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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两大功能“拼写”和“注音”的区别

 

尹斌庸 *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拼写”和“注音”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淆。

“拼写”, 指用汉语拼音来书写普通话, 这是从语言层次来处理问题的。语言最自然的单位是词, 因此拼写必须以词为单位。“妈妈”只能拼写为 māma, 而绝不能写为 mà ma;“上海”只能拼写为 Shànghăi, 而绝不能写为 Shàng hăi; 等等。拼写应用最大的领域有两个：一个是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 一个是语言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拼写既然是以词为书写单位, 就必须有一套按词分写的规则作为拼写的依据。国家于1996年1月领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1996)1 就是拼写的依据和标准。不过,《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一种网要性的文件, 不可能做到十分详细、具体。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新华拼写词典》, 正好弥补基本规则过于简略的不足之处, 可供读者进一步参考使用。

 注音, 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标上读音, 这是从文字符号层次来处理问题的。汉字文章最自然的符号单位是字, 而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 所以注音的单位实际上就是音节。与上述“拼写”比较起来,“注音”应用的领域要狭小得多, 比如字典和字表上汉字的注音, 教科书或识字卡片中生字的注音, 书籍报刊上难字或生僻字的注音, 等等。总而言之, 处于比较孤立状态下的汉字, 最适宜采用注音的方法。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拼写和注音, 两者性质既不相同, 应用的场合也有严格的区别, 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用哪一种就用哪一种。遗憾的是, 现在有很多人正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把它使用着。例如, 发行量最大的小学教科书就没有遵循上述的原则, 从头到尾一律采用注音的方法, 使学生从小养成一字一字朗读的坏习惯, 不知这样是否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宗旨？有人辩解说, 拼音连写成词, 小学生分不清音节的界线。说这样话的人, 到基层小学去调查过没有？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的吧。            □

 

 [编者说明] 香港好几位普通话教师和普通话测试工作者反映, 由尹斌庸先生主编的《新华拼写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北京) 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有用。尹斌庸先生长期从事语文建设的工作, 不幸于2003年3月因病去世, 终年72岁。他患病期间, 还撰写了“拼写和注音”一文, 发表在2003年1月22日的第987号上海《语言文字周报》上。该文精要地论述了“拼写”和“注音”的区别, 本刊特为转载（题目和个别字符稍有改动）, 并向读者推荐他主编的《新华拼写词典》。尹斌庸先生也曾是本刊的作者, 多年来他为本刊撰写的文章有：

 “与商承祚教授商榷 —— 实事求是谈方言、拼音化、‘行得通’、简化汉字”, 9期（1983年1月）页6-8。

“这个意见提得好”, 9期（1983年1月）页33。

“汉语拼音文字的建设问题”, 12期（1983年12月）页2-4。

“从‘拼音’到‘文字’—— 论中国拼音文字的建设 [摘要]”, 18期（1985年11月）页33-34。

“壮文 —— 汉语拼音化的先声”, 19期（1986年2月）页11-13。

“汉字习得效率研究”, 38期（1992年12月）页7-11,6。

“语言中的不变量”, 43期（1994年3月）页58-62。

“中文拼音化的现状和前景 —— 为庆祝周有光先生九十大寿而作”, 50期（1995年12月）页48-54。

尹斌庸夫人邱镜瑶女士十分关心尹先生长期从事的语文工作。她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来信说:“斌庸先生在病入膏肓中仍在关心和不放心我国的汉语拼音教学及存在的问题, 极力忍着肝腹肿胀难受的病体, 以顽强的毅力和一颗强烈为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奉献终身的心, 坚持写下了《拼写与注音》这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指出问题的文意”。我们在怀念尹斌庸先生的同时, 也向邱镜瑶女士致以亲切的问候。          □

 

                                　                

悼念陈建民先生

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4年9月14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69岁。

　　陈建民先生1935年生于广东汕尾，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他一生从事语言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口语问题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成果尤为显著，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建民先生是本会会员, 一向热心本会活动, 曾先后应本会邀请来港访问两次, 协助本会进行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工作。陈建民先生也为香港语言学界、语文教育界所熟知, 与香港学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的顾问, 积极协助推动香港的推普工作。他的逝世，是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 更让本会众多同仁深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先生安息吧！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 尹斌庸先生（1931-2003）, 详见本篇“编者说明”。

1. 该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尹斌庸、李乐毅、金惠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