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先生和注音读物
周有光*
黎锦熙先生(1890-1978)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和导师。他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卓越的贡献。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 他不仅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 更加重视语言生活的现代化, 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学术, 向来重古轻今, 重论轻用。黎先生是古今并重, 论用兼顾。在国难当前的年代里, 他积极提倡改革语文, 启迪民智, 身体力行, 鞠躬尽瘁。他所倡导的事业, 有的成功了, 有的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 将来一定会成功。因为他所倡导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也是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
“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
从北洋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代, 黎先生持之以恒地为推广“注音符号”(原称“注音字母”) 奔走呼号, 遇到许多困难而百折不挠。经验告诉他, 出版注音读物的困难原因之一是缺少一套“注音字模”。于是他排除万难, 呼吁制造“注音字模”。
1934年他发表《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中说:“二十年来, 国语界的人全都忽略了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 就是缺少一套汉字带注音的铅字铜模”。1935年他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提案, 要求铸造“注音汉字印刷字模”。其中说:“注音字母自1913年议定、1918年公布推行以来, 为时则已经过念载之久, 为效乃未及于一廛之氓。揆厥原因, 主要是排版校字, 须加五倍之工资。观于日本, 人人读报, 小如六号汉字, 亦能旁注假名。可知注音字母之推行, 必使固定联系于汉字, 则属稿时既省逐字注音之劳, 排字者更获一举兼得之效, 印刷若早有此准备, 推行何至成为空谈？”
这个建议后来获得政府支持:
由黎先生设计、上海中华书局铸造的注音汉字铜模, 光复后已运到北平, 刊行国语小报, 想为全国注音报作示范。因台湾特别需要, 遂于1948年10月全套迁台北出版, 定名《国语日报》。
《国语日报》和许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 经常出版, 大量销售。台湾能在较短时期中普及国语, 提高大众文化,《国语日报》和其它全部注音的读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中国语文教育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改革功绩。本文附录一页台湾《国语日报》的复印本, 让大家看一下台湾的成功经验。
黎先生说, 注音汉字的妙用是:“属稿时不须注音, 排字时不排注音, 校对时不校注音”;“校印时不添成本, 阅读时各尽所能,
写作时各取所需”(《文字改革论丛》)。
黎先生的“注音字模”模仿日本的全部注音读物。二次大战之前, 日本在许多年代中, 所有报纸, 所有书刊, 包括儿童读物和成人读物, 一概全部注上假名。认读汉字, 中国困难, 日本更加困难。全部注音, 不仅使日本快速扫除了文盲, 并且使日本初识文字的大众能自学提高, 成为具备基础文化的阶层。这是日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能够起飞的关键。战后, 日本语文实行平民化, 政府公文限用1945个常用汉字, 日文从汉字中夹用少数假名, 变为假名中夹用少数汉字。汉字数量减少, 文化水平提高, 全部注音没有必要了,
但是常用汉字之外的生僻字仍旧实行“难字注音”。本文附录的日文《东洋文化史大系》中的一页复印本, 就是战前日本高级读物全部注音的例子。
在中国大陆, 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后, 文改出版社出版了500多种全部注音的儿童读物, 其他出版社如儿童出版社等也出版了许多全部注音的儿童读物, 当时受到极大欢迎。可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 之后, 注音读物这件文化工作, 烟消云散、无人知晓了。1980年代, 文改热心家李业宏先生出资提倡电脑自动注音,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委托北京方世增先生做成“中文自动分词注音软件”。奇怪的是,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社愿意尝试利用这个软件编印注音读物。什么缘故呢？“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大陆吹起一股复古风, 认为汉字不难、效率最高, 字数多多益善。注音读物, 既不能发财、又不能升官, 谁也不感兴趣了。黎先生的注音读物主张, 在中国大陆被遗忘了。但是, 在不能大量减少汉字数量的条件下, 出版注音读物是解决汉字难读和提高大众文化的惟一方法。这个问题迟早要重提到日程上来, 不仅出版儿童注音读物, 还要出版成人注音读物。
从“词类连书”到“分词连写
“国语罗马字”公布以后,
黎先生潜心研究国语罗马字问题。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提出“词类连书”的理论。他在1923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中说: 罗马字必须“词类连书”;“语言的单位乃是语词”;“语词大多数是双音构成的”;“词类连书”是拼音化的“一条大路”。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发现“语词”的宣言书！
黎先生又说:“汉语决不是单音语”。汉字文章既不分词, 又不连写; 学习汉字, 养成“文白不分、以字为词”的习惯, 忘记了活的语言以“语词”为表意单位的事实。“词类连书”摆脱汉字的迷惑, 恢复汉语的词感。这不仅是拼音化的一大发现, 也是汉语教学的一大进步。知“字”而不知“词”, 是我国语言生活现代化的一大障碍。黎先生是第一位铲除这个障碍的先驱和导师。
在1934年国语会的“词类连书条例案”中, 钱玄同先生说,“黎锦熙先生对于词类连书已经有十多年的尝试, 经验宏富, 可以请他担任此事。”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中说:“词类连书, 在民九(1920)国语会已有规定。近来以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和《民众周刊》的贡献为最多, 尤以最近萧迪忱《怎样连写复音语词》一文为能荟萃众说, 折中分合, 确定条例; 且《民众周刊》自身即已实行, 而山东《民众报》和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新出版的平民读物, 则连汉字带注音都排成了词类连书的形式。近来用国罗写文章的人最感到彷徨的, 一是声调如何拼法, 一是词类怎样连书。声调已有《国音常用字汇》可查, 词类则尚待《国语标准词汇》为据”。
在黎先生的理论指引下,
1950年代以后对“语词”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认识在发展, 术语跟着更新,“正字法”改说“正词法”,“词类连书”改说“词儿连写”, 又改说“分词连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发表(1988), 体现了黎先生“词类连书条例”的倡导。《汉语拼音词汇》的出版(1964), 以及“汉语拼音正词法词汇”的准备, 可以看作是黎先生“国语标准词汇”倡议的实行。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 黎先生的开创性理论永远是后辈的指路明灯。
螳战、蛰伏、龙飞、龟走
语文现代化运动始于清朝末年, 先后包括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等。各时期有各时期的侧重点, 受各时期的时局影响, 波涛起伏、进退无常。
黎先生说, 1924-1931短短八年间,“政治潮流, 波谲云涌, 国语运动, 随环境而异其方式”, 每两年多即成一小段落, 构成啼笑皆非的“四步曲”: 螳战、蛰伏、龙飞、龟走。
“螳战”(1924-1926): 这时候, 内战有钱, 教育无钱, 国语运动(包括新文学和新文化)奄奄一息。忽然来了一位反对国语的司法兼教育部长章士钊, 他办的《甲寅杂志》以不收白话文为标榜, 他做部长大张反对国语的气焰。当时反对国语的理由是: 语体采俚词俗语, 不及文言之能行远;
文言简而能赅, 非语体所能及; 古书概用文言, 习语体不能读古书; 社会通行文言, 习语体不适用于当前。白话和文言发生“螳臂当车”之战。苏浙皖三省的教师代表在无锡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
“蛰伏”(1926-1928):
复古风大作, 好些省区强迫读经、严禁白话, 甚至兴复礼乐, 行“投壶”古礼。国语运动者只能蛰伏自保, 不声不响地做些具体工作。
“龙飞”(1928-1931):
情况好转, 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虽然改名为“注音符号”, 可是继续推行, 这也就算差强人意了。飞虽不高, 也是“龙飞”!
“龟走”(1931—)：历史的道路崎岖, 不可“兔逸”, 只宜“龟走”。
黎先生做了一首《龟德颂》:
“任重能背, 道远不退, 快快儿地慢慢走, 不睡!”
这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劳而无可奈何的情景。
国语运动的“四部曲”后来不断循环往复, 直到今天语文现代化依然在起落浮沉。黎先生有先见之明, 早已看到这是语文现代化的行进规律, 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行进规律。
附录:（附录俱见第4页）
1. 台湾《国语日报》一页复印本（縮小）。
2. 日本《东洋文化史大系》一页复印本（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