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过’＋处所词语”讨论的思考+
郭 熙*
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围绕着“操”的使用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起因和过程非常简单。8月21日，《联合早报》发表一篇署名邱大星的短文《别再“操”了》。作者说，每次观看新加坡国庆典礼时，总会听到大会华语主持人自豪地说某某仪仗队已经“操”（march）到司令台前云云。作者对这一用法提出质疑。8月23日，该报语文顾问
我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一直在考虑它的意义。一个简单的句子, 是否值得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现在, 这场讨论已经结束, 我觉得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思考。
1. 关于“‘操’＋‘过’＋ 处所词语”的可接受性问题
表面看来，这次讨论是围绕着“‘操’＋‘过’＋ 处所词语”这一格式是否正确进行的，实际上涉及到一些深层的问题。就“操”的使用问题本身来说，双方都有道理。一方面，作为一个华语文工作者，就语感而言，我也不接受“操”的这种用法，我特意就这个问题咨询了语言学界的不少朋友，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是“不接受”；我们在上亿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另一方面，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语言现象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诚如讨论中已经指出的，“操”的“操练”义古已有之。《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在这一义项下说“见‘操练’”（遗憾的是《辞源》漏收了“操练”一词）。关于这个义项，
元佚名《关云长千里独行·楔子》：你则合操士马教三军，明提备破曹兵。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三十一出：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
汉语合成词中有不少是由同义语素并列而成，例如“操练”、“操演”也是早已有之，其中的“操”显然也是“操练”义。
《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此时孔明病好多时，每日操练人马，习学八阵之法，尽皆精熟。
第八十一回：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克日兴师，御驾亲征。
《喻世明言》卷九：却说刺史将千金置买异样服饰，宝珠璎珞，妆扮那六个人，如天仙相似，全副乐器，整日在衙中操演。
合成词“演练”的出现更是反映了“操”、“演”、“练”之间同义的关系。
根据我们的调查，汉语许多方言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没有分歧。有的方言还把它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二三就有“他也是个真伢子，在乡政府当了两年财粮，操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立波的这部著作运用了大量的湖南方言，甚至还因此而受到文学界的批评。上面的句子显然是方言。《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等，1998）也收有“操”条：
【操】训练：他咯手功夫是～出来的。
这个“操”加结果补语的搭配虽说普通话一般不说，但我们却能够接受，因为这个“操”对译为“训练”、“磨”等以后所形成的“训练出”、“磨出”等仍然成立。
现在再来说“‘操’＋‘过’＋处所词语”之类。据调查，“操”的这种用法来自粤语。对于外地人，如果仅把“操”简单地理解为“操练”，如对译成“操练过主席台”、“操练到主席台”，不仅会觉得语法上别扭，而且在语义上也很难接受。可见，这里的“操”和“操练”并非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据初步分析，这里的“操”最早大概指的是“采用操练的步法”。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曾经说“操”指“操正步”，现在看来不一定十分确切，因为就步法而论，“操”也不一定仅限于正步。例如：
三名身穿传统鲜红制服、头戴黑高帽的英国卫兵在港岛中区闹市步操而过，为途人带来惊喜。1
2. 关于普通话不用“‘操’＋‘过’＋ 处所词语”的原因
每当主持人以“操”来描述仪仗队伍的行进时，我的中国朋友都忍俊不禁。究其原因，原来“操”在大陆和台湾的口语中是个粗俗的字眼，属于脏话范畴。2
从目前的调查看，这种“操”句，不仅普通话不见踪影，全国方言中，使用的也的确很少。我们在刚注意这场讨论的时候首先产生的一个想法是，它可能真的与语言回避有关。例如，北京话音节 cao 只有那个脏字是去声，而本应读去声的“糙”，为了避讳则读了阴平。这种回避的情况在许多方言里都存在。河南许多方言（如南阳话）, qiu 这个音节除了表示男性外生殖器那个字外，别的均无阳平读法，例如“求、球、俅、酋、裘、遒”等都读阴平[˛tɕ‘iəu]。（郭熙，1999：205）当然，一个字在一种方言中是避讳字，在其他方言中则不一定，例如，“搞”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是相当流行的所谓“万能动词”，如“搞工业、搞建设、搞体育、搞教学、搞计划生育”等等，但在台湾地区，则被看作是粗鄙的。亓婷婷（1990）在讨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时还这样说：
……许多大陆流行的词语也出现在台湾报章的“大陆版”上，令在台湾生长的人感到好奇……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大概是因为回避“搞”，台湾则出现了另一个“万能动词”，它就是“操”。例如：
1. 其实他所谓没什么的病，是糖尿病操到他在办公室昏倒送医，而刑警队长，则是1百天没休假，连家事都没空管。3
2. 六天的行程上天下海，操到沈世朋中暑、流鼻血……4
3. 我的行头里没有手机，便服穿起来好像中年人，随身听里的磁带操到快烂了。5
由此看，从回避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不算是个办法。但是，仔细想来，因为回避而影响到语法结构的笔者好像还没有见过。当然，没有见过不等于就不存在，但语言事实毕竟是我们考察语言的重要方面。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具体的问题，还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察。如果说不用“操过”、“操到”之类是回避的话，我们必须对普通话中另外一些现象作出解释，例如，普通话中“操过刀”、“操过笔”并不鲜见，人们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忍俊不禁”；而且，如果说到联想的话，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能产生联想。这几年大陆的黄段子盛行，很多都是联想出来的。因此，以回避不好的联想来解释普通话无“操过”之类很难让人接受。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按理说，同样是汉语的“操练”义的“操”，不同地区为什么会衍生出不同的用法？实际上，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速度、方向都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语法上的，也可能是语义上的。在香港粤语里，“操”甚至衍生出了更新的意思。《香港粤语词典》（郑定欧，1997）收有下面的词条：
【操】指大量人群同时赶赴某处某地：逢年过节，香港有成千上万人～过罗湖桥返内地探亲、旅行。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忽略了。我们可以说“操过”之类作为一种方言是客观存在的。开始它大概只在粤语区使用，后来也被吸收到新加坡华语，但它能够在新加坡华语中大行其道，不能不得益于传媒。方言中的许多用法进入普通话，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吴语区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曾把吴语的一些用法传入普通话；相对来说，从粤语进入的要少些。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粤语的一些用法被北方话所采用，也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媒体。
3.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操’＋‘过’＋ 处所词语”
现在看来，这个“操”在新加坡已经有历史了。过去，大陆与其他华语社区联系较少，人们对一些语言现象可能很少听到见到，即使是听到见到也不大在意。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在香港媒体上看到这个用法，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人们知道大陆和香港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异。但是就新加坡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新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的华语是相当标准的，现在有了这样的句子，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像我这样“外人”从未接触过这样的语言现象，无法从语义上理解他的内涵，在语感上不能接受也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充满着变异，没有一种语言是划一的。我想，尽管我们在语感上不接受新加坡等地对“操”的这种用法，却没有理由指责这种用法。我们不用，不等于别的社区不能用。例如，北方称谓纸箱的东西，广州称谓纸皮，也有的地方称为纸盒子；中国称为盒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为饭盒。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无法阻止它们。
另一方面，汉语不再为中国所独有，它已经成了一种跨国的语言。而且，随着汉语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类似的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各种语言变异现象。就眼下“操”的这一用法而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逐步为中国大陆所接受，除非我们还可以找出比“操到主席台”更确切的表述方式。事实上，这一用法也已经在大陆网站上出现了。例如南方网2002年4月26日的一则新闻就曾被人民网、新浪、搜狐等国内多家著名网站竞相转载，其中的一个句子居然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在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的导引下，1万2000名朝鲜工农赤卫队组成的40个步兵方阵，健步操过广场。6
总的来说，这场关于“操”的讨论的确很有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至少使我们更加确信以下几点：第一, 语言没有绝对统一的疆界；第二, 语言发展中不同地区在速度、方向上会有差异；第三, 语言在接独中互动发展，我们提出的协调互动的规范理念（汪惠迪和郭熙，2002；郭熙，2002）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参考文献
鲍厚星等 (1998)《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郭熙 (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熙 (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亓婷婷 (1990)《略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之关系》，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第31期。
汪惠迪、郭熙 (2002)《华语的规范与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
郑定欧 (1997)《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