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翻譯 與 現代中文建設

張賢勇^*

謝謝主席介紹和邀請，使我有機會在這裏同大家探討翻譯及語言方面的一些問題。我還得感謝包括主席以及王晉光先生等在座的幾位長輩和同輩學者，我從《語文建設通訊》、《詞庫建設通訊》以及《文學論衡》等出版物中讀到你們部分研究成果，很受啓發，獲益良多。我在各位專家面前談“學術翻譯與現代中文建設”這個題目，也覺得有些不自量力，不過，我願意藉著交流，向大家請教，講得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指正，這裏先謝過各位。

關於講題，有三點說明。(1) 所講的翻譯，僅限於西學 (有時涵括俄羅斯和日本文獻) 的譯介，換言之，主要談外譯中及相關問題，不涉及我國民族語文間的翻譯以及佛典翻譯。(2) 所談集中在學術翻譯範圍；所謂學術，偏向現代而狹義的用法。¹ 我不贊成將思想同學術截然分開的做法。這裏的學術翻譯，特指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翻譯，同文藝和科技翻譯有別，雖然這後兩者在中國近代史上不乏影響廣泛和深遠者，例如，詩歌中的《哀希臘》（拜倫），小說中的《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 小仲馬 [1824-1895] 著；嚴復“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詩云:“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慘社會》（蘇曼殊、陳獨秀譯本，又譯《哀史》、《孤星淚》、《悲慘世界》等）、《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林紓、魏易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科技方面的如《幾何原本》和《光學揭要》。第三，談到現代中文建設，則不僅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軌跡，鑒往知來，這回顧對中文未來的發展，當也不無啓發。

1. 從中國語文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國近代學術翻譯

1.1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新名詞和新句式的增多，豐富了中文的表現力

或許有人覺得就這一點而言，文藝方面的翻譯影響更大，大家很容易想到林琴南、伍光建等人的翻譯。但是，對中國學術來講，日常生活中引進的西方器物方面的新名詞，如“留聲機”和“香煙”（舊詞新用，不同於“佛龕前香煙繚繞”中的 ―― 或者指香火的 ―― 香煙），遠沒有制度、思想和學科層面上的用語來得重要，關於這點，只要想一下“巴力門”(Parliament，異譯包括：議會、議院、巴厘滿、公會、會堂、國會)、“民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和劉青峰從思想史角度作過清末民初出版物中“共和”、“民主”和“科學”等關鍵詞的研究）和“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最初譯成“公法”或“萬國公法”；魏源《海國圖志》中所收“各國律例”當是 Emmerich de Vattel 所著 Le droit des gen 的譯名，而“國際法”則是出口日本改良後返銷者)等例子，就不難明白。若從語文建設角度立論，那麽這些通過翻譯進入現代漢語的外來語，提升了漢語的“生命力”， 增強了中文的表達方式。²

除了詞彙，句式和句法的變化同樣重要。梁啓超的“新民體”，表現力已相當可觀。陳寅恪寫作的書面語，形式上是文言，其實繁複的句式更接近現代漢語，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開頭引用《朱子語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句之後，作者寫道:“朱子之語頗爲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茲請先論唐代三百年統治階級中心皇室之氏族問題，然後再推及其他統治階級之種族及文化問題。”（上海古籍，1997，頁1）即便用現代標點符號可將原句再點短一點，“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和“先論唐代三百年統治階級中心皇室之氏族問題”還是得一氣呵成，而且這些語詞也不是前清士子寫得出來的。這種新句式，反映出縝密的思維，顯然得益於外文的影響。金克木也曾指出，佛經中有一些特別的句式，不同於以往的文言結構。我前面說的“雖然這後兩者在中國近代史上不乏影響廣泛和深遠者”，其實也是相當“西化”的說法，傳統的書面語裏面，“雖然”或“儘管”是不能這樣用的。

1.2 西方學術（包括語言學）著作的譯介，促進了中文語言學（尤其是詞彙和語音學）發展

學術著作的譯介，一般來說，出現得比較晚。下這一斷語，先得將宗教神學這一塊從學術翻譯中剔除出去，這樣就可暫不涉及佛經翻譯以及明末清初“天學”的譯介。明清之際的“天學”有寬窄或隱顯兩義，不僅可以指曆算天文之學，也可指“天主之學”(theologia，今通稱神學或信理)，明崇禎年間李之藻、徐光啓等人編纂的叢書《天學初函》，就是很好的例證。《天學初函》52卷，分理、器二編，理編九種，如《辨學遺牘》、《七克》、《天主實義》，基本上是有關天主教教義的書籍，器編十一種如《幾何原本》、《泰西水法》、《勾股義》，則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

西方學術著作的譯介，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兩種，直接的譯介，比如嚴復翻譯《天演論》和《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間接的則有金尼閣 (Nicolaus Trigault, 1577-1628) 撰《西儒耳目資》(1626) 以及馬建忠著《（馬氏）文通》，分別對中國音韻學和語法學作出了重要貢獻（參見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以及呂叔湘1980年“重印《馬氏文通》序”）。這裏稱間接譯介，是因爲兩者皆有所本。馬建忠在《文通》自序中稱，此編“蓋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密奧，啓其緘縢，導後人以先路。”但是，他也明確宣告:“此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例言”）³ 有論者指出，馬氏所本，主要是十七世紀以來在法國乃至歐洲相當有名的《波爾-羅亞爾語法》(Port-Royal Grammar)，也即金克木先生所謂“法文和拉丁文等外國文的文法的框架和處理方法”⁴。周有光先生在爲紀念“漢語拼音方案”公佈45周年而寫的文章中，更是明確指出:“文字改革是‘西學東漸’的一個側面”，拼音方案則可上溯到1605年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西字奇跡》中設計的注音羅馬字。⁵ 其實，更早的還可追溯到利瑪竇與羅明堅合編的《葡華字典》(1584-1588？）稿，此稿附羅馬字注音，有189頁，未完成，也是最早的中西文字典。（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冊，頁70）

1.3 譯名混亂，不夠規範化

十九世紀以來的西學翻譯，雖然對中國學術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有重大貢獻，也帶來一些問題，最顯而易見的是同名異譯、譯名缺乏規範。徐繼畲在《瀛環志略》中已經注意到“泰西各國語音本不相同，”“此書地名有英吉利所譯者，有葡萄牙譯者……”，因而列出“譯音異名”以便辨認。後來，梁啟超進而編纂《中西文合璧表》。⁶ 劉靖之“論音樂翻譯”一文⁷, 就是對上世紀以來音樂術語翻譯中存在的混亂現象進行的撥亂反正。朱京偉在《詞庫建設通訊》第18、19期上探討了音樂術語和音樂家譯名的確立過程。

中國歷史上的佛經漢譯中，其實早已出現過這種現象，比如音譯歧異⁸、一名多出等等。專有名詞和術語的翻譯，在譯界已有不少討論，這裏就不多談。總而言之，就目前狀況來看，數理化及自然科學的譯名漸趨一致，當然這一成果，是同“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等機構的多年運作分不開的。不過，近年來電腦（計算機）和網絡的迅速發展，又給兩岸三地的交流，在用語上帶來諸多分歧，比如：網絡-網路，數碼-數位，軟盤/硬盤/光盤-軟碟/硬碟/光碟，內存-記憶體。這方面規範化的工作，今後勢必會繼續下去。

比較起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術語翻譯，在規範化方面，碰到的阻力要大得多，雖然有些譯名經過時間的淘汰，已經確定下來，如：進化論、社會學、語法學、修辭學，而有不少還停留在“戰國時期”，統一不易，這裏舉兩個例子：例一、J. Derrida（德里達/德希達）等人所用的 différance，在中文中就有至少三種譯名 ―― 延異、異延、衍異；例二、德語哲學文獻中經常見到的 Sein，在中文裏面有翻譯爲“在”的，有翻譯爲“存在”的，也有譯爲“是”的，可謂莫衷一是，英文的 being 有時同樣麻煩⁹。碰到原文中的多義詞，比如法文的 droit 或德文的 Recht，譯成英文就可能有 right 與 law 的區別，難怪當年伯駕譯為“例”、袁德輝譯作“道理”、丁韙良要譯成“權”（參見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頁53和34等處的討論）。

2. 二十世紀學術翻譯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2.1 缺乏全盤統籌

除了前面提到的術語和譯名問題，二十世紀學術翻譯中更要命的，是缺乏全盤統籌。¹⁰ 結果是一方面計劃性不強，雞零狗碎，不成系統，另一方面搶譯重譯一度成災。有時某門學科、某個題目熱門，出現一窩蜂的搶譯亂譯。以前兩岸三地都有這種情況（《翻譯因緣》中就有人談到當年臺灣翻譯出版《天地一沙鷗》的盛況，形容爲一時飛來“好幾十隻的海鷗”），加入世界版權組織後，特別是最近十多年，由於版權法的制約，情形大有好轉。

同時，有些應當介紹的名著，卻在有意無意之間遭冷落，例如下面要談的宗教與神學。從中國大陸的情況看，其實也有幾個好的例外：

(1) 商務印書館 ―― 從1897年起出版翻譯著作（參見周越然《書與回憶》中的敍述），王雲五時代和一九五零年代以來的大陸時期最繁榮，後者的成果可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爲代表。五十年代的工作，實際上是四十年代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工作的繼續與擴大，現在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就是當年陳康應這個委員會的約請而譯出的。談到這點，胡適（舉薦王雲五、策劃譯書）以及為管理使用美國退還的庚款而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均功不可沒。

(2) 中共中央編譯局 ―― 主要編輯、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由於集聚大陸多方人材，翻譯的總體質量相當不錯，雖然朱光潛和周建人等也對該局主持的個別譯作提出過批評。該局主持的翻譯工作，繼承了唐代集體翻譯佛典的優良傳統，在市場化經濟之風所向披靡的今天，昔年盛況斷難重現。

(3)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陸的三聯書店所作的努力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套叢書由甘陽（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編，蘇國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劉小楓（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先後擔任這套叢書的副主編，翻譯出版的西方著作比較前衛。六四以後，一度中斷。近年雖還有一些譯著推出，但已事過境遷、難成氣候了。

如今，當然有更多的出版社在推出西學叢書，如上海人民、北京的華夏、河北教育，總體規劃仍然欠缺。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我當面問過他國家或政府方面有沒有宗教經典方面的翻譯出版計劃，他說沒有，而且不覺得世界宗教研究所有統籌的責任，但對民間寄予厚望。臺灣國立編譯館，當年在齊邦媛教授主持下，曾經推動過“比較長程的翻譯計劃”，現今所見的，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的經典譯注委託計劃資助的翻譯成果，品種不齊全，想必尚在耕耘、培植期，還未到豐收時節。

2.2 語種的分佈不夠均勻

有些翻譯上的問題即由此而起，例如當年梁實秋給 Caesar 定的譯名引起爭論，周作人《歐洲文學史》等著作中堅持不用英文轉寫希臘和拉丁文學中的專有名詞，實在有道理（名從主人與入鄉隨俗）。從譯出語來看，二十世紀學術翻譯主要是通過英文和日文的媒介，有時，還會發現我們的學術翻譯對某語種會忽冷忽熱，比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大陸的俄語熱，清末到抗戰前的日語翻譯很多，近年來英語大行其勢。出現這種情況，當同歷史的觀照和國內政治處境有關，也牽涉到留學生的派遣以及國際大趨勢的形成。特別欠缺的，是西方古典語言的推廣運用，可能是對“言必稱希臘”的批評心有餘悸。近年大陸推出的《柏拉圖全集》，譯者主要還是根據英譯本轉譯的，比起苗力田先生主持的《亞里士多德全集》翻譯，首先給人中氣不足的感覺。劉小楓最近推出的《柏拉圖的〈會飲〉》譯注本（北京：華夏2003年8月），作爲“西方思想家：經典與解釋”叢書之一，同樣是“旨在推動學界對西方思想大傳統的深度理解”（劉小楓，叢書“緣起”中語）。劉小楓同時在中山大學哲學系開設古典希臘文課程。這些舉動，可能會帶動起一個新潮流，值得我們關注。

2.3 翻譯批評未受重視

記得七十年代末，北方出版的《翻譯通訊》在內部流通，後來改名《中國翻譯》公開發行，更早有《譯學》。但總的來說，翻譯批評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¹¹ 一方面是譯者不太重視，二是出版社掉以輕心，結果是不少很好的原著，反被中文譯者給糟蹋了。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不久前網上“法蘭西論壇”（http://www.sinofrance.org/）裏發表的文章“悲喜法國人”所批評的。像宋淇先生“文學作品譯法舉隅”那樣的好文章¹²，實在太少了。在學術翻譯的批評方面，前兩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道風》發表過幾篇文章，在大陸學術界引起一些反響。

3. 以宗教/神學的引進與研究爲例，看二十世紀的學術翻譯

3.1 宗教/神學研究的困難

我們研究西方的宗教神學，是有相當難度的，除了這種研究體現的綜合性以及跨學科的特點，對研究者的語言要求比較高，而且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的無神論語境中，這種研究非但不受重視，還反遭歧視。

3.2 歷史回顧

明清之際到清末民初的西方宗教神學典籍的翻譯，主要由教會機構或宣教團體爲後盾，中文本聖經的翻譯是其代表性成果。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宗教神學的研究與翻譯進展不小。五十年代起，中國大陸的教會功能急劇萎縮，研究人員青黃不接，翻譯成果寥寥，出版僅作門面（比起基督新教，天主教的翻譯出版情況還好些）。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後，學術界的情況大有改觀。

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典籍的翻譯方面，“歷代基督教名著集成”是一大成果。這個翻譯計劃，抗戰期間（1941年）肇議於四川成都，由孫恩三、葛德基 (Dr. Earl Cressy) 和章文新 (D.F.P. Jones) 策劃，次年聘請徐寶謙主持，謝扶雅、湯清等參與翻譯，共譯成三部三十二卷，後來中止，極爲可惜。已經譯成者，現在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

以“歷代基督教名著集成”翻譯計劃爲楷模，有志於繼往開來的，大概得首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翻譯出版工作。劉小楓博士1993年從歐洲學成歸來，開始在道風山主持“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的翻譯工作，當時計劃陸續推出一百多部西方重要的著作，至今已出版的，數量上已過半。此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還進行其他一些同中國語文建設有關的工作，例如，幾年前與臺灣輔仁大學神學院合作編集基督教神學外漢詞典的計劃，主要想解决譯名混亂的問題。目前，這一合作也已經停頓，部分努力已見於打印出的初稿。

3.3 歧異的譯名舉隅

西文宗教典籍中人名地名的翻譯，同一般文獻中人地名的翻譯，問題差不多，探討的人也已不少，大家不會陌生。¹³ 這裡我打算集中談宗教神學裏面一些專業詞彙的翻譯。爲了方便記憶，我先舉出 A、B、C、D 四個例子，而且列出《基督教聖經與神學詞典》（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年9月）的釋義，然後加以評點：

例一：anthropology [哲] 人類學 研究人的學問

按：嚴格來說，這裏的譯名有問題。人類學已是發展出來的獨立學科，主要包括“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兩大部類。在哲學和神學研究（比如，有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中，以稱“人學”或“人論”爲宜。

例二：Baptism [禮] 洗禮；浸禮；水禮 基督教聖禮。施洗 (baptize) 源自希臘文 baptizein，指奉聖父、聖子及聖靈之名以水灑於受洗者（或受洗者浸於水中），表明信仰歸奉基督（太廿八19）。中國新教教會大多用“洗禮”稱之，浸信宗因遵行浸沒領受者的儀式，故此通常稱作“浸禮”，“水禮”則是較爲中性的用法。

按：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譯名，而不同的譯名指向不同的實踐（洗禮/浸禮；受洗/受浸）。“洗禮”今日早已進入普通詞彙，用的人最多，可以包括 sprinkling (灑水禮或點水禮) 和 immersion (浸禮)，後者在江河中施行時，老百姓又稱“大水洗”。

例三：Christianity [神學] 基督教 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仰之一，信奉唯獨耶穌基督能施行拯救，以及聖經新舊兩約爲至高權威。“基督教”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2世紀的文獻中，用以區別猶太教。歷史上基督教的教會主要分爲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與新教，此外還有一些獨立教派。

按：近年學術界比較多用“基督宗教”來翻譯 Christianity（早年還有“克力士頓教”和“克力斯頓教”等譯名），用“（基督）新教”來譯 Protestantism（過去通稱“基督教”，老百姓又俗稱“耶穌教”），譯 Catholicism 爲“（基督）公教”，將 Orthodoxy 譯爲“（基督）正教”。

例四：Deismus, der [德] 有神論

按：此處編者將 Deismus 同 Theismus 混淆了，“有神論”應是後者，同 Atheismus 相對。Deismus 即英文的 deism，除了譯作“自然神論”，也常譯作“理神論”。

此外，還有些基督教（聖經或神學）方面的常用語，在翻譯中也容易引起困惑，例如：Pope（教皇/教宗/教王/教化王¹⁴），justification（稱義/成義），priest（教士/神父/神甫/牧師），Gospel（福音/佳訊/好消息）和 ecco homo（拉丁文短語，出於拉丁文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19章第5節後半節：“Et [Pilatus] dicit eis: ‚ Ecce homo!’”中文和合本聖經譯作“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¹⁵ 尼采有本書，就直接採用了這個短語作標題，中文常譯作《瞧這個人！》）。當然，在西方宗教和神學翻譯中，有些普通詞語的含義，也往往很難把握得準，這裡不多談。¹⁶

4. 幾點感想

語言的標準不一：兩岸三地有漢語、中文與華文等說法。至少在學術界，漢語漸被接受。那麽，回到我們的議題，該如何回答如下的問題呢？―― 既然有漢語神學，那麽是否同樣有漢語社會學/心理學之類呢？我初步的感想是：亮出招牌，未必都有真貨實料。關於打出“漢語神學”旗號的理據，劉小楓、何光滬教授等人都發表過很好的意見，這裡無法逐一介紹，但有一點很關鍵，就是這種神學在論者心目中，同語言文化相關，與民族國家無涉。目前贊同漢語神學的，主要是學術界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在兩岸三地教會中平心加以理睬的人很少。

另外，我感到，香港作爲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這裡的學者理應在翻譯上有更大作爲。可實際情況是此地學者普遍外語基礎好，能讀西文原本或譯本，從事翻譯的卻很少，大概是覺得沒必要。當然，眼下香港的出版物難以直接進入大陸讀書界，也是大環境上的問題之一。

明末時，徐光啓就談到超勝、會通與翻譯的關係。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一引日本物茂卿《論語徵》解“學則不固”的說法：“謂不固守一師之說。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翻譯工作者首先是語言工作者，擴大知識面及增加專業積累，更要注意加强語文修養。從中文譯文來講，要儘量避免“翻譯腔”（“我是一個學生”、“我的名字是張三”之類），却能吸收外文表達中細緻、嚴密、明確等方面的長處。既避免食古不化成爲 puriste（語言上有潔癖），又不是食洋不化。錢鍾書所倡的化境，值得追求。譯者語言寶庫中不僅要有匕首、長矛，也要有機槍、火炮，甚至導彈、核潜艇，所謂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

謝謝大家的耐心，請多多指教！

（2004年1月末修訂於 沙田 道風山）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簡介

　　挪威漢學家艾香德博士（Dr. Karl L. Reichelt）於二十世紀上半期來九龍沙田創辦“道風山叢林”, 推動基督教中國化及與其他中國宗教的對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於1995年正式成立, 為香港非牟利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與出版為該所之重點項目。學術出版包括：

1.“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此“文庫”為翻譯及整理東西方及中國歷代基督教思想文獻, 每年出版量約二百萬字。

2.“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出版中外漢語神學工作者撰寫的神學論著, 積累漢語神學創作的文典資源。

3.“道風譯叢”：出版普及性的西方神學界熱潮著作, 有關學科參考書和教科書。

4.《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每年出版兩期, 發表中外學者之研究論文。

研究所地址：九龍 沙田 道風山路33號　 電話：（852）26944023, （852）26944038

網址：http://www.is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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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賢勇教授, 香港 沙田 道風山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本文為作者於2003年12月6日在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年會上演講辭的修訂稿。

1. 比較《辭海》對“學術”的釋義:“較爲專門、有系統的學問”;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第二章“有形歐化即歐洲物質文明之輸入”中的第二節, 標題就是“學術事業”, 其中所談的卻是“曆法改良”、“本國地圖之測繪”和“西國醫學之傳入”, 這種三十年代的用法, 今天已經相當陌生。不過, 同書第三章第四節題爲“學術上各種思想”（論及進化論和西洋哲學）, 也值得注意。學術一語, 回譯到英文, 一般作 learning 或 science（參見吳景榮主編《漢英詞典》）。

2. 參見馬西尼著、黃河清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審訂:《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 ――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3. 據此, 應該將“文通”看作新詞或外來語, 同“語法”、“文法”一樣, 是譯名。

4. 金克木:“子•妻•語法”,《風燭灰 ―― 思想的旋律》（北京：三聯2002）, 頁99。

5. 周有光,“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穿梭機”,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語文建設通訊（香港）》第74期（2003年6月）, 頁1。關於利瑪竇對漢語詞彙學的影響, 可參見同期《語文建設通訊》上黃河清先生的文章“利瑪竇對漢語的貢獻”(頁30-37) 並陳垣《明季之歐化美術與羅馬字注音》。

6. 參見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頁92。

7. 載宋淇編纂《翻譯叢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頁107-136。

8. 人地名的不同音譯, 問題還不是太大, 例如, 美國現任總統 Bush 在兩岸三地的譯名各不相同（布什、布殊、布希）, 交流起來不見得有多大障礙。當然, 其中有上下高低之分, 通行於香港的顯然是粵語發音。

9. 參見金克木“虛字•抽象畫•六法”中的論述（《探古新痕》, 上海古籍1998, 頁110）。

10. 其實, 早在十九世紀末, 梁啟超《變法通議》的“論譯書”中就已強調了三點：擇譯好書, 確立翻譯原則, 培養譯才。

11. 文學翻譯批評還偶爾可以見到, 例如孫大雨“略談英詩中譯的藝術”, 點名批評卞之琳“新譯英國名詩三篇”（《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5期）, 又發表“關於西人以格律韻文英譯中國古詩的幾點具體意見”（英文稿載《外國語》1983年蒂2期, 譯文見《孫大雨詩文集》, 石家莊：河北教育1996）。

12. 宋淇編纂《翻譯叢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頁51-66。

13. 前面提到, 梁啓超等人已注意這個問題。“五四”前, 吳稚暉、陳獨秀、錢玄同等進一步探討過（比如, 錢玄同寫過“關於西文譯名問題”一文, 載《錢玄同文集》第一卷頁12-17）。今天看來, “國籍標準化”和“拉丁化”可能是最終的坦途。周有光先生《語文閒談》下冊（北京：三聯1995）中有所提示, 姚德懷先生多年前也撰文作過類似逕寫西名的提議。

14.《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中失收“教化王”。

15.《聖經新譯本》約19：4-5:“彼拉多再次出到外面，對猶太人說:‘看！我把他帶出來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於是耶穌出來, 戴著荊棘的冠冕, 披著紫色的外袍。彼拉多對他們說:‘看, 這個人!’”

16. 最近讀到胡百華先生翻譯的《叔本華處世智慧錄》（臺北：九歌2001）, 書後的代跋是專門討論作者的代表作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書名的漢譯, 很有意思。大陸近兩年似乎也有人討論過類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