisitc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讲授双语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in Bilingualism)一门课时的教案。

[7] Haugen的理论只谈到替换(substitution)和引入(importation)两大类别。另外,他也没有谈到Zuckermann所说的“隐性借词”camouflaged borrowing这个现象。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这个现象。

[8] 其别名在德语中是Junggrammatiker,年轻语法学家。

[9] 仿造,calquing;仿造语,calque,源自法语calquer“影描”,比较和历史语言学用来指一类借用形式,即将借用的词或短语的语素组构成分逐项翻译成自己语言的语素。也指拿本族语的材料去摹仿外语的某种成分的。例如在印度孟加洛尔地方的葡萄牙语在英语的影响下,把原有的葡萄牙语的a cass do homen(这个人的房子)改说成homen’s casa,用的是葡萄牙语的材料,然而却是摹仿英语的语法而制造的,把英语的语言成分和葡萄牙语的语言成分融合在一起。

[10] 详细论述可参阅Cruse, D. Alan.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这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因此在古汉语中作为句法成分存在的结构到了现代汉语便被当成一个词对待了。例如“干杯”在古汉语是“使杯子干”的意思,“蚕食”在古汉语是“象蚕一样吞食”的意思,都是组合形式(compound),而不是一个词(word),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些都算是一个词(word)了。

[12] 直接把拉丁字母拿来使用的例子的比率毕竟太小。

[13] 文章已经完成后才读到曹志耘教授指导的学生郭利霞的硕士论文《汉语专名洋化现象考察――以北京地区为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专有名词进行了统计,没来得及细读,但感觉里面的数据统计颇有价值,在今后的修改过程中我一定吸收里面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