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

郭 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摘要：现代华人社会中称呼汉语的方式有许多种。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表明，“华语”“汉语”等不是简单的同指异名。这些称呼同异交错，功能各异，因时地而定。称呼汉语的方式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包括历时的不平衡和共时的不平衡），是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的不同层次因素叠加的结果，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它是社会认同多样性的结果，反过来说，也是社会认同建构的工具。 “华语”也是实体，是语言研究的对象。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将是多名并用，互相补充，这跟多样性的原则一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就汉语标准语而言，可以分为内称和遍称或跨境称，前者可称“国语”或“普通话”，后者称“华语”。

 

零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呼汉语的方式有许多种。主要有：（1）汉语；（2）普通话；（3）中文；（4）华语；（5）国语；（6）中国话；（7）？官话。这些称呼同异交错，因时地而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如何称呼汉语问题展开了不少讨论。在以往的讨论中，多数着眼于“正名”。近年来，随着各地华人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华语”这一名称的使用越来越多，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各地“华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围绕着如何认识华语现象本身的讨论也已经开始。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华语”现象，并作了一些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工作。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是什么导致了现代汉语中称呼汉语方式的多样性？“华语”到底是“名”，还是“实”？

自从引入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之后，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直有两个趋势。一是走向语言社会学，一是走向本体语言学，目前较为成功的是后者，而且主要是在方言研究领域（游汝杰 2005）；但总的来说，以往的社会语言研究对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关注不够。本文假定导致称呼汉语方式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追寻，同时，也将就作为“实”的、同时也是学术术语的“华语”的研究展开一些讨论。

一

我们近年来重新关注现代汉语中称呼汉语的方式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在称呼汉语上遇到了麻烦。我们曾经以媒体为例讨论过我们的尴尬（郭熙，2004），这种尴尬的局面在学术著作中也遇到了：

语言的通用性原则

……主要收普通话（或台湾普通话，或华语）词语，基本不收方言词语。

……

（3）普通话和方言：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普通话、闽南语以及香港的粤语。

    （汤志祥 2001:25）

我们断言作者的原稿不是这样，而且这一断言也得到了作者的证实。关于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因素，我们或许很快地可以得出结论，说是政治干预造成的。但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我们比较了《现代汉语词典》、《应用汉语词典》、《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文大辞典》（台湾）、《大辞典》（台湾）以及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等关于相关名称的阐释，发现人们在这些名称关系上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主要是集中在对“华语”的认识上。

《现代汉语词典》：指汉语。

《应用汉语词典》：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汉语

《中文大辞典》：国语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大辞典》未收“华语”条，但前者在“汉语”条有如下的说明：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详细解读了“普通话”、“国语”和“华语”的关系：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该网站还作了解释：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显然，这种多样化的称呼方式是因为这些名称并不等值。 从《现代汉语词典》 “华语”条说“指汉语”到《应用汉语词典》说“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再到国家语委官方网站的“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更反映了事物的实际变化。（郭熙，2004）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显然把“华语”和“汉语”等同起来了。《现代汉语词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二者的细微差异，《应用汉语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已经充分考虑了当今这些术语的实际差异。

围绕着这些不同的名称，学术界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是“正名”。讨论中，一些学者对 “普通话”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张拱贵等，1986；张德鑫，1992：38；江蓝生， 2005：1）。张拱贵、王维周（1986）指出“普通话”这个提法模糊，张德鑫则指出认为“普通话”先天不足，不得体。针对“普通话”名称问题，张拱贵、王维周（1986）、江蓝生（2005），朱曼华（2005）认为应该恢复“国语”的名称，而同样质疑“普通话”的张德鑫（1992：38）则认为用“国语不可取”。

应该说，“普通话”这个名称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在汉语中，“ 话” 和“ 语” 是不等值的，的确容易误解为不包括书面语。侍建国（2003：14-15）详细分析了香港学校课程的“中文”和“普通话”概念与语言学意义上粤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指出普通话在香港只指它的语音形式。香港使用“普通话”的这一概念或许就是普通话名称所造成的。

陈重瑜（1986）认为，应该给华语一个法定的名称，她从5个方面阐述了使用“华语”这个名称的优越性：（1）表达功能；（2）历史渊源；（3）涵盖面和精确性；（4）超地缘；（5）

逐渐扩散的普遍性。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显然这只能解决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问题，并不适于处理和“汉语”的关系。张德鑫认为：

    “国语”不足取，“华语”也不会“魏晋吞蜀、吴”；“汉语”、“华语”会很好地“两条腿走路”，一主内，一对外，我国的民族共同语还是叫“汉语”，而“对外汉语教学”及“世界汉语教学”终将正式接纳甚至让位于“华语教学”。至于标准语在稍远的将来是否还称“普通话，现在还不能做什么结论。

显然，他把“汉语”和“华语”的所指等同起来了。但他又说：

“华语”一词有点类似“英语”，这个名称的优点就在于共性和个性基本兼具。共性者，华语是中国所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新加坡等国外广大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虽然“华语”可替代“国语”，但不能完全取代“汉语”。“华语”是个通俗名称，“汉语”还是学术名称……（张德鑫 1992：38）

张的这些观点与郭良夫观点惊人的相似。郭良夫是这样说的：

一般情况下，“汉语”能换成“华语”，但是有时不能换成“华语”，例如“跟汉语同系的语言比较研究”这句话里的“汉语”，就不能换成“华语”。凡是能用“华语”的地方，都可以换用“汉语”；凡是能用“汉语”的地方，不一定能换用“华语”。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汉语”和“华语”同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语”可以用作学术名称，而“华语”不能用作学术名称，是一个通俗名称。（郭良夫：1985：98-107）

显然，照他们看来，“华语”和“汉语”只是“名”的问题而已。认为只是名称问题的应该不是少数，或许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对使用“华语”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参郭熙，2004）。

陆俭明（2005）建议建立“大华语”概念，和我们提出的“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 （郭熙，2004）基本上一致。他所说的“大华语”是：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陆俭明：2005:3）

这已经表明，他认为“华语”是一种实在。我们认同这一看法。现在的问题是，“华语”的“实”是郭、张以后发展出来的，还是当时就存而因为某些原因被“遮蔽”了？这中间应该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

二

    语言的确定并非依靠单一的语言标准。在确定语言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语言的命名也如此。一般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民族 

汉语、朝鲜语、俄语、藏语、满语

2.国家

韩语、印度尼西亚语、吉尔吉斯语、中国话 [①] 、乌兹别克语

 3.朝代

秦语、晋语、宋语、清语

4.其他

    东干语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都会出现同一种语言有不同的名称的现象。

就历史上看，清语和满语是同一种语言，例如：

1)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清史稿·志八十六》）

2)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晚清文选·民族的国民》）

3)上以清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风俗攸关甚重。（清 昭槤 《啸亭杂录·宗室小考》）

就今天来说，朝鲜语和韩国语、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柯尔柯孜语和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也是所指相同，能指不同。

国家或朝代语言，会因民族认同的建构而成为民族语言。郑奠（1959）说：

“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

郭良夫（1985：98）则又指出，指称“汉语”有两种方式：

（1）名称  秦语  汉语  晋语  宋语

（2）称述  秦言  汉言  晋言  宋言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能指的多样化现象。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相当明显。但称述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好像“国语”之类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目标一样。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在不同的能指中，“汉语”发展成了民族语言， [②] 而其它的能指如“秦语、晋语、宋语、清语”则成了历史词，或者成了某一种方言的名称。是什么力量或因素促使一种语言从国家语言走向民族语言？例如，汉语是如何从国家或朝代语言 [③] 发展成为民族语言的？同样，今天有这么多称呼汉语的方式，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正名有用吗？

文献表明，汉代以后，在汉语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汉语的有两个名称，一个是“汉语”，一个是“华语”。 但总的来说，就历史而言，“华语”的使用量远远低于“汉语”。

到了清代，又多出了个“清语”，“汉语”和“清语”对应使用，甚至出现了“双语”活动，其间“华语”的使用一定更少。然而，另一方面，尽管清朝统治者把满语作为“国语”（清语） [④] ，汉语降为一种民族语言，但作为“清语”的满语在和汉语的竞争中失败了，“汉语”这个名称当然也就随着汉语的胜利而胜利。这样说来，民国时代应该是“汉语”大显身手的时代。然而，在我们看到的文献中，“汉语”这个词的使用率却非常低。这里说频率低，不是数据统计上的。全面确定“汉语”使用的比例需要一个断代语料库，出于种种原因，现在还做不到。下面我们想通过一些事例来支持我们的这种认识。

首先，1949年以前关于汉语研究的论著极少以“汉语”命名。

著作方面，在我们看到的著作中，以“汉语”命名的仅两例：一是张世禄译高本汉的《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一是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罗常培的《中国方音研究史》等书名都没有用“汉语”这个名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版时才分别改为《汉语语法纲要》和《汉语方音研究史》。

论文方面，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8）《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进行了考察。在这部只收1900-1949年间中国语言学论文的迄今最完整的索引中，可以断定涉及“汉语”的论文题目仅有12个。这12个涉“汉”论文标题中，有3篇是书名直引，它们包括林焘和一作1948年分别在《燕京学报》和《大公报》（图书周刊）对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的介绍以及吕湘对赵元任、杨联升《（汉英）国语字典》的评介文章。剩余的9篇中，除了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1919）外，要么是谈古代汉语，要么是汉语和外语对举的时候。具体篇目如下：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1），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1948）、《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1949），高华年《论汉语借词与汉文化传播》（1944），王了一《论汉译地名人名的标准》，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1949）。此外，还有3篇中的“汉”不知道是“汉语”还是“汉字”，也列出备考。它们是：毛汶《满文汉化考略》（1937）、郑德栋《论满汉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1948），聂崇歧《满官汉释》（1947）。

语言学者避开“汉语”这个名称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倾向性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其次，工具书中罕见“汉语”。

我们查阅了许多 工具书，发现193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未见“汉语”和“华语”，而一些双语工具书中对Chinese中文解释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英华合解词汇》（A Moder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翁良等编）中Chinese条义项②下有“中华语言、中华文字、汉文”的对译，未见“汉语”一词。

这种情况大概较早时候已经开始了。新加坡 张从兴 先生藏有《增订华英字汇集成》一册，其中对Chinese的解释是：中国人，华人，汉人，中国话。这本《增订华英字汇集成》出版于清光绪年间，作者邝翰光，具体年份因脱页已无法知道。从序言看，该书是作者在其父邝容阶所编《华英字典》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今者思迪前光，故将此书杂字类，并英语类，概增粤音，以补先君所未备。”《华英字典》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根据该图书馆提供的信息，《华英字典》1884年由上海点石斋印刷，申报馆发行。 [⑤] 由于邝翰光并未对其父所编词典的主体部分进行删改，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出，那个时间用“汉语”称呼汉语并不常见。

第三，还有一些旁证。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的序也可以作为民国时期人们不大用“汉语”的一个旁证。原文较长，这里摘引几句密切相关的：

这部书的中文书名《中国话的文法》，刚好代表咱们所要研究的语言的体裁。

另外还有一个很自然的书名是中国口语语法(李荣就把我的《国语入门》第二章翻成《北京口语语法》)。

现在常用的“汉语语法”是两个词的词组，每一个词都很科学而且明确，但是除了在语言学讨论会里用得到以外，实际上都不说的。

赵元任的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可见，即使到了这个时间，他认为“汉语”还是不多用的。而事实上，这个时间，中国大陆“汉语”已经是频率极高的词了。王力、罗常培的著作再版改名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后话。

1980年赵元任在为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写的中文版序中又说：

丁邦新同事寄来了一份他翻译成中文的我《中国话的文法》的序跟序论，寄信叫我写一序。我看了一看他翻译的两篇东西觉得写的完全合乎我说话的口气，一点没有那些“汉语语法”一类的专门名词的气味，所以我虽然没有看完全书的译文，可以相信一定会合乎我所希望看见的中文的“中国话的文法”，我就放心等着了。

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留美分会副秘书长朱曼华（2005）的一份关于使用“国语”建议中的一段话也可以作为旁证：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Hanyu”[汉语]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认可的我国国语的对应词，联合国一直沿用Chinese[“中文”/“中国语言文字”也被称为华文/华语]；可见“汉语”这二字主要在我们大陆内地有其特定的内涵，以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语言，而对外来讲，本来就没有其自身特定的语言学意义。 [⑥]

我们这里更关心的是原因。在我们看来，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1）国语运动的兴起，它使得“国语”作为汉语的称述语大得其道；（2）“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它有意识地在建构一种新的民族认同（1937年的《国语辞典》已经出现了“华族”一词），从而淡化了“汉语”的使用。当然，从上面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汉语”的淡出似乎从清末就开始了。这也应该与新的国家理念和思潮有关。

台湾教育当局《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05版）对“汉语”的解释是：

中国话，汉藏语系中的一个语言。包括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七种主要方言。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在民国时代，“国语”的使用达到了顶峰，但“华语”也仍在使用。我们曾经举过老舍使用“华语”的例子（郭熙，2004），林语堂在他的作品中也多次使用“华语”。在我们看到的材料中，老舍也使用“中文”和“国语”：

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老舍自传第9章）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老舍自传第10章）

这表明，当时这些词语都在用。应该说，在我们调查的文献中，这个时期像老舍这样交替使用“华语”等不同称呼汉语的方式的作家是罕见的。这可能与老舍的经历和阅历有关。在新加坡，他使用“国语”，因为那里进行的是中国的侨民教育；谈到英国和德国，他使用“华语”或“中文”。老舍用语细致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给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称呼汉语的方式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三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汉语”的使用也扶摇直上。在我们看来，“汉语”的广泛使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根据我们对《人民日报》的调查， 1949年10月1日 以前，用“汉语”的文章仅有一篇，而有趣的是，它也和50年前傅斯年的文章一样，是一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即陆志韦《关于拼音文字的方案的意见》 [⑦] ：

本文所要说的，只关乎一种拼音方案的能通行不能。除非万不得已，不讨论语音学，音韵学，跟汉语的历史那些个。

这篇巧合的文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傅斯年和陆志韦使用“汉语”是表述方便上的考虑，它也使我们进一步作出推断，这个时期极少数的学者使用“汉语”这个名称纯粹是学术上的考虑。

1949年以后，除了文革期间报纸被政治内容所覆盖而导致“汉语”量下降外，“汉语”的使用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普通话”一词的使用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无论使用“汉语”这个词是出于何种背景，它的使用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体现了语言上的民族平等意识，避免了语言上的大汉族主义，为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二是推动了各民族语言的本体研究和语言间关系的研究，使得我国各民族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国语”这个名称1949年以后持续使用了一段时间。特别值得记录的是，1957年5月14日以后，除了作为历史词，“国语”不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和“汉语”、“普通话”相比，“华语”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劣势，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如此。它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 [⑧] ，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

而《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是1967.10.1—1977.9.30十年中间，未能见到一例“华语”。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时期“华语”已经“死”了。

下面表一是不同名称使用数量上的变化的数据和相应的图示。

表一：《人民日报》上使用“汉语”、“普通话”、“华语”变化表

起止年月日	汉语（年均篇）	普通话（年均篇）	华语（年均篇）
1946.10.1-1956.9.30	15	11.5	8.4
1956.10.1-1966.9.30	41	31	2.3
1966.10.1-1976.9.30	13.6	4.5	0.1
1976.10.1-1986.9.30	63	27.9	5.4
1986.10.1-1996.9.30	104.6	48.2	10.3
1996.10.1-2005.9.30	146	64	13.5

到了80年代，中国人突然发现，“华语”在世界华人社会中普遍活跃起来。根据我们的考察，“华语”这次大复兴应该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尽管它何时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高频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这次“华语”的复兴给称呼汉语方式上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华语”》一文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不再赘述。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我们曾在 2004-1-20 晚20:20时用google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的结果，互联网上各种网站使用“华语”一词的资料共59.2万项，使用“汉语”的是46.4万项。2006年8月17日下午16时，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是：华语1260万项，汉语1140万项。我们还对2004年调查结果中“华语”和“汉语”前置的前10个词语进行了跟踪。下面表二和表三是相关的数据。

表二：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