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及其他
刁晏斌*
《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总第76期刊登了曹炜和龚穗丰二位的大作《试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以下简称《试论》），文章颇有新意，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方法，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当进一步地商榷和探讨。近年来，我们一直从事由我们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最近，正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一本《现代汉语史》。所以，我们对现代汉语的上限及其形成过程等问题也非常有兴趣，并且也陆续地作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也想结合与曹、龚二位的商榷，谈一下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和想法。
1.
《试论》中值得商榷的问题
1.1 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等式
《试论》的基本作法是选择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汉语水平考试部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中所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逐一考察其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首见年代，以此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时间。这种作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正如该文后的“编者按”中所说，“从研究的内涵而言，本文实质上讨论的是《现代汉语3051个常用词的形成》”，真是一语中的！
由文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作者的心目中，有以下一个等式：
3051个常用词 ＝ 现代汉语基本词汇 ＝ 现代汉语词汇
可是实际上，这样一个等式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即使这3051个常用词确实都是现代汉语中的最常用的词（我们在下文中要谈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那也不能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划等号，更不能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划等号。
所以，我们认为，《试论》一文最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就在于范围和立足点的错误，即通过对3051个常用词的讨论，得出的却是关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结论。
1.2 论证方法上的问题
我们认为，仅由常用词的初现时间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时间，在认识上是有偏差的，在方法论上也是有问题的。
虽然我们说3051个常用词不能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划等号，但是如果说这3051个词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基本词汇，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我们就不妨从基本词汇的性质来谈《试论》在论证方法上的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人们至今的观点和认识，基本上还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所谈的几点：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也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基本词汇比起语言的词汇来要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黄伯荣、廖序东（1997：302－304）谈到了基本词汇有以下三个特点：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关于第一点，书中说道：“基本词汇在千百年中为不同的社会服务，并且服务得很好。例如：一、二、牛、马、家、门、山、水、上、下、左、右、斗、高、低等等。显然，这些在甲骨文里就有的词今后也还会继续使用下去。基本词汇之所以具有这么强的稳固性，是由于它所标志的事物和概念都是极为稳固的。”
正是由于基本词汇有稳固性的特点，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是贯穿古今的，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古代（包括近代）沿用下来的，这样，它们的初现时间自然就是在明清及以前了，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反倒令人奇怪了。
所以，由初现时间，我们或许可以考察和证明现代汉语某些常用词的发展及其源流，却不能用来确定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时间。
1.3 关于现代汉语的上限
《试论》中说,“国内学界通行的观点是将现代汉语的上限定在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汉语是‘“五四”以来的汉语发展阶段’已经作为一种常识而被普遍认同。”这话说得可能过于肯定了，据我们所知，在现代汉语上限的问题上，人们远未达成共识，我们见到的，就有以下一些观点：
（1）“五四”说，王力（1980）、吕叔湘（1985）、张寿康（1979）等持此意见；
（2）“1949”说，邢公畹（1994）、张静（1996）等持此观点；
（3）明末清初说，胡明扬（1983）持此观点；
（4）鸦片战争或《红楼梦》时代说，蒋冀骋（1990）持此观点；
（5）“1501”说，石毓智（2003）等持此观点。
此外，还有一些人的认识比较模糊的现象，比如一些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对此往往就不作明确的阐述，笔者与一些研究现代汉语的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交流，其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现代汉语的上限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1.4 某些技术性的细节
第一，3051个词的“常用”问题。《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收词，显然受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某些实际情况和特点等的制约，且不说把“对不起、……极了、没意思、有时候、连…都（也）…、一…就、一边…一边”等都当作“词”收入，另外还在1033个“甲级词”中收入了“法语（文）、日语（文）”，在乙级词中还收入了“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德语、法郎”等在中国人的使用中并不是常用词的词。这虽然不会对《试论》的考察和得出的结论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也说明，虽然作者的选择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
第二，一个明显的失误。《试论》“表一”下边的说明中有“截止清代，有将近92%的现代汉语最常用词已经活跃在当时的书面语中了”，由表中的统计数字看，“五四”以后出现的词有187个，在1033个甲级词中占18.49%，这样，清代以前出现的词所占的比例应是100%-18.49% ＝
81.51%，即将近82%而不是92%（92%在下文还出现过）。
第三，表述上的问题。《试论》中“活跃在当时的书面语中”的字样多次出现，上引的“说明”中就有一例。什么叫“活跃”？当然应当是常用，能不能仅通过《汉语大词典》中所收的有限几个用例就说某词是“活跃”也就是常用的？显然不能。再如，关于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文章中用了不同的表述形式，第10页中说“现代汉语词汇的核心部分早在清代以前就已见雏形”，13页中说“明清时期已成雏形”，14页中说“明清时期，现代汉语常用词的雏形无疑已经形成。既然这个时期，现代汉语词汇的核心部分已经初步形成，那么，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框架当然也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建构完毕”“我们将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由‘五四’时期向上推进到了明清时期”。查《现代汉语词典》，“雏形”有二义，一是未定型前的形式，二是依照原物缩小的模型。很显然，《试论》中所用的“雏形”是第一义的。那么，我们要问，在明清时期，到底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未定型的形式”确定，还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核心部分（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还是现代汉语词汇已经形成？在我们看来，这种措辞上的模糊与不同或许正好反映了《试论》的作者认识上的某些模糊之处。
我们之所以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冒着遭人诟病的危险、不避琐碎地“挑毛病”，实在是想警诫我们自己，同时也想提醒有些同行：文章之事，马虎不得。
得罪人的话就此打住，下边从正面谈我们的观点。
2.
我们的观点
2.1 汉语分期的基本思路
谈到汉语的分期，结合对《试论》一文的讨论，我们认为，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有二，一是着眼点是什么，二是求同还是求异。如果着眼点不同，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如果不能确定是求异还是求同，也会影响到研究的路向，进而影响到所得出的结论。以下对这两点略作解释。
关于着眼点问题
按传统的三要素说，汉语的构成要素有语音、词汇和语法，而这三个要素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给汉语分期时，应当综合考虑各个要素的发展情况，然后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阶段划分）。如果只着眼于某一要素，或者是着眼于不同的要素，就会得出不同的分期结论。比如，上述“1501说”，就是着眼于语法而作的划分，这一点，石毓智（2003：22）说得非常清楚：“10世纪到15世纪是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有些是以前业已存在，但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并最后形成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有些则是产生于这个时期。主要包括：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动词重叠式的出现、动补结构的发展成熟、‘把’字句的繁荣、新话题结构的形成、动词拷贝结构的萌芽、谓语动词的有界化、时间词和介词短语的重新分布、连动式第一动词的大批语法化、复数标记‘们’的出现，等等。在这个时期也消失了很多古汉语的重要语法形式，主要包括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屈折使成式、多动共宾结构、各种各样的谓词并列结构、施事和受事的语序区别法等。而上述所有发展变化，都是由一种基本变化——动补结构的建立——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结果。过了15世纪之后，汉语语法的演化速度就慢了下来，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没有什么新的语法范畴出现，新的发展多为已有的语法范畴的功能调整。”
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说：“我们所谓现代，并不是指近十年或二十年而言。《红楼梦》离开现在二百余年了，但我们仍旧承认《红楼梦》的语法是现代的语法，因为当时的语法和现在北京话的语法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但是，在后来的《汉语史稿》中，王力先生却认为现代汉语起于“五四”，这就不是只就语法，而是就各个要素统而观之后得出的结论。
再比如，如果只着眼于语音，那么，《中原音韵》以后，北方话的语音变化很小，明末的《正音捃言》和清初的《五方元音》反映出当时的语音系统已经和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差别只有一点，而这一点差别到了18世纪中叶也已经消失了。（蒋绍愚1994：7）所以，如果以语音为准，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会与着眼于词汇或语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另外，就语体而言，还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分合异同问题，这也是确定现代汉语上限时需要充分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合汉语的各个要素以及相关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趋向于认为现代汉语始于1919年“五四”前后，但是，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论述起来也非常不易。本文只谈词汇，所以这个话头就此打住，其他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写专文讨论。
关于求异问题
我们认为，语言的分期及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并彰显语言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点，所以，分期从本质上来说应当是求异的。人们为什么在古代的语言中分出了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就因为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许多不同之处，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同样，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划分，也是着眼于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同样，现代汉语之所以能够作为汉语发展中独立的一段而被人们广泛地认可和接受，也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亦即那些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方面决定的。所以，不求异，就找不出阶段性的特点，也就无从进行史的分期。
然而，《试论》作者的出发点却不是求异，而是求同，因为他们是根据现代汉语词汇与此前各阶段词汇重合的数量及比例，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乃至于整个现代汉语的上限。所以，我们觉得，《试论》所用的方法和它所想要得出的结论，实在是南辕北辙，因为它证明的实际上只是现代汉语词汇是由古代及近代汉语词汇继承、发展而来的，古今词汇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2.2 以什么为对象来考察现代汉语词汇
考察现代汉语词汇应当确定什么样的对象？是基本词汇，还是常用词汇？是一般词汇，还是整个词汇系统？我们认为，应当是词汇的整体即词汇系统，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理由很简单，因为任何一类或一部分词只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某些或某一部分特点，而不可能反映它的全部特点。
比如，如果不把考察对象仅仅局限于3051个常用词的范围，而是充分地考虑到词汇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在不同的文体及语体中的使用和分布情况等，可能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做了一项小小的调查：分别随机选择了新闻（人民网下载）、社科（刘志琴《史学功能的现代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章第一节）和文学（池莉《来来往往》）共四种文体的文章（作品）各一篇（部），由第一个字开始，各取其前100个词，也按照《试论》的作法，以《汉语大词典》为依据来考察、统计这些词在各历史阶段的初现数量，结果如下：
|
首见 年代 |
秦汉 |
魏晋 南北朝 |
唐 五代 |
宋 |
元 |
明 |
清 |
五四以后 |
词典未收录 |
|
新闻 |
32 |
4 |
5 |
5 |
1 |
3 |
9 |
29 |
12 |
|
社科 |
37 |
10 |
6 |
3 |
1 |
2 |
10 |
20 |
11 |
|
法律 |
29 |
6 |
7 |
12 |
1 |
6 |
3 |
21 |
15 |
|
文学 |
29 |
8 |
12 |
9 |
0 |
11 |
6 |
18 |
7 |
由上表可以看到，不同的文体中，情况有一定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不是特别大。另外，《汉语大词典》中不收的词大多是“五四”以后新产生的，如“革命性、社会化、女朋友、加工厂、刑事处罚、法定程序、故意犯罪、故意伤害、过失犯罪”等，如果加上这些词，则“五四”以后出现的词比例还要高不少。
2.3
怎样寻找和看待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
如果像《试论》的作者所说，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于明清时期，那么，作者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细化指标（如词形、词义、造词法和构词法以及某些种类的词如外来词等）来证明，现代汉语词汇与明清时期的词汇有足够多的相同之处，以至于无法把它们划分到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去，如果没有这一步的功夫，那么所谓的结论，就只能是片面的，甚至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或猜测。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找到现代汉语词汇与此前各阶段词汇的一系列的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好是我们确定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时间的最有力的证据。
我们认为，使得现代汉语词汇与其他各时代的词汇形成最明显的区别，亦即构成现代汉语词汇最鲜明特点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造词和构词法的发展变化，二是外来词的大举涌入及其广泛的影响，而这两个方面，有时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关于造词和构词法
有几种构词法在古代和近代汉语中用得不多，甚至很少，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才由日语中借入或少量地产生了一些，到了“五四”以后，它们分别都成了特别能产的构词形式。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105－124）有“构词法的迅速发展”一节，谈到以下几个问题：
A. 句法构词能力的提高
“五四”以后成为能产形式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动宾结构，从日语中引进的如“动员、探险、罢工、主席”等，“五四”以后新造的如“倡议、脱粒、脱产、定点”等；
二是动副结构，也就是动补结构，“五四”以后新产生的如“揭破、改进、策动、证实”等；
三是副动结构，也就是状中结构，“五四”以后新产生的如“中转、回收、前进、轮休”等。
B. 部分构词成分的词缀化倾向
书中指出，“汉语的句法构词法在翻译中受到印欧语的词法构词法的影响，有一些经常同印欧语的词缀对译的构词成分也逐渐有了词缀化倾向，如‘手’、‘师’、‘者’、‘员’、‘家’、‘主义’、‘性’、‘化’等有了后缀化的倾向，‘非’、‘反’、‘超’、‘泛’等有了前缀化的倾向”，而“这些构词成分的词缀化倾向是五四以后才表现出来的”。
C. 多音节词主要是三音节词的骤增
三音节结构在“五四”前就已经很多，但是大都还没有固定，比如“组织力”也可以写成“组织之力”，到“五四”以后，它们就固定下来，从而成为一个词，例如“音韵学、反对党、司法权、代议制”等。
D. 词组的词汇化
即词组成为比较固定的结构的现象，一般词汇化了的词组有以下几种：
一是名词作形附固着在中心词上的，即“名词+名词”结构。这种类型是受到翻译影响而大大地发展起来的，如“五四”前翻译成“社会的教育”“社会上之事业”等，其中的虚词五四后逐渐被去掉，于是就形成了“社会教育”“社会事业”这样的词了。类似的再如“经济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基础、意识形态”等；
二是倒宾兼成形附的，即“名词+动词”结构，而其中的名词在意念上是动词的宾语。倒宾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多属于句法修辞，后来受到翻译及日语语法的影响而发展成了这一类型的词组，如“体质上之调查”进一步简化为“体质调查”，类似的再如“阶级分析、思想改造、制品制造、机械修理”等；
三是形附同中心词部分语素相关连的，“这种词组结合得很紧密，有时好象是一个词一样”，例如“经济恐慌论、人体组织学、古物陈列馆、水力发电站”等；
四是一个事物的固定名称，一个名称往往用几个词构成，这种词组在立名之初就被固定了下来，例如“工人俱乐部、信托公司、少年之家、人民代表会议”等；
五是其他一般固定结构，有一些词组或是受翻译的影响或是约定俗成，也渐趋固定而词汇化了，例如“民主党派、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中立政策”等。
E. 词组简缩格式的多样化
词组的简缩，在古汉语里就有，“五四”以后，在专名复杂化、词组词汇化迅速进行的同时，词组的简缩也很快地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格式，用得也越来越普遍。成分抽用式是五四以后受印欧语字头式简称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格式，如“工运（工人运动）、归侨（归国华侨）、经委会（经济委员会）、五四（五月四日）”等。
以上五个方面，都反映了“五四”前后汉语词汇的新面貌，与500年前明代中叶或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汉语的词汇大异其趣，自然不应当混同二者。而上述大量增加的新词语在“五四”以后大都保留下来，那些新产生或流行的造词和构词方式，在“五四”以后也都继续流行，并且成为更加能产的造词和构词方式。
再看外来词的情况。
“五四”时期是外来词语大量涌入汉语的时期，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佛教借词和译词涌入的较大的浪潮。对这两次外来词语引进的浪潮和相关的问题，王力先生（1980：525）有以下的阐述：“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新词的产生是有限的。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新词增加得比较快。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
高名凯、刘正琰（1958：138）也说：“这些外来词几乎‘侵入’了我们文化的每一个部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用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用语中也有不少的外来词。”
外来词引入汉语后，对汉语言文字产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
比如对汉字的影响，主要是促生了某些汉字，如“铑、锗、铱、镅”等，这样的新造汉字为数不少，仅在化学领域就超过了200字。（周有光2000：131）另外，还从日语中借入了一些日本人为了对译外语词而造的汉字，如“腺、吨、吋、瓩”等。
再如对语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得汉语中增加了新的音节，二是增加了新的读音，前者如“三K 党”，《现代汉语词典》注音为
Sānkèidǎng，这个“kèi”就是一个新的音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一个“kēi”音节，该音节只有一个“剋”字）。后者如，“娜”本读“nuó”见于“婀娜、袅娜”等中，借作外国女子名字的音译时读为“nà”；“茜”本读“qiàn”，指一种草本植物，借用于外国女子名字时读为“xī”。（沈孟璎1999：217-218）
以上两个方面，既是文字和语音的问题，同时也是词的问题，因为分别涉及到了新词以及词的读音。
除上述两上方面外，外来词对汉语词汇还有一系列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生了一大批词缀和准词缀，如“－性、－化、－者、－主义”等；
二是形成了一些外来语素，如“啤、吧、卡、E”等；
三是造成了一些新的同音词，绝大多数是外来词与汉语固有词构成同音词，如“米（大米－长度单位）、伏（趴伏等－“伏特”的简称）、亨（亨通－“亨利”的简称）”等；也有的是不同的外来词使用同一个字形而构成的同音词，如“卡”，有四个外来词都用到这一个字形，即“卡车”“卡片”“卡路里”和卡式录音机的“卡”；
四是造成大量的异形词，如“沙拉－沙律、巧克力－朱古力、吉普车－吉普”等；
五是一些字母词语的出现和较多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词”的形式，以及人们对“词”的认识和阅读、书写的习惯。
《试论》中也谈到了外来词的问题，但是显然对外来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估计不足。
以下简单地总结我们的观点：“五四”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汉语词汇在继承古代及近代的基础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和个性，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可以把由此开始的这一阶段划为汉语词汇发展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这就是现代汉语阶段。
参考文献：
黄伯荣、廖序东1997，《现代汉语》（增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1985，《〈近代汉语读本〉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寿康1979，《五四运动与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中国语文》第4期
邢公畹1994，《现代汉语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张静1996，《实用现代汉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胡明扬1983，《现代汉语讲座》，北京：知识出版社
蒋冀骋1990，《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石毓智2003，《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名凯、刘正琰1958，《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周有光2000，《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
沈孟璎1999，《现代汉语理论与应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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