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

姚德懷^*

1. 中国的“入世”和 香港的回归

1.1 进入21世纪, 中国和香港地区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我的答案是：中国的“入世 (WTO)”和香港回归后的“入中”。

1.2 中国的“入世”不用多说。为什么要说香港的“入中”呢？香港不是在1997年已经回归祖国了吗？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1997年, 香港只不过是换了旗帜, 由米字旗换了五星旗,“其它一切不变, 平稳过渡”。

1.3 回归后, 由于事物的惯性作用, 香港总是有不少的人, 抱有遗老遗少心理。他们强调香港是国际城市, 内心却潜存着一股抗中心理。再拿香港的公务员队伍来说, 回归前后, 由于客观上稳定的需要, 香港公务员被中英双方都捧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务员。实际上由于前港英政府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 香港公务员对中国的国情十分闭塞。回归后, 香港高级公务员陆续到北京去接受国情培训, 便是一种迟来的恶性补习。

1.4 很少人能够预料到的, 在1990年代后期, 竟然出现了“风水轮流转”。亚洲先后出现了金融风暴、泡沫经济破裂、经济转型, 许多香港人对香港前途悲观起来。另一方面, 中国内地“风景这边独好”, 经济相对持续地高速增长。在此消彼长之下, 香港人不得不积极地面向内地, 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有人说, 香港人从“自傲”、瞧不起人, 改变到“自卑”、瞧不起自己。

1.5 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香港这几年兴起了“上海热”。大家在讨论, 香港今后是否能保持以往的优势？香港的地位今后是否会被上海取代？

1.6 当然不只是“上海热”。近年来香港的经济持续衰退。今天 (2002年2月22日) 报载, 香港的失业率是6.7%, 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香港人积极地思考到内地寻求出路：不再只是企业家投资内地搞合资企业, 而是普通人到内地寻找工作。据报载, 现在有接近17万香港人在上海工作。

1.7 因此, 香港人必须更主动、更积极地去了解内地, 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地理, 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状。很多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便是我说的香港的“入中”。当然, 香港的“入中”不会妨碍香港的国际化; 恰恰相反, 只有在“入中”的基础上, 香港的国际化才能有更稳固的基础。

2. 香港的语文建设和中文教学

2.1 香港有没有语文建设？答曰：有小建设而无大建设。此话怎讲？答：所谓小建设, 便是有人、有机构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 少慢差费, 不成气候; 或是做一些与“入中”无关的地区性工作。¹ 为什么没有大建设？答：在港英时期, 中文地位低下, 政治上远离大陆, 也不靠近台湾, 因此港英政府不会做中文的语文建设工作。回归初期, 董建华先生虽身为特区政府首长, 但是可怜兮兮地只能单身带几个随从上任。朱镕基总理论特区政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宏观的中文语文建设, 到现在连“议”的层次也还谈不上。有好心的内地朋友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一个类似内地‘语委’的专司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构, 规划、管理并引导全社会的语言行为, 制订符合香港实际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² 然而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短期内成立这样的机构的可能性不大。

2.2 香港要“入中”, 普通话是必需的工具。香港从1980年代开始, 教育署开始研究、试教、培训师资, 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 成绩是有的, 只是少慢差费, 只是在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五年级引进每星期一节 (约三四十分钟) 的“普通话”课, 一般不受学校的重视, 也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例外是有的。经验说明, 如果学校领导重视, 不难得到良好的效果。³

2.3 经验说明, 必须在小学阶段重视普通话教学和实践。尽量使普通话成为各科的教学语言, 尽量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尽量发挥普通话水平较高的教师的积极性。

2.4 这几年, 香港在研究和推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对学生的希望和要求是“乐、善、勇、敢”即“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其中提到“沟通”, 却没有充分突出普通话的重要性。如果仍是像现在这样习惯用粤语沟通, (一般的理解可能便是这样), 那将来又如何“入中”, 又如何与十三亿同胞沟通呢？

2.5 可知, 香港语文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便是要研究怎样能最有效地在小学阶段完成学童的普通话基础教育。⁴ 可惜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2.6 现在香港有一个现象, 便是家长逐渐对一般学校失去信心。有条件的家长宁愿付出昂贵的学费把子女送进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有较大的自由度。国际学校教学媒介是英语, 然而中文课却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童不久便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见, 片面强调推广普通话教学的难度, 是不符合事实的。

2.7 那末推广普通话教学的阻力在哪里？答曰：社会的惯性。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教育署, 固然不热衷于积极推动, 回归前后的中方阵营内, 也不乏反对的人士。然而, 形势比人强。目前香港的形势十分严峻, 因此能坦率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的人士越来越多了。^5,6

3. 四百年来中国“入世”的过程

3.1 以下几段的“入世”指广义的“入世”, 不是指狭义的进入 WTO。16世纪, 欧西人开辟了东西交通的新航道, 改变了东西的相对格局。今年2002年是利玛窦诞生450周年, 去年2001年是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利氏利用新航道, 从澳门进入中国, 开启了近代西学东渐之端, 利氏并且设计了第一个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1605年)。今天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徐家汇, 是徐光启的故乡。因此,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为中国的广义的“入世”, 便是从那个时期开始。⁷

3.2 然而, 历史是曲折的、多变的、充满矛盾而带讽刺性的。中国真正的“入世”、中国主动地、全面地与世界其它地方接轨, 却要等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的后半期, 是喷射机航空时代, 并且见证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启用, 见证了网络时代的开始。从此, 世界又有了新的格局。

4.“入世”和汉语的演变

4.1 文化的交流包括语言的接触和相互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文建设”便是使语文怎样适应变化中的社会。利玛窦和徐光启引进了西学, 编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为“人生几何”中的“几何”增添了新的含义, 使“几何”成为 Geometry 的译词。因此, 我们可以说利玛窦和徐光启 (以及明末其它西方传教士⁸ 和中国士大夫) 实在是名副其实, 但不自觉的汉语文建设的先驱！

4.2 到了清朝, 当时的汉文已有不能适合形势需要的迹象。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有拉丁文本、俄文本和满文本, 当时还未有汉文本。尼布楚条约本来是个平等条约, 但是后来用汉文转写便成为“不平等”条约了。此话怎讲？因为当时汉文的行文习惯, 不可能避免带有天朝和霸权的思想和色彩, 因此尼布楚条约的汉文本便成为对俄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了！这倒令人想起了现在乔治布什“axis of evil, 邪恶轴心”的英语, 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4.3 到了清末, 传统的汉文文本逐渐暴露了它的缺点。台湾省历史学者李恩涵写道：一百年前我国在外债筑路诸合同中,“由于合同中文字措辞的笼统含混, 使我国常常遭受到许多意外的损失。”⁹ 遗憾的是, 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怎样书写严谨的合同和法律条文, 仍然是今日语文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4.4 让我们再回到19世纪初期。从19世纪初到1919年的五四, 这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汉语文建设的时期。参与这一项伟大的语文建设工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国际化”的联合队伍。他们至少来自三方面：1. 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07年来华) 等传教士除了翻译圣经外还用汉文介绍了世界形势和近代科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创制了大量新词, 设计了多种官话拼音方案和多种方言拼音方案。2. 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如徐寿 (1818-1884) 和王韬 (1828-1897) 等等也作出了大量的贡献。3. 日本学者：日本学者由于实际需要, 也创制了大量汉字新词。这些新词,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 大量地进入中国。用于日制汉字新词的“拿来主义”, 即使在今日, 也是常见的。^10,11

4.5 十九世纪的语文建设不仅限于新词的创制和拼音方案的设计和应用, 它在文体建设方面也有新的突破。马礼逊于1810-1819年译成的第一部中文《圣经》是用文言写的。一百年之后, 于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则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了。和合本《圣经》至今仍是最常用的中文《圣经》, 用“巨著”、“巨人”来形容它并不过分。有人说, 现代汉语诞生于1919年, 然则正是在1919年, 白话文本的《圣经》巨人 (不是婴儿) 已经顺利成长了, 所谓“顺利”是指不需经过“文白之争”的难产。¹²

4.6《圣经》被公认为人类史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自1857年开始, 宣教士已陆续出版北京官话版的新旧约圣经。因此可以说,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宣教士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进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工作了。

4.7 现代汉语的成长, 不是缓慢的自然演变, 主要是源起于外间环境的变化和压力, 得力于语文建设先驱者们的长期的、坚苦的、辛勤的、富有创造力的劳动。

5.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成份

5.1 十九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一个“不足”之处便是汉语文染上了“不纯”的成分。

5.2 新词里不少是外来词 (音译词／意译词／……)。有人认为音译词才是外来词, 意译词不能算是外来词。其实不少意译词是取用了古汉语词形、改变其原义、注入了新义, 如“革命”现取 revolution 义、“民主”现取 democracy 义。一般把这类词比喻为“旧瓶装新酒”。我这里增加三个比喻：1. 旧瓶换新药; 2. 喧宾夺主。3. 外来事物概念穿上了“唐装”, 扑朔迷离。

5.3 上述问题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词库建设通讯》和《语文建设通讯》里有较深入的探讨。然而一词多义, 旧瓶换新药, 常常会有副作用, 引起或轻或重的后遗症, 甚至难以找出病源。

例1：把本来 (阴历的)“元旦”让位给阳历新年, 阴历新年改称“春节”, 是否有必要呢？严格地来说,“春”属于阳历系统, 称“立春 (2月3-5日)”为“春节”更有科学依据。

例2：把“斤”字的原来的清朝斤的含义取消, 换成新的含义：斤＝市斤＝半千克＝法国磅 (livre)＝德国磅 (Pfund), 这等于是替外来概念 kilogramme 穿上了唐装。

例3：中国以前没有 drama 意义的戏剧, 因此二十世纪初先有“文明戏”、后有“话剧”等新词。现在中国文艺界习惯把“戏剧”这个词让位给 drama, 专指“话剧”, 而称中国传统戏剧为“戏曲”。这是否合理？杭州洛地先生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例4：同样的情况见于“散文”这一词。黄继持先生曾说:“直到如今,‘散文’如何界定, 仍是一道难题。”¹³

5.4 其实, 一旦有了外来影响、外来成分, 语文就很难保持他本来的纯洁性。不但词汇方面是如此, 语法方面也是如此。一旦有了“她”, 一旦多了被动式, 汉语语法与以前便大不一样了。一旦有了“女士们、先生们”, 数千年来的礼仪也给颠倒过来了。所谓欧化也可说是汉语文穿上了西装。¹⁴

5.5 因此, 现代汉语早已是“汉中有番”, 现代汉语早已踏上“入世”的不归路。

6. 汉语的“入世”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6.1 以上粗略地论述了中国近现代语文建设过程的“上集”。民国以后的“下集”重点在于制定注音方案、推广国语／普通话、推行简化字。词汇的建设、整理和规范似乎不是重点¹⁵。关于这个“下集”大家可以参考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¹⁶, 这里从略。以下试述汉语“入世”、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6.2 汉语文教学的内容, 按文体分, 大概可以分为文言文和白话文; 按性质分, 大概可以分为文学作品和应用文。因此, 总的来说, 语文教学的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1. 文学性文言文　　　2. 文学性白话文

3. 应用性文言文　　　4. 应用性白话文

6.3 现在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 中文教学的重点似乎都是文学性的文言文和文学性的白话文。应用文的教学似乎不是重点。社会上说, 中学毕业生, 甚至大学毕业生, 连写一张便条, 写一封求职信也不像样, 主要原因恐怕便是应用文教学落后于形势。

6.4 文学作品的教学大致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文学性的写作则是可以任意发挥, 提倡创意, 并且以美为中心点。应用文的教学恰恰相反, 它主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要应付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 应用文的写作则应该以“真”为中心点, 好的应用文也需要“美”, 但是创意或美都不能偏离“真”这个中心点。

6.5 传统中式应用文与欧西语文的应用文相比,“模糊”、“差不多”、“笼统含混”、“谦言敬辞”等成分相对地来说多一些, 因此产生了第4.3节中提到的损失。新式应用文应该注重“真”、“严谨”、“精确”、“直话直说”。¹⁷

6.6 深一层来说, 应用文的教学之所以不理想, 原因是现代化的汉语应用文还没有好好的建立起来。再深一层来说, 汉语似乎还没有建立现代化应用文的主动权, 以下试举例说明：

例1： 香港的便条纸, 数十年前先有一种格式, 印上英语的

　 　“From:______________ / To:______________”, 后来有中英并用的

　 　“From 由:___________ / To 致:___________”。

　 　 香港的“致意卡”, 先有英语的“With the Compliments of ……”, 后来也加上了中文“…… 致意”。

例2：英文公函以“Dear Sir”开头, 泛指对方; 现在香港常见中英双语并列,“Dear Sir/ 敬启者”; 再发展到中文信也以“敬启者”开头, 泛指对方。¹⁸

例3：香港法律文件仍然沿用英语。现在虽然常见附上中文译本, 但是法律上仍常以英文本为准。

例4：香港与内地的公函往来, 常见互相学习。以前内地多用“讨论会”, 香港只用“研讨会”。现在内地也用“研讨会”。

例5：有些场合的讲话以“女士们、先生们”开头, 这是汉语被动地受制于“ladies and gentleman”的表现。一百年前, 中国是男尊女卑, 期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变成女尊男卑。不过从农村看来,“女士们、先生们”肯定是不纯的汉语, 刺耳, 简直是外国话。

7. 试提出一个跨学科的语文建设课程

7.1 从历史的发展看, 从社会的需要看, 我们建议在中学高年级引进一个“语文建设”课程。

7.2 现在大家在讲“跨学科”。新的课程可由中文教师和英语教师联合设计。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翻译课程, 也可以是一种初步的汉语英语对比课程。在初始阶段, 可以作为一种让学生自愿参加的课外活动的方式进行。

7.3 中学高年级的学生汉语与英语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新课程不应该是学识的灌输, 而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讨。

7.4 例如：信封上的地址, 境内的该怎么写？寄去境外的该怎么写？英语的地址又该怎么写？现在内地的信封地址写法, 五花八门。

7.5 内地机场指示牌有“国际出发”、“国际到达”。其中“出发”、“到达”是动词呢还是名词？“国际出发”、“国际到达”, 英语是 International Departures; International Arrivals。香港则用“离境”、“入境”。

7.6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中文是什么？内地常见用“首席执行官”。陈原先生曾说“执行官”官气太重, 应该用陆谷孙先生主编《英汉大词典》CEO 条的释义“总经理”。但是同样是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补编》又把“CFO”、“CIO”、“COO”译成“首席财务长官”、“首席信息官”、“首席营运官”。香港则称 CEO 为“行政总裁”。这些名称, 究竟该怎么定？

7.7 我国顶级的科学家们也在付出他们宝贵的时间在讨论 cyber 等名词该怎么翻译最好, 见《科技术语研究》¹⁹。也许我们年青的中学生们对这些问题会有更大的创意。

7.8 人地名的翻译是老大难。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 中文口译员的翻译还算流畅。但是翻译到布什的“Texas”时, 她却停顿了一下, 再慢慢地说出“得克萨斯”。如果布什提到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那可能要难为这位译员了。

7.9 如果口译员要翻译 Cannes, 面对内地听众, 要译成“戛纳”; 对台湾听众, 要译成“坎城”; 对香港听众, 要译成“康城”。真是难为了她。香港的口译员, 如果要把“戛纳”回译成英语, 多半要交白卷, 可能把它译成 Ghana (加纳)。

7.10 以上的 CEO、cyber、Texas、Cannes 能否不加“翻译”就用英语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很多人反对这类的中英夹杂 (这是有贬义的词语), 我倒觉得这反而可能是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之下十分有前途的“入世汉语”。可以让我们未来一代讨论这些未来的问题。

7.11 2001年香港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出版了一本季刊, 刊名是“E＋E”, 好像没有中文刊名。大家觉得怎样？

7.12 “入世”是双向的。汉语既可夹用外语, 外语也可夹用汉语, 外语里的汉语书面形式便是拼音形式。只不过中国人一向不重视拼音, 以致词语方面是输入多输出少, 并且不少中国事物还以日语罗马拼音的形式出现在西文之中：例如 ginkgo 银杏、kanji 汉字、go 碁 (围棋)、tofu 豆腐、zen 禪等等。

8. 歌德、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的预言

8.1 进一步来看, 双语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据2001年11月2日《明报》报道, 广东的高等院校正兴起双语教学热潮, 希望与世界教育接轨。有的院系采用英语原版教材, 学生在适应之后, 纷纷表示“不但领略了英语语法缜密简练之处, 专业视野也大大拓宽”。

8.2 2000年日本传出消息, 有权威咨询机构提出建议：面对全球化的前景, 为了确立国际对话能力, 有必要将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 并建议国民就此议题进行长期讨论。²⁰

8.3 再回头看, 对于现在所说的“全球化”, 歌德于1827年已经预言了“世界文学”：

……不过说句实在话, 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 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 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 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²¹

8.4 马克斯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作出了以下的判断：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以上都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9. 小　结

9.1 四百年前的明末, 开始了近代中西语文的接触。到了十九世纪, 接触更为频繁, 产生了大量的为近代社会所必需的新词。

十九世纪中叶, 太平天国已经鼓吹“不须古典之言”。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的变法维新前后, 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与此同时, 和合本白话圣经开始翻译, 并且于1919年正式出版, 意味着现代汉语在五四时期已经长大成人。

9.2 二十世纪, 词汇之外, 也引进了欧化语法成分, 这可以“她”为代表。因此, 除了在农村里以及乡土文学之外, 现代汉语免不了有不纯的成分。

9.3 改革开放之后, 中西语文接触更加频繁, 汉语越趋“不纯”。展望将来, 中西夹杂可能不可避免。

9.4 在这个形势之下, 有条件的城市, 如双语社会 (或称两文三语) 的香港, 及“准双语”社会的上海（？）似可在有条件的学校逐步引进一个跨学科（跨汉语英语） 的“准翻译课程”(quasi-translation), 研究一些社会上的最新出现的语言现象, 如“cool - 酷”、“CEO - 总经理”等, 并且以这些词语为例, 研究基本的汉英对比。这样的课程应该积极发动学生的主动性, 老师仅仅作为辅导。

9.5 以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请诸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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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向“沪港‘语文建设 与 语文教学’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讨论会2002年3月30-31日于上海社会科学会会堂举行。

^* 姚德怀先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1. 例如香港特区政府信息科技署基本上已完成一项工程:《香港增补字符集》, 该字符集收有超过三千多个香港特用字。有趣的是, 该字符集也收录了许多香港错字, 给这些错字宽大处理：特赦！见香港政府网页 (http://www.info.gov.hk/gccs/)。必须说明：该署的确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做了许多认真的工作。

2. 詹伯慧,“从实际出发思考香港的普通话教育问题”,《普通话教研通讯》第15期第2-6页, 2001年6月,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教育研究所 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

3. 普通话教学有显著成绩的香港中小学有：苏浙小学、福建小学、福建中学、景岭书院以及2001年9月新开办的天水围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小学。

4. 王晋光,“小学国语、中学粤语、大学英语”,《中文教育》第2期第78-79页, 2002年2月,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5. 程介明, “从母语到普通话”,《中文教育》第3期第2-7页, 2002年4月,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程介明教授是香港大学副校长。

6. 姚德怀,“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 (上) ── 试提出一个中文科和普通话科合一的方案”,《中文教育》第1期第18-23页, 2001年11月;“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 (下) ── 中文如何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文教育》第2期第21-25页, 2002年2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7. 姚德怀,《汉语的“入世”和汉语拼音的应用》。“语文现代化与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北京, 2001年12月1-2日。

8. [意] 马西尼著、孟伟根译、黄河清校,“艾儒略对汉语的贡献”, 译载《语文建设通讯》第68期, 第49-63页, 2001年10月。

9. 李恩涵著,《中英广九铁路路权交涉》, 原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 1972年, 页139-172。该文收入作者《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年, 页392-437。

10. [意] 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11.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编写,《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年。

12. 赵维本,《译经溯源 ── 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3年。

13. 黄继持,“‘散文’这名目”,《词库建设通讯》第5期, 1994年12月, 第16-17页。

14. 老志钧,《鲁迅欧化文字探析》,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3月12-14日) 论文。

15. 姚德怀,“华语词汇的整理和规范”,《词库建设通讯》第9期, 1996年8月, 第36-49页。

16.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

17. 姚德怀,“‘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 香港中文的一个难题”,《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年, 第39-50页。

18. 游社煖,“面向21世纪的书信体式与礼仪”, (1999年沪港“面向21世纪中国语文”学术讨论会论文),《语文建设通讯》第62期, 2000年1月。

19.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科技术语研究》, 季刊, 1998年创刊。

20. 史有为,“从英语可能成为日本第二‘公用语’谈起”,《语文建设通讯》第64期, 2000年7月, 第5-10页。

21. [德] 爱克曼辑录,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2000年, 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