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卖点效应还有多大?
汪惠迪*
广电总局的“叫停令”触动了地方广电播出机构的奶酪,也触动了以维系和保护方言为己任者的神经,因此“叫停令”出台后,就有人反对,甚至指《通知》“可能与宪法精神相抵触”。可见,推普推了快半个世纪了,阻力依然存在。
方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可能是人们的沟通工具,方言也是许多人的母语,因此,人们的方言情结不是说解开就解得开的。可是,年轻一代的母语基本上是普通话了,他们甚至不会说方言了。在他们眼里,方言节目土里叭叽,有时偶尔看一下,不过是为了调剂调剂口味儿。从长远的观点来考量,广播电视机构拿方言做卖点,其市场效应是极为有限的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形有四种。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是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三是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四是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确需使用”才可使用,须经批准方可使用,可见方言的活动空间已经很小了。因此我认为让方言保留在地方戏曲里,保留在乡土文学作品里,保留在方言研究者的音档里,保留在不会说普通话人的言语活动中,保留在对它情有独钟的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里,让方言依然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也就可以了。广播和影视作品应当为人们学说普通话助一臂之力,而不是抵消推普的力度。
最近,笔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读到该报驻广州特派员
环顾中华大地,方言在两岸四地最吃香。香港和澳门仍旧是粤语的天下。台湾的情形就更加复杂。民进党当局用吸纳了台湾方言的“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全面弱化国语(普通话)在台湾的影响,将闽南话、客家话和11种“原住民语”同国语捆绑在一起,定为“国家语言”。陈水扁采取这样的举措,其政治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实行“两文三语”,是体现一国两制。香港所谓“三语”,是指国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香港的广播电视有普通话节目,但是每天只有寥寥数分钟,聊备一格而已。大陆人民来到香港,充斥于耳的还是广东话。别看中小学都开设普通话课程,那不过是摆设。香港回归7年了,粤语依然一峰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啊!
香港粤语一峰独秀的后果是什么呢?港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后果是孕育出了一个怪胎 ——“港式中文”,代价是不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交谈,一开口就是注册商标的“港腔港调”。“港式中文”是“指在香港流行的口头和书面的中文表达方式”,“因为它和规范的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和词汇上有很大的出入,由于它起源于香港,故称之为‘港式中文’”。(于君明:《“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后果》,参见《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第169页)“港腔港调”是说者很累,听者辛苦的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学得最到家的是内地的相声或小品演员以及某些节目主持人。
“港式中文”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因之一便是粤语的影响。香港中小学的中文教科书,课文是用普通话写的,老师却用广东话教学,因此学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普通话范本,还以为自己是在学广东话呢。学生的日常生活用语是广东话,严重缺乏普通话语感。学生身处粤普两语的夹缝之中,写出来的文章既不像普通话,又不像广东话。香港学生羞于说普通话,原因有三:一是不习惯,还没有说普通话的社会环境,二是即使勉强说也觉得很吃力,三是自知说得很难听,还是不说的好。“港式中文”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英语的影响。土的洋的,中的西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区之特,“港式中文”和“港腔港调”也是标记之一。
香港学生的中文水平不但不如台湾,而且低于马来西亚的独中学生。反过来想想,如果香港大力推广普通话,中文科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我想情况不致如此。由此又联想到内地,当前人们语文生活中的乱象比比皆是,假如不继续努力推广普通话,而让振兴方言等奇谈怪论干扰,让方言上广播,上电视,进学校,进机关,让强势方言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一个个都“振兴”起来,那么,对下一代过健康的语文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其代价,其后果会是怎样的呢?香港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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