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过处所词语”讨论的思考+ 

 

郭 熙*

 

 

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围绕着“操”的使用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起因和过程非常简单。821《联合早报》发表一篇署名邱大星的短文《别再“操了》作者说每次观看新加坡国庆典礼时总会听到大会华语主持人自豪地说某某仪仗队已经“操march到司令台前云云作者对这一用法提出质疑。823该报语文顾问汪惠迪先生以《继续“操”吧,新加坡》为题作出回应认为“操”的用法并没有错。831该报又刊登了邱大星、张春玉和范威的回应文章对“操”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97日,该报发表了汪惠迪先生的《还是让语言事实说话吧》和我的短《关“操的讨论的意义》,并发表编者按宣布这一讨论终止

  我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一直在考虑它的意义。一个简单的句子, 是否值得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现在, 这场讨论已经结束, 我觉得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思考。

 

1. 关于‘操’+‘过 处所词语”的可接受性问题

表面看来,这次讨论是围绕着“‘操’+‘’+ 处所词语”这一格式是否正确进行的,实际上涉及到一些深层的问题。就“操”的使用问题本身来说,双方都有道理。一方面,作为一个华语文工作者,就语感而言,我也不接受“操”的这种用法,我特意就这个问题咨询了语言学界的不少朋友,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是“不接受”;我们在上亿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另一方面,先生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并在新加坡客居了十多年,我也相信他的语感;同时,他提出的语言事实也的确能说明“操”的这种用法的确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语言现象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诚如讨论中已经指出的,“操”的“操练”义古已有之。《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在这一义项下说“见‘操练’”(遗憾的是《辞源》漏收了“操练”一词)。关于这个义项,先生已经举出了一些例子,我们再举几个:

  元佚名《关云长千里独行·楔子》:你则合操士马教三军,明提备破曹兵。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三十一出: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

  汉语合成词中有不少是由同义语素并列而成,例如“操练”、“操演”也是早已有之,其中的“操”显然也是“操练”义。

  《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此时孔明病好多时,每日操练人马,习学八阵之法,尽皆精熟。

  第八十一回: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克日兴师,御驾亲征。

  《喻世明言》卷九:却说刺史将千金置买异样服饰,宝珠璎珞,妆扮那六个人,如天仙相似,全副乐器,整日在衙中操演。

  合成词“演练”的出现更是反映了“操”、“演”、“练”之间同义的关系。

  根据我们的调查,汉语许多方言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没有分歧。有的方言还把它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二三就有“他也是个真伢子,在乡政府当了两年财粮,操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立波的这部著作运用了大量的湖南方言,甚至还因此而受到文学界的批评。上面的句子显然是方言《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等,1998)也收有“操”条

  【操】训练:他咯手功夫是~出来的

  这个“操”加结果补语的搭配虽说普通话一般不说,但我们却能够接受,因为这个“操”对译为“训练”、“磨”等以后所形成的“训练出”、“磨出”等仍然成立。

现在再来说“‘操’+‘过’+处所词语”之类。据调查,“操”的这种用法来自粤语。对于外地人,如果仅把“操”简单地理解为“操练”,如对译成“操练过主席台”、“操练到主席台”,不仅会觉得语法上别扭,而且在语义上也很难接受。可见,这里的“操”和“操练”并非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据初步分析,这里的“操”最早大概指的是“采用操练的步法”。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曾经说“操”指“操正步”,现在看来不一定十分确切,因为就步法而论,“操”也不一定仅限于正步。例如:

三名身穿传统鲜红制服、头戴黑高帽的英国卫兵在港岛中区闹市步操而过,为途人带来惊喜。1

 

2. 关于普通话不用“‘操’+‘过’+ 处所词语”的原因

邱大星先生说:

每当主持人以“操”来描述仪仗队伍的行进时,我的中国朋友都忍俊不禁。究其原因,原来“操”在大陆和台湾的口语中是个粗俗的字眼,属于脏话范畴。2

  从目前的调查看,这种“操”句,不仅普通话不见踪影,全国方言中,使用的也的确很少。我们在刚注意这场讨论的时候首先产生的一个想法是,它可能真的与语言回避有关。例如,北京话音节 cao 只有那个脏字是去声,而本应读去声的“糙”,为了避讳则读了阴平。这种回避的情况在许多方言里都存在。河南许多方(如南阳话, qiu 这个音节除了表示男性外生殖器那个字外,别的均无阳平读法,例如“求、球、俅、酋、裘、遒”等都读阴[˛tɕiəu](郭熙,1999205)当然,一个字在一种方言中是避讳字,在其他方言中则不一定,例如“搞”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是相当流行的所谓“万能动词”,如“搞工业、搞建设、搞体育、搞教学、搞计划生育”等等,但在台湾地区,则被看作是粗鄙的。亓婷婷(1990)在讨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时还这样说:

……许多大陆流行的词语也出现在台湾报章的“大陆版”上,令在台湾生长的人感到好奇……如“”、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大概是因为回避“搞”,台湾则出现了另一个“万能动词”,它就是“操”。例如:

1. 其实他所谓没什么的病,是糖尿病操到他在办公室昏倒送医,而刑警队长,则是1百天没休假,连家事都没空管3

2. 六天的行程上天下海,操到沈世朋中暑、流鼻血……4

3. 我的行头里没有手机,便服穿起来好像中年人,随身听里的磁带操到快烂了5

  由此看,从回避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不算是个办法。但是,仔细想来,因为回避而影响到语法结构的笔者好像还没有见过。当然,没有见过不等于就不存在,但语言事实毕竟是我们考察语言的重要方面。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具体的问题,还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察。如果说不用“操过”、“操到”之类是回避的话,我们必须对普通话中另外一些现象作出解释,例如,普通话中“操过刀”、“操过笔”并不鲜见,人们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忍俊不禁”;而且,如果说到联想的话,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能产生联想。这几年大陆的黄段子盛行,很多都是联想出来的。因此,以回避不好的联想来解释普通话无“操过”之类很难让人接受。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按理说,同样是汉语的“操练”义的“操”,不同地区为什么会衍生出不同的用法?实际上,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速度、方向都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语法上的,也可能是语义上的。在香港粤语里“操”甚至衍生出了更新的意思《香港粤语词典(郑定欧,1997)收有下面的词条

【操】指大量人群同时赶赴某处某地:逢年过节,香港有成千上万人~过罗湖桥返内地探亲、旅行。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忽略了。我们可以说“操过”之类作为一种方言是客观存在的。开始它大概只在粤语区使用,后来也被吸收到新加坡华语,但它能够在新加坡华语中大行其道,不能不得益于传媒。方言中的许多用法进入普通话,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吴语区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曾把吴语的一些用法传入普通话;相对来说,从粤语进入的要少些。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粤语的一些用法被北方话所采用,也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媒体。

3.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操’+‘过’+ 处所词语”

  现在看来,这个“操”在新加坡已经有历史了。过去,大陆与其他华语社区联系较少,人们对一些语言现象可能很少听到见到,即使是听到见到也不大在意。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在香港媒体上看到这个用法,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人们知道大陆和香港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异。但是就新加坡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新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的华语是相当标准的,现在有了这样的句子,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像我这样“外人”从未接触过这样的语言现象,无法从语义上理解他的内涵,在语感上不能接受也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充满着变异,没有一种语言是划一的。我想,尽管我们在语感上不接受新加坡等地对“操”的这种用法,却没有理由指责这种用法。我们不用,不等于别的社区不能用。例如,北方称谓纸箱的东西,广州称谓纸皮,也有的地方称为纸盒子;中国称为盒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为饭盒。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无法阻止它们。

  另一方面,汉语不再为中国所独有,它已经成了一种跨国的语言。而且,随着汉语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类似的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各种语言变异现象。就眼下“操”的这一用法而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逐步为中国大陆所接受,除非我们还可以找出比“操到主席台”更确切的表述方式。事实上,这一用法也已经在大陆网站上出现了。例如南方网2002426日的一则新闻就曾被人民网、新浪、搜狐等国内多家著名网站竞相转载,其中的一个句子居然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在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的导引下,12000名朝鲜工农赤卫队组成的40个步兵方阵,健步操过广场。6

  总的来说,这场关于“操”的讨论的确很有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至少使我们更加确信以下几点:第一, 语言没有绝对统一的疆界;第二, 语言发展中不同地区在速度、方向上会有差异;第三, 语言在接独中互动发展,我们提出的协调互动的规范理念(汪惠迪和郭熙,2002;郭熙,2002)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参考文献

鲍厚星等 (1998)《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郭熙 (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熙 (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亓婷婷 (1990)《略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之关系》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31期。

汪惠迪、郭熙 (2002)《华语的规范与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127日。

郑定欧 (1997)《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本文写作过程中,与汪惠迪、张从兴先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语料。谨此志谢

* 郭熙先生,广州市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2. 邱大星《别再“操”了》,见《联合早报》2004821

4. gb.ettoday.com.tw:6060/2002/09/09

5. gpaper.gigigaga.com/ep_ news.asp?n=490636&p=yingfantw - 39k - 200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