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四人谈
黄河清
有关“唐人街”的几个例证 黄河清
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1
“唐人街”这词见于1872年。那一年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有：“金山为各国贸易总汇之区，中国广东人来此贸易者，不下数万。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国人呼之为‘唐人街’。建立会馆六处。”1887年，王咏霓在《归国日记》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为太平洋贸易总汇之区，华人来此者六七万人，租屋设肆，洋人呼为唐人街。六会馆之名曰三邑，曰阳和。”王咏霓的这句话与志刚的差不多。在这之前，王可能看过《初使泰西记》，因此，他在这里沿用了志刚的“唐人街”。“唐人街”是粤人华侨自创的名称。
“唐人街”其实不是街，而是城。1875年，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就称唐人街为“唐人城”。张通英语，英语称唐人街为 Chinatown。其实，在这以前，张德彝更为直接，他将 Chinatown 直译为“中国城”，如《航海述奇》（1866年）：“抵安南国，即越南交趾国……再西北距四十余里，有‘中国城’，因有数千华人在彼贸易，故名。”
“中国城”后来一直有人在用，如1930年蔡运辰《旅俄日记》：“饭后再赴旅馆，新章五时亦至，候余甚久，公事毕，同游中国城。城在莫斯科中心，女墙高底，完全华式，华人名之曰中国城。”今人李欧梵有一篇有关唐人街的随笔，题目就叫《美国的“中国城”》（1975年），文章说：“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唐人街”还是要比“中国城”常用。
又记：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901年，康有为游印度，在其《印度游记》中有一段关于“支那街”的描述：“印人呼中国人为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道既秽窄，与印人杂居，而各馆终日聚赌，以为正业，公馆抽其羡为公费，公馆既有公费，则各招呼其乡人，而视异邑人如仇。”
唐人街，华埠，Chinatown，Chinaman，唐装
关于“唐人街”黄河清先生找了新的不同的材料，很好。从中可知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称呼和来源，我们须从发展的观点和多源论的观点看问题。
1. 日本古时称中国为“唐”，不奇怪。唐代日人到中国去称“入唐”。但“唐”上再加“大”而为“大唐”，可能是华人自称。
2. 北美（金山等地）“外国人呼之为‘唐人街’”, 显然是观念上的含糊。因为外国人（美国人）不会华语，其实只会说“Chinatown”。“唐人街”是粤人华侨对所居地的自称。直到现在香港粤人（尤其是非知识分子）有时仍旧称自己为“唐人”，称传统的侨居区为“唐人街”。
3. “唐人街”多由一条街道发展为数条街道再发展为一区。然后再有华侨竖立牌楼而成“城”的模样，但“唐人街”名称不变。在北美的一些小城，可以看到“唐人街”仍只有“街”，还未成“城”的规模。只有在几个大城市，唐人街才有“小城”的规模，才有牌楼。
4. 张德彝通英语，称“唐人街”为“唐人城”，并不奇怪。这可能是“半粤半英”。
5. 安南国，当时是否普遍通英语，待考。
6. 李欧梵是知识分子，跟许多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会觉得“唐人街”名称太土，因此提倡用“中国城”，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城”这个名称，也许只适用于较有规模的“唐人街”。
7. 还有“华埠”这个名称。香港及海外中文报章常见。海外多华人聚居的地方常有选美活动，优胜佳丽称“华埠小姐”，还有“环球华埠小姐”选美活动。有人认为“华埠”就是“唐人街”，也有人认为“华埠”的含义较广。“唐人街”指老华侨华人聚居的旧区，而华埠也可包括新移民聚居的华人新区。
8. 英语称早期华人华侨聚居区为 Chinatown, 十九世纪也有称华人为 Chinaman (贬义) 的。Chinatown
与 Chinaman 之间有否联系, 值得研究。
9.承孔昭宇兄相告, 巴黎传统华人聚居区在第十三区（法语为“13 Arrondissement”）。当地华人称之为“第十三区”, 不用“唐人街”; 法人称之为“13 Arrondissement”, 不用 Chinatown, 也没有相当于 Chinatown 的法语词。不过外来游客用中文的可能称之为“唐人街”, 用英语的则可能说“Chinatown”。又据居留巴黎的冯力先生告知, 近年来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则称华人区为“中国城”。
10.
胡百华兄提醒我, 可附带讨论“唐装”。粤人称传统中国式服装为“唐装”, 现在普通话也用上了。将来,“唐装”会不会改称“中国装”呢？
唐人街、牛车水和茨厂街 汪惠迪
新春时节，见到
在黄先生的文章中，“唐人街”的书证推前了15年。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中，“唐人街”的书证出自王咏霓的《归国日记》（1887年），补充的新的书证出自志刚的《初使泰西记》（1872年）。其次，补充了“大唐街”，并说：“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
书证出自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1673年），比“唐人街”早了整整两个世纪。第三，补充了“中国城”（ 引自张德彝：《航海述奇》，1866年）。
按时间顺序排一排：大唐街（1673年）→中国城（1866年）→唐人街（1872年）→唐人城（1875年）；现在使用频率较高的“唐人街”还是后起的。
《汉语大词典》对“唐人街”的解释是“外国有些城市中，华侨聚居的街或区”（第3卷第366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海外华侨聚居并开设较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店铺的街市”（2002年增补本，第1227页）；《应用汉语词典》的解释与《汉语大词典》相同。这三部词典的解释都用了“华侨”一词，《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将“华侨”改为“华人”，这一字之改，凸现了时代特色，贴近了人们的语文生活，因而非常重要。不过，联系新马华人的语文生活，“唐人街”的释义似仍有可斟酌之处。
新加坡是个以华族为主的多元民族的城市海岛国家，说它是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华族占全国总人口的76.8﹪（2000年）。新加坡华人的身分不是华侨，而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也有外界所谓“唐人街”，但是当地人不说。新加坡人用华语说，叫Niucheshui（牛车水）；用粤语说，叫 Ngau
Che Sui（牛车水）；用马来语说，叫Kreta Ayer；用英语说，叫
Chinatown。“牛车水”译自马来语 Kreta Ayer, 意思是“水车”。当年马来人在该区用牛车运井水, 故名。
“牛车水”在新加坡的市区，是个著名的旅游点。1976年前，它的范围为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新桥路（New Bridge Road）、水车路（Kreta Ayer Road）和克罗士街上段（Upper Cross Street，俗称海山街）这四条主要街道所围绕的一个长方形地带，以后逐渐扩大。早年，我国沿海诸省的人民“过番”，到新加坡谋生，牛车水是他们最早聚居和开发的地区之一。
今日牛车水，平时熙来攘往的主要是外国游客。每逢华人的重大节日，当地人也前往游逛。去年农历岁晚，“牛车水”就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宝塔街（Pagoda Street）等四条主要街道两旁排列着400多个年货摊。入夜灯火通明，辉煌灿烂，当地人，外国人，摩肩接踵，人潮如涌，过年的气氛浓得化不开。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茨厂街（马来文为 Jalan
Petaling，英文为 Petaling
Street），外人把它叫做“唐人街”，可是，当地华人并不认同，因为吉隆坡至少有70﹪的人口是华人。
我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例子是想说明，姚先生说外国人所谓 Chinatown，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这是非常正确的。因此，词典如何解释“唐人街”，方能涵盖全世界的 Chinatown，还得动动脑筋。
宋元明清的“唐”和“唐人” 谭乃英
黄河清先生引述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1673),
其中记载了日本的大唐街。除日本以外, 越南也有大唐街。清康熙时僧人大汕去越南顺化、会安等地弘扬佛法, 回国后写成《海外纪事》, 比《渌水亭杂识》晚二十多年问世。《海外纪事》卷四：“会安各国客货码头, 沿河直街长三四里, 名大唐街, 夹道行肆, 比栉而居, 悉闽人, 仍先朝服。”
日本的大唐街, 也见于明代李百恭、郝杰编撰的《日本考》卷二“商船所聚”条：“（箱崎）有一街名大唐街,
而有唐人留恋于彼, 生男育女者有之, 昔虽唐人, 今为倭也。”
《日本考》称日本华侨为“唐人”,《明史‧真腊传》则云：“唐人者, 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皆然。”
元代周达观出使真腊（今柬埔寨）, 著有《真腊风土记》。此书好几处称中国人为唐人, 例如“欲得唐货”条：“其地想不出金银, 以唐人金银为第一。”真腊人希望得到的“唐货”还有“五色轻缣帛”、真州（今江苏仪征）的锡镴、温州的漆盘等。
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称中国人为“唐人”, 例如“真腊”条：“（真腊人）杀唐人则死, 唐人杀番人至死, 亦重罚金, 如无金, 以卖身取赎。”据此书“交趾”条, 交趾人“穿唐衣”。“沙里八丹”条：“（第三港）其地采珠, 官抽毕, 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 富者用金银以低价塌之。舶至, 求售于唐人, 其利岂浅鲜哉！”这一条以“唐人”指坐“舶”去沙里八丹的中国人。
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汉威令行于西北, 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 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百僚上言, 通俗指中国为唐、汉, 请改并为宋。”
由此可见, 宋代在本土的中国人也称中国为唐。
以上《明史》、《萍洲可谈》两段转引自夏鼐校注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年）页90注q。这个注的结尾是这样的：“按称唐人久已成习, 故今日美国华侨仍称中国人所聚居之街道所谓 Chinatown 者为唐人街。”
莫斯科的“中国城”
黄河清先生的文章提及莫斯科的“中国城”, 我看了有些疑惑, 因此写信给北京张学曾先生求教。张学曾先生研究俄罗斯文学, 对俄罗斯的情况肯定熟悉。果然, 没多久便收到张教授的回信, 并蒙他寄来两份剪报, 一是2003年3月5日第33期《环球时报》（北京）的专文“世界各地的‘中国城’”, 作者说明是摘编自“华域网”; 另一是1998年3月号的《俄罗斯文艺》第79页。
《环球时报》的专文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它的着眼点不只是各地传统的华人区, 还旁及一些新建的有中国特色的商场。例如文章附有一张照片, 照片说明是“加拿大埃德蒙顿市的唐人街开张营业了”。细看照片, 原来这是一个新式商场, 而商场的名称便是“唐人街”。…… 总之,《环球时报》的专文把所有的新旧华人区, 新式华人商场, 新式仿古建筑群, 一搨刮子（上海话“全部”）称之为带上引号的“中国城”, 其中也包括新加坡的仿古景点“唐城”。这样,“中国城”的外延大大地扩大了。
《俄罗斯文艺》刊出的文章标题是“莫斯科的中国城”, 作者陈训明, 内容引人入胜：不看不知道, 看了嚇一跳！原来 1. 莫斯科的“中国城”（Kitajgorod）大大有名, 而近年来“诺金广场”地铁站名也改成了“中国城”; 2. 但是这个“中国城”名称的由来居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3. 至少这个“中国城”并非是因华人聚居而形成的; 4. 照《莫斯科旅游指南》说:“中国城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但据陈训明考察, 莫斯科“中国城”的由来如下：1534-1538年, 当时的俄罗斯摄政太后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在内城东南面建造带有城墙的新区, 并称之为“中国城”, …… 到了1934年大部分城墙已毁坏。
为什么叶莲娜称该区为“中国城”呢？据陈训明援用俄罗斯学者的考证并加上他自己的见解, 认为：叶莲娜的先祖可能出自蒙古北部草原, 也可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民族的血统, 而其先人中曾有一座名为“小中国城”的庄园。叶莲娜便移用“小中国城”的名称, 把她自己建造的莫斯科新城区称为“中国城”！
因此, 莫斯科的“中国城”并非一般的中国城, 更非一般的唐人街！
[ 附记：写到这里令人想起现在的香港（甚至内地）也有类似现象。香港有住宅大厦／住宅区名为“瑞士花园”和“加州花园”, 可是它们和瑞士及加利福尼亚州究竟有何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