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族词”的兴衰
黄河清*
在汉语中,有些外来事物名称前面常常加有“夷-”、“胡-”、“番-”、“西-”、“洋-”等字,如“夷情”、“胡琴”、“番薯”、“西学”、“洋房”等,其中“夷-”、“胡-”、“番-”多见于古代词语,“西-”、“洋-”的出现比较晚一些,而“洋-”字又要比“西-”字晚。虽然“洋-”字是以上诸字中最晚出的一个,但在历史上,由它所构成的词语却是最多的,如“洋布”、“洋钉”、“洋行”、“洋历”、“洋龙”、“洋楼”、“洋炉”、“洋奴”、“洋人”,等等,我们称这类词语为“洋-”族词。“洋-”族词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期,是它的鼎盛时期,仅作者收录,这一时期的“洋-”族词就有400多个。可是,到了后来,“洋-”族词的数量急剧下降,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3版)中可以查到的“洋-”族词只有33个了。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类词的研究,来考察“洋-”族词的兴衰,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1. “洋-”族词的产生
“洋”字可以指盛大、丰富、众多,如“洋溢”、“洋洋大观”等。“洋”字也可以指“海域”,如“海洋”、“飘洋过海”等。“洋”字的这些用法早在宋以前就有了。后来,欧洲文化从“西洋”那边传了过来,“洋”字又在海域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出了“外国的;
外国来的”这一意义。那么,这一意义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此,我们考察了利玛窦的中文著译。然而,在他的著译中,不但未见“洋-”族词的踪迹,也未见用来指外国的、外国来的“洋”字。利玛窦自称“大西洋人”,这里的“洋”仍然是海域的意义。在利玛窦的著译中,用来指外国的、外国来的字是“西”字,如“西士”、“西国”、“西琴”、“西字”,等等,在利玛窦稍后,艾儒略在其著作中,也是沿用利氏的用法。在《职方外纪》(1623年)中,他除了使用利玛窦用过的“西国”、“西士”外,还使用了“西儒”、“西舶”、“西友”、“西客”、“西乐”等词语。在《职方外纪》的署名中,他自称“西海艾儒略”。另外,他还著有《西学凡》一书,创造了“西学”这词。
这些例子都已说明,利玛窦和艾儒略在表示西方事物时,多数使用的是“西-”族词1,他们走的是使用“西-”族词的路子,没有见到他们使用“洋-”族词的例子。
那么,“洋-”族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在利玛窦之前,还是在利玛窦之后?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容易的,可是要问答它就有点难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做一些努力。
我们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得从“洋-”族词在使用上的一些特点说起。“洋-”族词一般为中国人使用,这类词不像是通汉语的外国传教士创造的,像“洋伞”、“洋油”、“洋枪”、“洋炮”、“洋漆”,等等,使用这些词语的人往往有着一种外国人所不大会有的心理——崇洋心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面第三节“‘洋-’族词的形式和内容”中作更详细的讨论)。因此,要查考“洋-”族词的源头主要还得从中国人的著述中去寻找。
查《汉语大词典》“洋”字条,在相关义项中列有取自《红楼梦》的例子,即《红楼梦》第三回:“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罽。”(“洋罽”指的是一种外国制的毛毡)但是,在《红楼梦》中,“洋-”族词的使用已不只是这一例了。在该书中还见有“洋船”(指外国船,不是指海上航行的大船)、“洋缎”、“洋货”、“洋巾”、“洋锦”、“洋漆”、“洋线番羓丝”(一种用丝线和毛线混合的织物)、“洋錾”(西洋雕刻)、“洋绉”、“洋呢”,可见,在《红楼梦》中,“洋-”族词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因此,该书中出现的“洋-”族词不会是这类词的始见例证。
可以相信,“洋-”族词的出现应在《红楼梦》之前,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清以前的文献上。为此,我们先是用电脑检索了《二十四史》光盘。在《二十四史》中固然有带“洋”字的语段,而且数量十分庞大,但是,经作者逐一仔细查看,结果没有发现一例“洋-”族词。后来,我们又扩大了查阅范围——查阅了《国学宝典》光盘2 中3000多部古籍共5亿多字的电子文本数据,结果发现,在这个光盘中,“洋-”族词的最早例证见于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该书在《甘嗜第六》篇中有《造白糖》一节,该节全文如下:
凡闽、广南方经冬老蔗,用车同前法。榨汁入缸,看水花为火色。其花煎至细嫩,如煮羹沸,以手捻试,粘手则信来矣。此时尚黄黑色,将桶盛贮,凝成黑沙。然后以瓦溜(教陶家烧造)置缸上。共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待黑沙结定,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洋糖,(西洋糖绝白美,故名。)
虽然,《天工开物》中的这一“洋糖”,并不是指从西洋进来的糖,而是指按书中所介绍的方法制造出来的白糖,由于它很白,像是西洋糖,这才名“洋糖”。但是,从词语本身来讲,这一“洋糖”中的“洋”字已具有了“外国的 ; 外国来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洋糖”一词属于“洋-”族词,那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不能确定这《天工开物》中的“洋糖”一词是汉语文献中最早的用例,因为至少有下面这样一个线索,使之有一种可能:“洋-”族词的出现当在《天工开物》之前。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红楼梦》中有过“洋漆”一词,如该书第三回:“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 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据周定一等人的考证,这“洋漆”,也称“洋倭漆”。它是指明宣德年间从日本传入的彩漆工艺3 。那么,可不可以说,在明宣德年间已经有了“洋漆”、“洋倭漆”这些词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洋-”族词在1426-1435年之间(1426年为宣德元年,宣德朝共历十年)就已经有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现在各种可能都有:或许“洋-”族词的出现是在1426-1435年这段时间之前; 或许《天工开物》中的“洋糖”一词就是“洋-”族词的首见例证。究竟“洋-”族词的出现是在什么时候,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本文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洋-”族词在1637年的《天工开物》中已经出现了。
在《天工开物》之后,虽然汉语文献中“洋-”族词的使用还不普遍,但已零零星星地见有人在用了,下面举几例:
洋物:1720年樊守义《身见录》:“是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尔多嘞尔国,进海口,多有筑防守炮台,凡洋物至此,则发号炮查明报知有司,方许入。”
洋行:《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戊戌:“粤省地窄人绸,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直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
洋壶茶儿:1780年李海观《歧路灯》第十二回:“那一日,孝移在床上睡着,脸儿向外。猛然睁开眼时,见端福儿在小炉边,守着一洋壶茶儿,伺候着父亲醒了,好润咽喉。”
洋磁:1797年竹溪山人《粉妆楼全传》第十三回:“正欲起身寻他的包袱,只听得外面脚步响,走进一个小小的梅香,约有十二三岁,手中托一个小小的金漆茶盘,盘中放了一洋磁的盖碗,碗内泡了一碗香茶。”
洋玻璃:1796-1820年逍遥子《后红楼梦》第九回:“良玉再三的央及他上了软椅,慢慢的进去。进了垂花门,便是超手游廊,正中是穿堂,中间放着一个紫檀架座子,竖起一扇赤金嵌八宝镂空的海上三山水乐钟,背后起一扇九尺高一方洋玻璃的屏风。”
洋葱:1820年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海录》盎叽哩国篇:“盎叽哩国在麻伦呢北少西,水路顺风一、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与小西洋略同。土产洋葱,其头寸余,熟食味极清酣。马瑙、棉花、鸦片。”(这是至今为止作者所找到的“洋葱”这词最早的书证。)
洋表:1849年陈森《品花宝鉴》第二十九回:“一个仆妇拿着一包东西出来,付与琴言道:‘这是太太赏你的,你收了再去谢赏。’聘才见是银镶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帕子一方,洋表一个,梅花小锭十个,牙骨真金面扇子一把,琴言收了,与聘才进去谢了赏。”
2. “洋-”族词的兴起
“洋-”族词的大批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中期这段时期。那时外来事物很多,这些事物都需要有个名称,而当时人们又不可能为了给某个外来事物取名而“旬月踌躇”,尽快给外来事物取名在那时显得十分迫切。而“洋-”族结构简单,模仿这种结构造词很方便。所以用“洋-”族词来命名外来事物正好解决了当时社会上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这样,“洋-”族词便成了当时汉语词汇中的一个大家族:
洋白菜 洋版 洋邦 洋报 洋笔 洋表 洋兵 洋玻璃 洋簿
洋布 洋财 洋菜馆 洋餐 洋操 洋产 洋场 洋车 洋秤
洋船 洋瓷 洋葱 洋醋 洋刀 洋大人 洋灯 洋点心 洋钉
洋东 洋痘 洋缎 洋法 洋饭 洋贩 洋房 洋肥皂 洋风篷船
洋服 洋妇 洋蚨 洋钢 洋膏 洋狗 洋鼓 洋官 洋鬼子
洋行 洋号 洋红 洋化 洋画 洋话 洋花 洋槐 洋花生
洋灰 洋灰鼠 洋祸 洋火 洋货 洋籍 洋罽 洋笳 洋碱
洋匠 洋教 洋教士 洋教习 洋教员 洋街 洋界 洋巾 洋锦
洋镜 洋酒 洋胰 洋菊 洋镢 洋客 洋款 洋喇叭 洋蓝
洋蜡烛 洋历 洋帘 洋绫 洋龙 洋楼 洋炉 洋轮 洋码
洋帽 洋猫 洋毛子 洋码子 洋煤 洋煤头 洋门 洋米 洋面
洋棉纱 洋名 洋墨水 洋亩 洋木 洋呢 洋糖 洋纽扣 洋奴
洋女 洋帕 洋派 洋炮 洋盆 洋篷 洋棚 洋瓶 洋婆
洋仆 洋葡萄 洋铺子 洋棋 洋漆 洋气 洋旗 洋钱 洋枪
洋锹 洋琴 洋犬 洋圈椅 洋取灯 洋人 洋绒 洋伞 洋纱
洋扇 洋商 洋山芋 洋参 洋绅 洋式 洋市 洋师 洋石灰
洋柿子 洋薯 洋数 洋税 洋水龙 洋锁 洋台 洋毯 洋糖
洋桃 洋藤 洋钿 洋铁 洋铜 洋瓦 洋袜 洋碗 洋娃娃
洋文 洋务 洋物 洋线 洋信 洋信封 洋学 洋学堂 洋盐
洋烟枪 洋药 洋衣 洋椅 洋医 洋胰 洋银 洋油 洋语
洋芋 洋员 洋圆 洋元 洋乐 洋芋艿 洋皂 洋债 洋栈
洋毡 洋针 洋纸 洋制 洋钟 洋种 洋绉 洋烛 洋装
洋桌 洋字 洋呢
以上一共有192个词,是作者所收集的400多个“洋-”族词中的一部分。这些词基本上能见词明义,至于那些不作解释现已难以理解的“洋-”族词,这里没有列出。作者虽然收有400多个“洋-”族词,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的汉语中,实际使用的“洋-”族词远不止这一些。
3. “洋-”族词的形式和内容
“洋-”族词的结构有个特点,即以固有词去构造新词,也就是说,以已有的事物名称加上一个“洋”字,去指称新事物。这是用原有的知识去认识新事物的一种方法,但其条件是,必须从中国原有的事物中找到相类似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新事物的命名成为可能。如“洋针”、“洋纸”、“洋枪”、“洋伞”、“洋房”、“洋漆”、“洋纱”、“洋画”、“洋锹”、“洋琴”、“洋肥皂”,等等,便是这样的例子。
“洋-”族词对新事物的命名方法,是通过偏正结构的构词方式来实现的,由于用这种方法创造词语十分方便,再加上当时外来事物也确实很多,因此,“洋-”族词是19-20世纪上半叶汉语词汇中很具开放性的一类词。由于“洋-”族词绝大多数指的人和物,所以这类词一般是“‘洋’+ 名词”类结构。至于非“‘洋’+ 名词”类结构的词,那在“洋-”族词中是十分罕见的,作者至今只发现一例:“洋化”。这个词属于“‘洋’+ 后缀”类结构。
从内容上讲,“洋-”族词指物的词远远多于指人的词,而这些指物词所指的对象多数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洋袜”、“洋线”、“洋针”、“洋钉”、“洋油”、“洋碱”、“洋蜡烛”、“洋铁罐”、“洋芋艿”、“洋肥皂”,等等。虽然这些“洋-”族词在现在的日常生活或书面语中已经不大使用了,但在一些老年人,尤其是说方言的老年人中间,他们时不时地还在使用,而这些老年人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目不识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族词中有不少词在当时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是十分常用的,它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洋-”族词具有普遍性和通俗性。由于它们所指的事物多数为具体物质,所以“洋-”族词绝大多数为具体名词,抽象名词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词语比较少。
通过“洋-”族词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这类词的那些人的心理状态。一种是崇洋的心理。产生这种心理主要是由于洋货具有先进性,如新颖、坚固、耐用、便捷,等等,它们往往要比土货强,如洋伞要比中国的纸伞牢固,洋油灯要比中国的油灯4 明亮,洋布要比中国的土布精细,等等。在许多人的心理中,洋货就是好。所以通过“洋-”族词中的“洋”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那种崇尚、向往的心理5 。
但是,在“洋-”族词的使用中有时还透射出与上述完全相反的一种心理:这就是排斥、鄙视的心理。例如,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六回中所描述的那位钦差大臣童子良,他对“洋-”族词就有一种排斥、鄙视的心理。李伯元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童子良生平却有一个脾气,最犯恶的是洋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凡带着一个“洋”字,他决计不肯亲近。所以他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乡下人自织的粗布,洋布、洋呢之类是找不出一点的。但是到了五十多岁上,因为生病抽上了鸦片烟,再戒不脱。一天在朝房里,有位王爷同他说笑话道:“子良,你不是犯恶洋货吗?你为什么抽洋烟呢?”一句说话恼了他,回得家来,就把烟灯、烟枪统通摔掉,对家里人说:“我从今再不吃这捞什子了!”谁知他老人家烟瘾很大,两个时辰不抽,眼泪鼻涕就一齐来了。……到底大少爷有主意,想了一想,(对家人)道:“说了洋烟,无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如今你们只说是云南土熬的广膏。云南、广东都是中国地方,并不是外洋来的,自然他老人家没得说了。”家人遵命,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烟盘,端到房中,……照着大少爷的话回了,方才一连呼十几口。这一顿,竟比平时多吃了三钱,方才过瘾。
过了几天,齐巧前头同他说笑话的那位王爷请他吃饭。见面之后,童子良……说道:“童某现在不吃洋烟了。……所谓戒烟者,原戒的是洋药,本不是戒的本土,……如今先从童某起,头一个不抽洋烟,拿本土来抵制他。”
童子良虽然言行不一,但我们还是看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洋货有着抵触情绪,因为洋货的输入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它激起了不少中国人的憎恨,社会各界也因此不断有抵制洋货的运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洋-”族词中的诸如“洋针”、“洋线”、“洋袜”、“洋布”、“洋钉”、“洋油”、“洋肥皂”,等等,也常常是不受欢迎的词语。而对于洋药,中国人民更是深恶痛绝,这种情绪也反映在对“洋药”这个词的心理感受上。童子良虽然嗜烟如命,但由于身为朝廷命官,自以为还是坚决抵制洋货的人,所以他不得不摆出一副抵制洋烟的姿态。他不说自己吸的是“洋药”,只说是“本土”,虽然这两个词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但由于换了一个名称,童子良就感到面子上过得去了,心里也好受多了。童子良虽然没能戒烟,抵制洋药,但他却抵制了“洋药”这个词!
4. “洋-”族词的衰落
“洋-”族词的产生以及使用常常与它们所指事物的出现、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洋-”族词源流的考证,应该将它们所指事物的兴衰结合起来考虑,这样对于词语演变历史的描述才能更为完善。现以“洋布”这词为例,试作一些溯源:
“洋布”最早称“西洋布”6 ,大约在18世纪末,开始见有“洋布”之称,如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清单上即有“洋布”这词 ——《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第十九件:包裹一切杂货。红毛本国物产及各样手工,如多罗尼、羽纱及别样毯货各项,细洋布、钢铁器具,共献于大皇帝前赏收。”7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皇帝的洋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布,现已无从考证,但从“细洋布”这个名称上考虑,这种布想必要比当时中国手工制作的布更为精细些。
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正是英国纺织业由手工向机器过渡的时代,那时洋布虽然也有输入中国,但数量不多。后来随着英国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商人和制造家都渴望到海外开拓英国棉布的新市场。8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洋布已大批输入中国,由于数量大,洋布的价格还不断下跌,有时一两个月,价格就要下降一次。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记载,道光甲午(1834年)正月,在广州,40码长的一匹布,洋银的价格是3.5至6元,可是这种价格只维持了两个月,到了三月份,价格就降到了3至5元,四、五两月仍然处在这个价位9 。由于洋布的大量输入,“洋布”这词在汉语中就使用了开来。到了鸦片战争后,“洋布”这词的使用已十分广泛。到19世纪末,中国穿洋布的人已经占了总人口的极大多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朱祖荣《劝种洋棉说》云:“子独不见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土布——引者注)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10 随着洋布的普及,“洋布”这词便成了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用词。
但也是在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用进口棉纱仿制洋布。在湖北,张之洞引种美国棉花,推广这种适于机械纺织的棉花品种。从此,中国人不依赖进口棉纱,自己也能用机器纺织棉布。大约到了20世纪初,“洋布”这词的意义开始有了扩展,它不仅可以用来指外国进口的棉布,而且还可以指按外国织布方法用机器生产的国产平纹布。如1904年《东方杂志》第六期《实业》:“工艺局所有试办工艺十种,如洋货门,则造肥皂,织洋布,卷纸菸,织毛巾、绒毯、地席、洋袜、法衫等项,土货门,则织素花缎、常熟布、顾绣等项。 ”这里的“洋布”一词指的就是我国生产的棉布。后来,我国的棉布厂越来越多,棉布基本上能自给了,从外国进来的洋布也比以前少多了。这种变化反映到词语上,便是“洋布”中“洋”字的外国、外来义渐渐脱落,“洋布”只是用来指机器织的平纹布。到了现在,中国生产这种棉布更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因此,“洋布”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存在其实现意义越来越小。《现代汉语词典》给“洋布”一词的释义是“旧指机器织的平纹布”,这说明,就现在来讲,“洋布”已是一种旧称了。
从“洋布”这一例子可以说明,“洋-”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逐渐消亡,有不少是因为“洋-”族词所指事物的消亡。而这一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为普遍。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内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有句口号,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本来靠进口的一些东西,通过自己的努力,有的还是“土法上马”,终于实现了国产的愿望,因此,一部分东西就不需要用“洋”字来命名了。如“洋火”、“洋伞”、“洋铁”、“洋油”、“洋纱”、“洋线”、“洋针”、“洋钉”、“洋蜡烛”、“洋肥皂”,等等,这些词便慢慢淘汰了。
但是,在这中间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例如,反对崇洋媚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本来这种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主张被过分地强化,如果你张口“洋”字闭口“西”字,就会被斥之为崇洋媚外,甚至有成为“洋奴”的危险,那时几乎没有人敢说“洋-”族词。因此,这些词在当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这样,通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暴力”,大批“洋-”族词没到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出版第一版时,可以收录的“洋-”族词就只有37个了。这是通过“语言暴力”,消灭词语的一个例证。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37个“洋-”族词了。其实,即使到了现在,“洋-”族词仍然在不断地减少。仍然拿《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1983年)与第一版的“洋-”族词相比,收录条数没有变化,这一版仍然收了37个,但是到了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修订第三版时,情况起了变化:在这一版本中,删除了前两个版本中的7个词,即洋地黄、洋服、洋槐、洋火、洋姜、洋井、洋绣球,同时增加了3个词:洋房、洋货、洋文,由于删去的多,增加的少,在这一版本中,“洋-”族词只收了33个(到了2002年的修订第三版增补本,仍然是这个数字。),比前两个版本少了4个。所以,从1983年到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洋-”族词的收录不是增多,而是减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在“洋-”族词的取舍上,舍多于取。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这33个“洋-”族词,究竟是哪些词?现将这些词抄录如下:
洋白菜 洋布 洋财 洋场 洋车 洋瓷 洋葱 洋缎 洋房
洋橄榄 洋镐 洋鬼子 洋行 洋红 洋灰 洋货 洋碱 洋码子
洋奴 洋气 洋钱 洋琴 洋人 洋嗓子 洋纱 洋铁 洋娃娃
洋文 洋务 洋油 洋芋 洋装(西服)
洋装(西式的的装订方法,装订的线藏在书皮里面。)11
其实,在这33个“洋-”族词当中,有不少词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它们的使用频率正在下降,而有的只是在方言地区使用,可能也是由于这些原因,《现代汉语词典》将这些词目作为副条处理,而与它们同义的那些常用或正式的词语则列作正条,这类条目共计14个:
副条 正条 副条 正条 副条 正条 副条 正条
洋白菜 结球甘蓝 洋车 人力车 洋瓷 搪瓷 洋橄榄 油橄榄
洋镐 鹤嘴镐 洋灰 水泥 洋碱* 肥皂 洋码子* 阿拉伯数字
洋钱 银元 洋琴 扬琴 洋铁 镀锡铁、镀锌铁
洋油* 煤油 洋芋* 马铃薯 洋装 西服 (以上(*)表示〈方〉。)
在以上这些条目中,正条与副条的关系多数是互为同义的关系,而在实际使用中大部分副条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正条,也就是说,正条正在取代副条。
除了以上14个条目外,剩下的只有19个词了。在这19个词当中,又有不少是旧时代的用词,如“洋布”、“洋鬼子”、“洋行”、“洋纱”等,这些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频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词典在这些词的释义前面往往加上一些“旧指……”、“旧时指……”、“旧时称……”之类的话,表明这些词是过去的用词,现在已不大用了。如果在19个词当中再减掉这些词,剩下的词就更少了。
综上所述,“洋-”族词的逐渐减少,有着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洋-”族词后来出现了四种走向:
1.“洋-”族词中“洋”字的外国、外来义逐渐虚化,如“洋红”、“洋台”、“洋琴”、“洋财”、“洋葱”等;
2.“洋”字脱落,如“洋袜→袜”、“洋线→线”、“洋钉→钉”、“洋蜡烛→蜡烛”、“洋铁桶→铁桶”、“洋铁板→铁板”、“洋肥皂→肥皂”等;
3. 被别的词取代,如“洋山芋、洋薯→马铃薯”、“洋取灯、洋煤头、洋火→火柴”、“洋石灰、洋灰→水泥”、“洋槐→刺槐”等;
4. 词语消亡,如“洋大人”、“洋仆”、“洋兵”、“洋龙”、“洋枪队”等,这些词现在已不大有人使用了。
从“洋-”族词的兴衰,不仅可以看出汉语词语发展的一些脉络,而且还可以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某些发展趋向,以及当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各种态度:一边是崇尚、向往,一边是排斥、鄙视,人们在这两者中间通过长时间地犹豫、徘徊,最终还是接受了洋货洋物。而在这中间“洋-”族词不仅给外来事物以指称,而且也帮助人们去认识外来事物,可是,当人们接受了外来事物之后,“洋-”族词就像是实现了它的价值,完成了它的使命,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
* 黄河清先生,绍兴电视台社教部。
1. 艾儒略在利玛窦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许多“西-”族词,有了新的发展,后来“西-”族词在汉语中还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如“西餐”、“西点”、“西法”、“西服”、“西画”、“西化”、“西式”、“西药”、“西医”、“西乐”,等等。
2. 该光盘由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尹小林研制。在此作者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白维国教授和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尹小林先生向我免费提供这一光盘。
3. 见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02页。
4. 过去北方用花生油做灯油,南方用菜油做灯油。
5. 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也可见葛兆光“从‘夷’到‘洋’”,香港:《明报》,2000年10月25日第8版。在此要感谢姚德怀先生向作者提供了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6. “西洋布”这词最早见于1416年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即西洋大国也》:“西洋布,本国名扯梨布,出于邻境坎把夷等处。每疋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卖彼处金钱八个。”1602年,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也使用过这个词:“咼阑地、则阑地,西洋布此二岛最妙。”但是,这两个“西洋布”的例证还是有着区别的。马欢“西洋布”中的“西洋”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主要是指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区。这是当时“西洋”这词的普遍用法,如郑和“下西洋”的“西洋”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利玛窦所用的“西洋”这词是指欧洲,这也是“西洋”这词指欧洲的开始(到了近现代,“西洋”不但可以指欧洲,也可以指美洲),如上面《坤舆万国全图》中的这个例句就是。句中的“咼阑地”、“则阑地”,为欧洲西北部的两个岛屿(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第十三图)。
7. 见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历史事实》,载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8. 参阅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9. 见爱汉者等人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80页上栏、第93页下栏、第105页上栏、第117页下栏、第128页下栏。
10. 转引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11. 这里没有把“洋盘”一词列上,因为对于“洋盘”一词的命名理据至今说法不一,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把“洋盘”这词列入“洋-”族词的范围,不能说“洋盘”中的“洋”字具“外国的、外来的”意义。有关“洋盘”这词的讨论,详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995年第7期第4页、1996年第8期第14页、1996年第10期第6-7页以及1997年第12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