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应如何引进外来概(之一

现存问题及语义构词法的价值

 

杨克时 张雅萍 李屹*

 

 

摘要:现今,讲汉语者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音译词及字母词。但是, 这个潮流真的是我们所想要的吗? 它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吗? 本文提出反对在外来概念引入中使用音译及外文字母的理由。我们认为(1)音译是对汉字的滥用,与汉语的基本理念相悖离;(2)它威胁到书面语的统一性,因此从长远来看若无一定程度的文字改革,这种引入不可能持久;(3)音译的方法会导致大量任意性的近似语音多字词的出现,这些词不仅使讲不同方言的人感到茫然,而且对于讲韩语、日语者以及对于讲汉语者的后代而言,也将是难以辨认的;(4)音译还会破坏汉语与汉日语 (Sino-Japanese),汉韩语 (Sino-Korean) 以及汉越语 (Sino-Vietnamese) 之间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语义联系。另外我们提出,汉字的明天和未来极有可能取决于它作为一种国际文字所具有的持续的价值, 这一点, 不仅对日本和南韩是如此,对中国也一样。所以,提高讲汉语、日语和韩语者之间的书面交流,也就是说,尽可能自然地使用汉字,而不是牵强地将汉字近似语音地组合起来,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德。可幸的是,抑制滥用汉字的势头,如果愿意的话,还来得及,因为与多数其它现代语言中的外来词相比,汉语中真正的外来词所占比例仍很小。

 

1. 引言

  运用语义构词法引入外来概念要求引入者进行细致的思考,相比之下音译则简单易行,而原样照抄一组字母则更加方便快捷。大多数引入外来概念者都并非语言学家(比如计算机行话的引入,一般都是电脑迷所为),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只要理解就行,至于避免对汉语造成损害的问题,一般是很少考虑的。当然,音译词及原封不动照抄的外文字母组合,对那些本来就懂得与之相对的外语词或首字母缩略词的人来说,也有一目了然之利。

  对于外文字母进入汉语, 虽然存在阻力, 但是在讲现代汉语者中间,却极少有人对外来概念通过音译方式引入汉语而感到不安。事实上,这些基于音译的引入常常因其异国风味而受到青睐。虽然也有人已经敲响了警钟,但奇怪的是这只是个别的孤立的呼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钟勇 (1999) 以及他文中的参考文献。本文为“汉语应如何引进外来概念”系列中的第一篇。文章着重指出音译词及字母词对汉语言正在造成的严重损害的问题。这个系列的第二篇,将对于如何改变现状提出一些看法。虽然两篇文章的重点并非落在专有名词及其派生词之上,但这方面也会涉及一些,特别是会谈到那些可以被“普通化”的外来专有名词以及可以被“语义化”的专有首字母缩略词。我们主要讨论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外来概念词,也包括那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而如今又在大陆经常使用的外来概念词。

 

2. 工作定义

在此系列的文章中我们认为区分“外来词”和“外来概念”这两个术语是有必要的。

“外来词”是指:

  ‧ 根据以下两种方式之任何一种在两种语言之间实现相互借用的“词”:

  (1) (当两种语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书写体系时)逐字引入;

  (2) (当两种语言具有不同的书写体系时)通过音译或转写引入。

“外来概念”是指:

  ‧ 根据以下两种方式之任何一种在两种语言之间实现借用的“概念”:

  (1) 通过外来词引入;

  (2) 通过语义契合引入。语义契合引入可以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a) 根据该词在客方语言(或根语言)中的意义直接“翻译”,如 computer:计算机;airport:空港;

  (b) 对于概念给予“描述”。即实施这种“描述”的基础不是外语中的词,而是其后的概念,如:电脑,机场。

因此,就外来概念之引入而言,使用外来词是一种方法(但绝非唯一)。同样,就外来概念之语义引入而言,使用翻译也是一种方法(但也绝非唯一)。

  我们注意到,从其它语言引入汉语的概念可以分成三个相互交叉的集:

(A) 概念词所用的汉字仅具标义作用;

(B) 概念词所用的汉字仅具标音作用;

(C) 概念词中保留外文原词或首字母缩合词的字母,甚或有所增加的。

如附图(见下页)所示,我们注意到 A 集中有一个子集,我们称之为 SAA 集和 B 集交叉的部分中有另一个子集,我们称之为 SAB,即:

SA =  纯粹由外语词翻译而来;

SAB = 完全音译但译语同时由字义构成。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提及,即在某些现成的汉字或现成的词组上增添存在于其它语言中(这里不包括汉日语、汉韩语和汉越语)的,但并非为汉字所已经存在的新的意义,如:在“科”字上增添生物分类学 family 的概念,从而有“猫科”;以及由希腊语派生而来的英文计算机术语 macro 之于汉字“宏”,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可被归于 SA 的子集,我们称之为 SSA。鉴于这种做法不涉及汉语中的新词语合成,所以除了指出这是一种不会损害语言结构且难以被人为阻止的自然进程的结果以外,本文对此将

做进一步讨论。

  以上三个主集中,A 集最大,C 集从官方认可的角度来看最小。也就是说,C 集中只有很少量的词是得到正式认可的,譬如已被收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附录中或已为媒体所接受。然而,正如刘涌泉(2001)的《字母词词典》所反映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含有外文字母的“词”正在被讲汉语者所使用。我们认为,在汉字文本中使用 C \A \B 中的词(即非同时为 A 集或 B 集的 C 集中的词),一般而言,已不仅仅是书写系统间的转换问题,而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了。我们还认为,只有B\A\C 的词才是真正的外来词。至于 A \B \C 的词,无论它们为谁所创始,也就是说创始某一个语义汉字词组的人是讲汉语、日语、韩语还是越南语的人,对我们所谈的问题而言,却并不重要[1]

 

 

 

附图我们对于所有引入汉语的外来概念 (由 ABC 三集代表)的工作定义注意: AB(即:A, B 两集的交叉部分)与 B \A \C(即:B 集中与 A C 两集都不相交的部分)的界限可以通过“艾滋病”和“芭蕾舞”这样的例子来加以区分。这些例子归类于 B \A \C 集中,因为先把完整的外文词(或有时是首字母缩略词)音译后才增加了语义后缀。将此与 AB 中的“啤酒”相比“啤酒”只音译了德文词 Bier 的第一个音节。

 

 

 

 

 

 

 

 

 

 

 

 

 

 

 

 

 

 

 

 

 


3. 反对音译的理由

  对于含有语义的音译词(SAB 集),比如“黑客”或“迷你裙”,虽然很少会有人说这不是巧妙的翻译,尽管其中有意义溢出的问题[2];但在实践中,只有很少的词可以照这种做法处理,所以引入者通常面临的选择是 A \B \CB \A \C AB \C \SAB

  也许,采用语义方法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大多数音译词太粗糙,原因是汉字在复制外语单词发音的方面并不是一个好的媒介。许多音译词不仅与它所代表的原词的发音相差甚远,而且常常是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汉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外语词的发音,如 ammonia, 就有“阿摩尼亚”、“阿莫尼亚”“亚摩尼亚”等,甚至早期引入的词如“玻璃”“玻琍”“玻瓈”等,也是这样。当然,对于多数专有名词来说,采用音译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普通名词却没有必要。虽然人们很关注那些认为是难以用语义构词法引入的外来概念,但是它们只占需要引入汉语的外来概念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观点是,以汉字书写的汉语作为一种根源语言,具有丰富的词素,是一种非常好的语义引入媒介,在这一方面,它要比大多数以近似语音或语音字母书写的语言优越得多。

  众所周知,汉语言的正式书面语表现为一个个间隔相等的方块字,而不是像西文那样为空格所分开的是词而不是词素。虽然在现代汉语的双字词及多字词中,也存在单个字不产生意义的情况,但就汉语的传统而言,在没有外来词的汉字书面文本里(无论这个文本的作者在进行思考时,用的是普通话、汉语方言、日语、还是原先的韩语或越南语),文本中的词语在正常情况都可以被分解成一个个具有独立语义价值的单个的字的构词单位。因此,每个字因其本身的语义价值在文本中占有一席之地。汉语中原本所固有的词、以及汉日语词、汉韩语词和汉越语词,无论是双字还是多字词,大多数情况下,同样也可以被分解成独立的、具有语义价值的单个的字。

  然而,当外语词根据其发音被音译成一组通常有两个或以上汉字组成的词时,这些汉字就暂时失去了其独立的语义价值,并且,当作为词读在一起时又会产生新的、不同的语义联想[3]。再者,音译词从视觉上几乎被融入到它们所出现的文本之中,这一点与以字母为书写系统的语言和使用片假名结构的日语不同。于是,这些成分字到底应当按语音连起来读还是根据语义把它们当成词语来读,则要按上下文来推断。有时候,不熟悉某一结构的读者甚至无法知道它究竟是语音词还是语义词,或是兼而有之。以“西里尔字母”中的“西”为例,许多读者也许并不清楚它到底是音译的一部分呢,还是取“西方的”之意、后面的两个字才是音译词呢。同样,不熟悉的读者也许会以为“欧佩克”指的是某个欧洲组织呢。

  另一个问题是,当第一次遇到一个音译外来词时,读者往往需要一个译文或描述才能了解这个词的哪怕是最基本的含义。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可以在音译后加上一个类属词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如“芭蕾舞”、“萨克斯管”、“比萨饼”等),但也有许多人并不这样做的例子(如“沙发”、“沙拉”、“巴士”,甚至一些老的音译,如“玻璃”、“葡萄”等)。

在大陆[4],以上问题也许在目前尚不会引起严重的麻烦,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外来概念都是以语义构词的方式而非音译的方式进入汉语语汇的;而且也因为专有名词必要时可以下加底线。可是如果普通外来词的数量太大时,汉字文本的完整性和结合力将受到威胁。当然汉语也可将一个个词分开来书写,或使用隔词号或下加底线的方法将音译词断开,这样做或许是可行的,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上述关于汉字文本完整性和结合力的论据,仍能强有力地支持在外来词引入中尽量使用语义构词法的观点。

  另一个赞成意译的观点甚至认为,将普通词语音译成汉语是自愿被殖民化的表现,甚或称之为卖国主义[5]。一方面,就“独立于文化的词汇”而言,我们同意以上观点,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在音译为某文化所特有的词汇(“文化特有词汇”)和音译独立于文化而存在的词汇之间,一般而言,是有差别的,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文化特有词汇,举例而言,可以是国外的食品和饮料的名称,如“白兰地”,“汉堡包”“比萨饼”等。假如官方规定汉语用字母系统书写,那么这些词用音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对这些文化特有词进行音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字的背叛,同时也是对汉语与汉日语、汉韩语以及汉越语的语义联系的背叛。

  可幸的是,大陆所使用的汉语,无论是口头上的还是笔头上的,至少在目前,与几乎任何一个现代语言相比,所含音译外来词的数量都相对较小[6]。如前所述,如果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创始的大量音译词多数没有被日语中所谓的“回归词”和讲日语者自己开创的新词所代替的话,汉字现在的情况会更糟。这不仅挽救了汉语,而且也使得汉语和日语书面语之间直到今天仍维持一个较高程度的互认度。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所持的另一个观点是:汉字的最大优点之一在于其广泛的影响。长久以来不仅操汉语不同方言的人懂得汉字,就连使用某些不同语言的人也懂得汉字[7]。虽然汉字现在已被越南和北朝鲜[8] 所放弃,但是在南韩的正式场合下却仍有使用(主要见于书籍的标题、学术论文、政府文件等,甚至在最近出现的路标中也可见到汉字)。至于在日本,汉字的使用则是很平常的事。事实上,近年来在日本和南韩又都重新出现了对汉字的浓厚的兴趣,甚至在越南也有类似的迹象出现。

汉字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桥梁,对南韩也一样,只是程度较弱而已。在汉语、日语及韩语的作者之间存在着很高程度的可理解性,这一点无疑是古代中国文化输出的一大成绩。我们认为在汉语中引入只对普通话起作用的音译法(甚至对广东话都不起作用,更别说日语和韩语了),会进一步破坏汉语与日语和韩语的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会对存在于中国、日本及南韩中的持续已久的汉字的用法造成威胁。应该认识到,如果日本和南韩将来放弃使用汉字,那么汉字的价值将会急剧降低。

  使用音译会在以汉字为书写符号的各个不同语言(及其方言)的使用者之间造成障碍,因为单个的字在不同语言(及方言)中会有不同的读法,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一些只为某方言所特有的音译词,如广州话的“菲林”和以日本语音为基础的音译词“瓦斯”等,都使许多讲普通话者目瞪口呆。更不要说最近在台湾,讲闽南话者为了标出先前不曾有书写形式的少数闽南话的词语而随意滥用汉字的情形。然而,当讲普通话者用近似语音的方式,根据普通话的发音生造出那些用其它方言或语言更无法辨认的外来词时,很少有人会考虑这些讲汉语其它方言者,甚至讲日语、韩语者会作何种反应。

  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北朝鲜一致只使用谚文(韩语的拼音文字)。但有趣的是,根据语义从外来概念翻译而成的汉韩合成词,如“麦酒(“啤酒”)“电波探知机”(“雷达”)等,在北朝鲜的日常用语中使用的情况比南韩更为普遍。这表明,东亚地区虽存在语义和语音两个书写系统的障碍,但共同的语言遗产仍强劲地显现其生命的活力。因此我们相信语义的协调是件值得去做的事,虽然北朝鲜的朝鲜语和越南语目前都已不再使用汉字,但即便是同他们协调,也是有价值的。

  如果说不讲普通话的人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要问,讲普通话者们的后代的利益是否也可忽略。当一个外来词被音译时,通常会有好几种形式并存,最后只有一种胜出。任何现在使用的音译词,在将来某个时候都可能会被另一个音译词或语义词所代替,那么这个现行的音译词将会变得陈旧,对于后代而言,则有难以理解的危险;再者,这些废用的字词组合有可能给转为用于其它新的外来概念上。后人也许会从废弃词词典中查到这些陈旧的音译词,但对这些词大概不能认同。

  即便一个音译词击败了其竞争者(无论失败者是音译词还是语义词),且已存活很长时间,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国家的标准发音在过去的千年里,甚至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现代音译仍以老国音而非现代普通话为依据,如“比基尼”(根据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19年所编的《国语典》,其发音应为 ̒pi˛ki˛ni)。虽然这主要是专有名词的问题,但对将来而言,亦非好事。问题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标准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仍将继续变化。书面语比口语更具生命力也更持久,因此如果现在的音译保留下去的话,由于讲普通话者的后代将按照他们新的发音标准来读现在的音译,这样很可能会引起混淆并完全割断音译词与客方语言的联系。假如将来的后代选择新的音译以正视听,那么,现在文本中的外来词将变得过时而且难以理解[9]

  因此,我们认为语义形式要比音译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保持语言的持续性的一种更加理想的方式。话虽至此,我们也承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用某种程度的音译也可能是合适的。文二将讨论这一点。

 

4. 限制使用外文字母的理由

  附图列出了使用外文字母的几种情况[10]C 集中与 AB 集不相交的部分一般是英文的首字母缩略词,例如:AIDS,法语相应的词是 SIDA。用这样的首字母缩略词并不破坏汉字书面文本的连贯性,也无需创造新的任意性很大的音译。我们认为,一开始的时候使用首字母缩略词 AIDS 比使用像“艾滋病”、“爱滋病”、“爱之病”或“爱死病”等任意性很大的音译词要好,因为即使某一个音译最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如果理想的话,这个音译最终也将被语义词所代替。结果是,未来的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关于过时的音译词方面的词典,就无法读懂包含这样一些音译词的文本。另一方面,照原样使用一个外语首字母缩略词意味着文本更有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既便人们普遍接受一个语义替换词之后,最初的文本也不会包含任何过时的音译词。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音译词最终被普遍接受,那么,所有包含其它音译词的文本中都将含有过时的音译词。因此,只要不鼓励在书面语中使用音译词,相反鼓励尽早用意译的首字母缩略词来代替,那么讲汉语者在日常语言中使用音译词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音译词比一连串拉丁字母更易于发音,而且口语除了在录音中保留以外,一般不会流传后世。

  我们认为,如果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一致,使用外文字母作为分类词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对维生素和光线的分类。但在多数其它情况下,实际没有保留外文字母的必要,如外来词“T恤衫”我们提议最好汉化为“丁字[]衫”。我们认为最应摒弃的就是那些任意杜撰的拉丁字母的词,如“BP机”和“卡拉OK”。虽然讲汉语者多数对此毫无意识,但是在用汉字书写的文本中出现拉丁字母却常常成为外国人的笑柄。

 

5. 拉丁化问题

  假如汉语被拉丁化,大量引入外来词就会容易得多,且不会破坏书面语的连贯性。马宾和林立1986)列出14000个词(实际上多数是“术语”),认定它们对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来说是共通的(除词尾以外),并且认为汉语应该被拉丁化,从而使汉语也拥有这种国际的一致性。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所列词中的大多数都是很少使用的、来源于古希腊语(这些语言共同的主要来源语)的科技词,或者是含专有名词的科技词组,而专有名词在西文和俄文之间一直是音译的。显然语言间这种一致性的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欧洲语言都分享希腊语的共同遗产,而汉语则没有。即使汉语的拉丁化会使引入14000个很少使用的术语更加便利,但是,它在社会各方面引起的混乱则无疑是更高的代价。

  此外,假如拉丁字母的外文术语被照搬引入,多数讲汉语的人将如何发音呢?于是又有外文拉丁字母词应该被汉语拼音化的折中的提法,但事实是,标准汉语的音位比欧洲语言少得多,结果是四不像,像现代越南语的情况一样。这显然否定了马宾和林立1986:前言)提出的拉丁化所带来的多数好处。

  还有少数作者,如刘涌泉(1999)和姜玉星(2001),推崇部分拉丁化,即:保留汉字,但同时使用字母的方式,或原封不动地,或用变通拼写以利读音的方法,不仅引入首字母缩略词,而且也引入那些生僻的外语科技词。我们相信外语词和外语首字母缩略词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原封不动地临时地使用国际通用的首字母缩略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进一步将其延伸为永久性的外来词引入,那么,这将会使讲汉语者成为世界的笑柄。

 

6. 结论

  将长度大于一个汉字容量的外来普通名词予以音译,是与汉字所包含的整个理念相悖离的。而且,音译会导致近似语音词组的出现,其随意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它们一般都是外语词最初音译的糟粕,其语音转换过程是不可还原的。

(2) 它们中间多数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容易过时,并且当最终被语义词或者是某一音译词取代后,其它的就会变得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3) 许多音译词都是针对某特定方言或特定语言的。对于讲汉语不同方言的人,以及对其它语言中使用汉字的人来说,这样的音译是无法理解的。

  同其它现代语言(不包括没有现代术语的语言)相比,汉语所包含的音译词的数量为最小之一(显著的例外可能是北朝鲜使用的朝鲜语)。但是尽管如此,它能支持的数量也小于大多数其它语言。汉字的这个问题使得某些作者鼓吹极端的文字改革,他们企图证明,用语音方式引入外来词或干脆照搬外文是有所需要,这样做可以使汉语得以与大多数其它语言的方式相一致。在这些人看来,汉语的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迫使其改变自己的书写系统的程度。然而我们的观点是,也许有更多的理由支持我们顺应汉语本身的要求,从而改革目前外来概念的引入方式。

  我们所论证的另一个观点是,汉字长远的未来很可能有赖于它作为一种国际文字的持续价值,滥用汉字(如不必要地使用汉字音译外文词)会降低汉字自身所拥有的跨语言的优越性,从而威胁汉字的未来。尚幸,最近以来在日本、南韩,还有越南(虽然程度相对较弱)再次兴起了对汉字的兴趣[11],考虑到音译词和字母词已经并仍然给日语、韩语及越南语造成严重问题,也许对讲汉语者而言,现在正是他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的最佳时机。虽然摒弃一些常用的引入词最初时的确需要付出某些努力,但长远的好处大于短期的不便。

  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相信汉语之美主要在于其语义构词法,在于其同汉日语、汉韩语及汉越语之间的一致性,不管这些语言的官方文字是什么。是否现在正是我们开始讨论对汉语、日语、韩语以及越南语中的汉字实行部分标准化的可能性的时机呢12?如果,比如说能够就更多的科技术语在这些语言间达成一致的话,将会有利于这些词变得更加国际化,因而也更加值得为人们所学习和掌握。也许像许多欧洲语言间存在的某种相似性或一致性一样,东亚地区也可能再次出现一种不同语言间的某种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1958: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986:马宾、林立,《国际共通语词典(英、德、法、俄)》,中国展望出版社,北京。

1990黄河清,试析汉语中外来词过少的原因,《语文建设通讯》,第29期,38-42

1991:许璧,中日文词汇对韩文之影响,《语文建设通讯》,第33期,1-10

1999:刘涌泉,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语文建设通讯》,第61期,4-6

1999:钟勇,有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卖国主义和翻译的思考,《翻译学报》,第三期,81-95

2001:刘涌泉,《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001:潘文国,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语文建设通讯》,第67期,35-46

2001:姜玉星,谈中文-字母词的建设,《语文建设通讯》,第67期,51-55

2002(第3版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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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至于由谁担负起这个责任的问题已经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出版消息()

 

李如龙著,《汉语应用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410

李如龙、苏新春主编,《台湾及东南亚华文华语研究》, 香港:香港蔼明出版社, 20048

陈已雄著, 陈已雄、刘启业、林美芳译, 香港太空馆编制,《中国古星图》,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2年。(本书为中英文双语版。)

Author: Chan Ki-hung, translation: Chan Ki-hung, Lau Kai-ip, Lam Mei-fong, Chinese Ancient Star Map,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Space Museum, Publish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2002.



* 杨克时先生 ( Young, C. Ke-shih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香港大学物理系、新南威尔士大学物理学院;张雅萍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屹先生,西安外国语学院英文学院。

1. 因此我们提出质询:经由讲日语,韩语或越南语者创始的,而后为讲汉语者所使用的语义汉字词是否仍可算是外来词?之所以提出本问题,原因是这些汉字词是创始者根据汉语的语义规则用汉语的词汇创始的。创始者的贡献是对他们自己的语言的贡献,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作为汉文的地区分支(如汉日语,汉韩语及汉越语)的贡献。因此,按照我们新的定义,例如说日语中来源于荷兰语 gas词义与

英语的 gas 相等)的音译词“瓦斯”,仍然是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

[2]. 有关语义溢出现象,参见潘文国(2001)。

[3]. 由于语义溢出的问题,某些语义方面的言外之意则很难消除。

[4]. 在台湾、香港和澳门,音译的普通词当然更多。

[5]. 见钟勇(1999)及其文中所列出来的参考文献。

[6]. 有关该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见黄河清(1990)。

[7]. 虽然汉语、汉日语及汉韩语之间存在着用法上的不同,但是一致的地方超出不一致的地方。关于这一点,见许璧(1991)。汉语与汉日语之间在用法上的歧义现象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汉韩语和汉日语之间不一致的地方较小,因为在日本占领朝韩半岛期间,汉韩语吸收了大部分汉日语的词汇。

[8]. 在北朝鲜,学校里仍然教授300个汉字,以便学生能读在南韩发表的作品。

[9]. 事实上,某些较早的音译现在已经让人不能理解了,如广为人知的例子曹雪芹(1958562)提到的一种外国烟草“汪洽”。

[10]. 另一种情况是汉语拼音首字母缩略语,如 RMB(“人民币”)。 但是,这种现象同目前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11]. 在日本和南韩,人们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努力减少汉字的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地方又重新兴起对汉字的兴趣。比如在1999年,南韩教育部正式宣布在路标和政府文件上把汉字与谚文并列使用。虽然就官方而言越南大概不可能再回到使用汉字的路子上来,但那里现在也兴起对汉字的兴趣,而且新成立了一个汉喃研究所。在日本、南韩和越南,重新评价汉字的动力主要出于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热诚。这是一个既崇尚标准化又追求多样性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汉字作为一种国际文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