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过’+处所词语”讨论的思考+
郭 熙*
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围绕着“操”的使用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起因和过程非常简单。8月21日,《联合早报》发表一篇署名邱大星的短文《别再“操”了》。作者说,每次观看新加坡国庆典礼时,总会听到大会华语主持人自豪地说某某仪仗队已经“操”(march)到司令台前云云。作者对这一用法提出质疑。8月23日,该报语文顾问
我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一直在考虑它的意义。一个简单的句子, 是否值得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现在, 这场讨论已经结束, 我觉得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思考。
1. 关于“‘操’+‘过’+ 处所词语”的可接受性问题
表面看来,这次讨论是围绕着“‘操’+‘过’+ 处所词语”这一格式是否正确进行的,实际上涉及到一些深层的问题。就“操”的使用问题本身来说,双方都有道理。一方面,作为一个华语文工作者,就语感而言,我也不接受“操”的这种用法,我特意就这个问题咨询了语言学界的不少朋友,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是“不接受”;我们在上亿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另一方面,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语言现象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诚如讨论中已经指出的,“操”的“操练”义古已有之。《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在这一义项下说“见‘操练’”(遗憾的是《辞源》漏收了“操练”一词)。关于这个义项,
元佚名《关云长千里独行·楔子》:你则合操士马教三军,明提备破曹兵。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三十一出: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
汉语合成词中有不少是由同义语素并列而成,例如“操练”、“操演”也是早已有之,其中的“操”显然也是“操练”义。
《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此时孔明病好多时,每日操练人马,习学八阵之法,尽皆精熟。
第八十一回: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克日兴师,御驾亲征。
《喻世明言》卷九:却说刺史将千金置买异样服饰,宝珠璎珞,妆扮那六个人,如天仙相似,全副乐器,整日在衙中操演。
合成词“演练”的出现更是反映了“操”、“演”、“练”之间同义的关系。
根据我们的调查,汉语许多方言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没有分歧。有的方言还把它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二三就有“他也是个真伢子,在乡政府当了两年财粮,操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立波的这部著作运用了大量的湖南方言,甚至还因此而受到文学界的批评。上面的句子显然是方言。《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等,1998)也收有“操”条:
【操】训练:他咯手功夫是~出来的。
这个“操”加结果补语的搭配虽说普通话一般不说,但我们却能够接受,因为这个“操”对译为“训练”、“磨”等以后所形成的“训练出”、“磨出”等仍然成立。
现在再来说“‘操’+‘过’+处所词语”之类。据调查,“操”的这种用法来自粤语。对于外地人,如果仅把“操”简单地理解为“操练”,如对译成“操练过主席台”、“操练到主席台”,不仅会觉得语法上别扭,而且在语义上也很难接受。可见,这里的“操”和“操练”并非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据初步分析,这里的“操”最早大概指的是“采用操练的步法”。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曾经说“操”指“操正步”,现在看来不一定十分确切,因为就步法而论,“操”也不一定仅限于正步。例如:
三名身穿传统鲜红制服、头戴黑高帽的英国卫兵在港岛中区闹市步操而过,为途人带来惊喜。1
2. 关于普通话不用“‘操’+‘过’+ 处所词语”的原因
每当主持人以“操”来描述仪仗队伍的行进时,我的中国朋友都忍俊不禁。究其原因,原来“操”在大陆和台湾的口语中是个粗俗的字眼,属于脏话范畴。2
从目前的调查看,这种“操”句,不仅普通话不见踪影,全国方言中,使用的也的确很少。我们在刚注意这场讨论的时候首先产生的一个想法是,它可能真的与语言回避有关。例如,北京话音节 cao 只有那个脏字是去声,而本应读去声的“糙”,为了避讳则读了阴平。这种回避的情况在许多方言里都存在。河南许多方言(如南阳话), qiu 这个音节除了表示男性外生殖器那个字外,别的均无阳平读法,例如“求、球、俅、酋、裘、遒”等都读阴平[˛tɕ‘iəu]。(郭熙,1999:205)当然,一个字在一种方言中是避讳字,在其他方言中则不一定,例如,“搞”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是相当流行的所谓“万能动词”,如“搞工业、搞建设、搞体育、搞教学、搞计划生育”等等,但在台湾地区,则被看作是粗鄙的。亓婷婷(1990)在讨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时还这样说:
……许多大陆流行的词语也出现在台湾报章的“大陆版”上,令在台湾生长的人感到好奇……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大概是因为回避“搞”,台湾则出现了另一个“万能动词”,它就是“操”。例如:
1. 其实他所谓没什么的病,是糖尿病操到他在办公室昏倒送医,而刑警队长,则是1百天没休假,连家事都没空管。3
2. 六天的行程上天下海,操到沈世朋中暑、流鼻血……4
3. 我的行头里没有手机,便服穿起来好像中年人,随身听里的磁带操到快烂了。5
由此看,从回避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不算是个办法。但是,仔细想来,因为回避而影响到语法结构的笔者好像还没有见过。当然,没有见过不等于就不存在,但语言事实毕竟是我们考察语言的重要方面。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具体的问题,还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察。如果说不用“操过”、“操到”之类是回避的话,我们必须对普通话中另外一些现象作出解释,例如,普通话中“操过刀”、“操过笔”并不鲜见,人们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忍俊不禁”;而且,如果说到联想的话,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能产生联想。这几年大陆的黄段子盛行,很多都是联想出来的。因此,以回避不好的联想来解释普通话无“操过”之类很难让人接受。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按理说,同样是汉语的“操练”义的“操”,不同地区为什么会衍生出不同的用法?实际上,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速度、方向都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语法上的,也可能是语义上的。在香港粤语里,“操”甚至衍生出了更新的意思。《香港粤语词典》(郑定欧,1997)收有下面的词条:
【操】指大量人群同时赶赴某处某地:逢年过节,香港有成千上万人~过罗湖桥返内地探亲、旅行。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忽略了。我们可以说“操过”之类作为一种方言是客观存在的。开始它大概只在粤语区使用,后来也被吸收到新加坡华语,但它能够在新加坡华语中大行其道,不能不得益于传媒。方言中的许多用法进入普通话,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吴语区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曾把吴语的一些用法传入普通话;相对来说,从粤语进入的要少些。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粤语的一些用法被北方话所采用,也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媒体。
3.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操’+‘过’+ 处所词语”
现在看来,这个“操”在新加坡已经有历史了。过去,大陆与其他华语社区联系较少,人们对一些语言现象可能很少听到见到,即使是听到见到也不大在意。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在香港媒体上看到这个用法,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人们知道大陆和香港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异。但是就新加坡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新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的华语是相当标准的,现在有了这样的句子,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像我这样“外人”从未接触过这样的语言现象,无法从语义上理解他的内涵,在语感上不能接受也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充满着变异,没有一种语言是划一的。我想,尽管我们在语感上不接受新加坡等地对“操”的这种用法,却没有理由指责这种用法。我们不用,不等于别的社区不能用。例如,北方称谓纸箱的东西,广州称谓纸皮,也有的地方称为纸盒子;中国称为盒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为饭盒。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无法阻止它们。
另一方面,汉语不再为中国所独有,它已经成了一种跨国的语言。而且,随着汉语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类似的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各种语言变异现象。就眼下“操”的这一用法而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逐步为中国大陆所接受,除非我们还可以找出比“操到主席台”更确切的表述方式。事实上,这一用法也已经在大陆网站上出现了。例如南方网2002年4月26日的一则新闻就曾被人民网、新浪、搜狐等国内多家著名网站竞相转载,其中的一个句子居然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在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的导引下,1万2000名朝鲜工农赤卫队组成的40个步兵方阵,健步操过广场。6
总的来说,这场关于“操”的讨论的确很有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至少使我们更加确信以下几点:第一, 语言没有绝对统一的疆界;第二, 语言发展中不同地区在速度、方向上会有差异;第三, 语言在接独中互动发展,我们提出的协调互动的规范理念(汪惠迪和郭熙,2002;郭熙,2002)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参考文献
鲍厚星等 (1998)《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郭熙 (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熙 (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亓婷婷 (1990)《略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之关系》,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第31期。
汪惠迪、郭熙 (2002)《华语的规范与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
郑定欧 (1997)《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