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对称繁简字”讨论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吕永进^*

“非对称繁简字”在一些领域内产生的不利因素起码在20多年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并且承认“这个问题是存在的”。¹ 去年3月, 民革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出的“书同文”提案中, 从海峡两岸三地及大陆与海外侨胞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实际出发，同时又从信息技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大局出发，建议“对《简化字总表》（1986年颁布）中的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繁体字的情况进行调整，采取一一对应的方式”。²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语文建设通讯》自1999年以来，刊登了与“非对称繁简字”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讨论文章和书信等。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也较多地注意到了这场讨论，并愿为“书同文”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现将在拜读一部分相关文章时所产生的若干迷惑和想法呈献给各位专家学者，以求教正。

1. 关于“非对称繁简字”的范围界定和名称问题

在我们见到的一部分“非对称繁简字”讨论的文章中，我们注意到了论者较普遍地强调汉字改革“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希望“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反复科学论证之后，适度进行汉字统一的改革”³ 这是与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政策有关“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相一致的。然而，对于“非对称繁简字”的范围界定却表现出差异。这将对需要研究的繁简字的性质和数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并有可能对“适度”这一标准的把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范围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目前见到的在“非对称繁简字”的讨论中界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1）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繁体字形体对应于一个简体字形体的范围。（从《简化字总表》1986年版中整理出24组繁简对应字）。⁴

（2）除第（1）类的范围之外，还包括同音（音近）字代替法所形成的繁简关系的字，如“后——后、後”。其特点是代替字本来的形音义照旧保留，同时又承担另一个繁体字的音和义，即选用现有字兼职来记录语言。这与第（1）类中“恶——惡、噁”的情况不尽相同。据统计，利用同音（近音）代替法产生的简化汉字是111个，⁵ 也就是111组繁简字。去掉第（1）类中重复的15组，还有96组，加上第（1）类中除掉15组同音代替者剩余的9组，则此类应是105组繁简字。⁶

（3）冯寿忠先生统计“非对称繁简字包括了五种不同类型，118组”。⁷

（4）“从性质上说，非对称繁简字中绝大多数属于‘异形词’问题”。⁸

（5）“建立‘书同文’模式，可以克服或避免误解，所以应该着眼于分化非全等义的异体字”⁹，而该意见所举的57组“书同文”例子中，有像“斗鬥”、“发（發）髪”、“谷榖”、“后後”这样一些属于《简化字总表》中作为繁简字关系的例子，也有“吊弔”、“念唸”、“挽輓”这样一些属于异体字关系的例子。

本来好像十分清楚的“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多个繁体字”（简称“一对多”）问题，为什么会有多种理解或处理方式呢？我们认为关键的问题有三：一是在简化字和繁体字的概念上理解不一致，二是在考虑“一对多”调整时没有和克服繁简转换障碍这一目的全面联系，三是把繁简转换障碍作为研究目标，把“一对多”赋予更广的含义。

广义的简化字或称简体字，应该是在某一字体内对一个字形在与原有某字形从笔画数量的比较上而得到的一个相对概念。甲字通过笔画数量的减少而成为乙字，人们则把甲字称为繁体字，把乙字叫做简体字或简化字。这种现象贯穿于汉字史的始终。而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简化字总表》颁布后，“简化字”和“繁体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特定的含义：前者是指通过各种简化手段而产生的2235个相对于原字形笔画减少了的记言符号，后者则是指与这2235个记言符号中有相应笔画增减关系的原字符。如果说“纤——纖、縴”、“历——曆、歷”这样的另造新字符号的繁简关系是“一对多”的话，而像“斗——鬥”、“后——後”这种借用现成的某字兼职表示另外一个音同（近）的字而自身的职责未改变的情况，在繁简字的概念内只能是“一对一”的字形关系，把“後”和“后”看作是“后”的两个繁体字的观点恐怕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我们只能说经过某字的借用简化，使“后”在纪录语言的职责上形成了“一对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在繁简字的转换障碍讨论中所说的“一简对多繁”的认识，可能包含了“造甲字简化乙字、丙字”和“借用甲字兼表乙字”两种情况，而后者并非在繁简概念上的“一对多”。因此，我们认为用“一形表多字”，即“一表多”的称说可能更合适。（为了行文方便，下文还会使用“一对多”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说，造成繁简转换障碍的是“一表多”的一组繁简字，如果像上述第一类那样只是把形体上“一对多”作为讨论范围，显然不够完整。

如果承认“一表多”的合理性，那么，在繁简字范围的基础上再扩充到非全等义异体字的范围其作法是可取的，但在名称上指繁简字的“一对多”就可能是名不符实了。

至于上述第（4）类观点，认为“非对称繁简字”（即我们所说的“一表多”繁简字）绝大多数属于“异形词”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理解角度有如下看法。第一，不管用哪种方法 (包括借字兼职类) 得到的简体字都是以减少笔画为目的而设计的，即简体字一定比繁体字笔画数少，而异形词中有差别的字之间在使用时不以减少笔画为目的，因而在字形繁简的选择上不具有规定性。第二，异形词中那些具有表义作用的不同的用字，大多在表义上与该词有一定的联系，而“一表多”的简体字对于相应的繁体字来说，在构形上往往不强调理据性。第三，“一表多”的繁简字的主流形式——同音 (音近) 代用，“它是一种彻底的代替，谁代替谁，是通过法令形式规定的。从正式公布之日起，代替字就是被代替字意义的唯一通用字，被代替字从此退出通用舞台。”¹⁰ 也就是说，代替字作为唯一的通用字在它可以参与的组词中具有通用性，而异形词中的一些字却仅限于组成同一个词时使用，如“扁豆”的异形词“萹豆”、“稨豆”和“藊豆”中的前一个字除表示该词以外，再没有记录其他词语的功能。第四，把“字”与“词”划等号，如果是单音词一般还可以成立，而“异形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形式，恐怕不宜等而视之。

总之，我们的观点是：一要统一概念，名符其实；二要以繁简转换障碍为标准，确定被整理汉字的范围；三要根据应用实际，实事求是，不必局限于“一对多”的繁简字范围之内；四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考虑到语境、时代、使用频率、使用人的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可帮助化解繁简转换困难的因素，本着国家“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¹¹ 的原则，尽量缩小整理的范围。

2. 关于解决“非对称繁简字”转换方法的问题

针对繁简转换过程中因为“一表多”而造成的一些分化条件不明、难以抉择等问题，各位专家学者都谈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种主流观点是在一定范围内取消“一对多”，转化为“一对一”，具体方法大概有如下几种：

1. 在一组“非对称繁简字”中恢复一个对应的繁体字或已被废止的异体字。

2. 对具备类推简化条件的则造一个简化字。

3. “一个简化字代替两个繁体字的，只保留其一，另一个恢复为原字。”¹²

4. 取消音近替代的用法。

5. 对属于古今字关系的非对称繁简字恢复它们原来的分工状态。

6. 建议在《简化字总表》中对同音代替的条目采用特殊字体或别的形式显示出来，以便为了解繁简字的对应关系提供便利。

7. “对《简化字总表》（1986年颁布）中的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多个繁体字的情况进行调整，采取一一对应的方式。”¹³

8. “台湾接受绝大多数简化合理的简化字，大陆将少数简化不够合理的简化字恢复为繁体。”¹⁴

9.“为了避免（一对多的简化字）在转换中出现这类差错，要考虑对那些容易出错的简繁关系作些改变，也就是把其中的某个繁体字恢复为规范字。”“需要恢复为繁体的只限于那些在转换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字；恢复繁体的字数要尽量控制，不宜太多。”¹⁵

10. 对同音代替的简化字易产生意义混淆者，“可以在简化字后注明繁体字，比方‘行有余(馀)力则以学文’”；“可以在简化字后面加注拼音，比方‘南宫适 (kuò)’”；“还可以在简化字后加注释义。”¹⁶

上述方法大致归纳为两大类：一是通过恢复繁体或类推造新字这种在通用字范围内增加文字符号的方法对“一对多”繁简字进行职责分化，作到“一对一”，以解决繁简转化中的困难；二是通过对易形成繁简转换错误的相关文字进行提示、注释、标音等辅助法，其前提是不增加新的文字符号。同时，这些观点之间还体现出方法与范围之间的不一致。或方法相同（似）而范围不同；或范围原则类似但方法不一。可见，方法与范围在“书同文”的系统工程中同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而又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二者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抛开了范围限制的方法，再好也是不实用的；反之，范围界定的科学性又影响着方法的选择。我们认为，范围的确定是基础和前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汉字在一个时期内在形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国策。例如现在提出的要把改动字量限定在100个左右的汉字范围内的设想，我们认为可能就太大了。因为《简化字总表》中第一表和第二表的字数（不计14个简化偏旁）总计为484个，而作为“非对称繁简字”主体的同音或音近代替简化字共有111个，其中在第一表里有102个，第二表里有8个，第三表里有1个，¹⁷ 可见这111个字与第三表几乎无关系，也就是说，改动100个左右的“非对称繁简字”占到了《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总字数的五分之一强，单从绝对数量上看也不能说它对“汉字形体稳定”无影响，如果考虑到一些字的使用频率、构词能力、语用习惯、语境排歧功能、个人语文素质等因素，可以说需要改动的字的数量不应该是“非对称繁简字”这一类字的全部。例如让使用频率不高、组词能力也不强的“鬚”字恢复专表“胡鬚”类义项的话，不说其应用价值，但就增加一个“页”的繁体部件“頁”来看，也会使一个可类推简化的部首产生系统混乱。范围的确定似不应只考虑繁简转换，甚至是计算机的繁简转换，还要统盘考虑，因为汉字的繁简转换只是汉字应用中的一个局部问题，它并不能涵盖一切汉字应用问题和“书同文”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赞成汉字规范要区分层面的观点，¹⁸ 承认把现有的繁体字系统和简化字系统放在一个层面上处理的不现实性。至于方法，在区分层面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多元化，而非一元化，即能用其他方法解决繁简转换障碍问题的，就尽量不用恢复繁体和制造新字的方法；一定要用增加文字符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也最好用恢复法而不用造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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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赠书（一）

（简化字本用“‧”为记, 繁体字本以“。”为记）

‧ 林万菁著,《汉语研究与华文教学论集》,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 2006年7月。

。王晉光著,《粵閩客俚諺方言論》, 香港：鷺達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4月。

。荊貴生主編,《古代漢語第二次修訂本上下冊》,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年4月第3版。

‧ 熊怀苑编著,《汉语拼音优化教学实验教材》,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6年3月。

‧ 刘庆俄编,《汉字新论》,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6年3月。

‧ 钱乃荣、王晓鸣著,《上海话600句》,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6年3月。

‧ 钱乃荣著,《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6年3月。

‧ 甘于恩著,《纵横辞海》,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1月。

‧ 刁晏斌著,《现代汉语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

‧ 周志锋著,《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年1月。

。單周堯、陸鏡光主編,《語言文字學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12月。

‧ 湘西懸崖（黃碩雄）著,《崖文》, 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2005年12月。

‧ 韩荔华著,《导游语言概论》(第2版),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5年10月。

‧ 欧阳觉亚、铙秉才、周耀文、周无忌编著,《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9月。

‧ 李宇明著,《中国语言规划论》,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 郭熙著,《语言与语言应用论稿》,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

。程觀林主編,《古代漢語》第3版(修訂版),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 顾雪枫编著,《校编本〈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 张田若著,《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 ―― 张田若论小学语文教学》,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2月。

‧ 王培光著,《语感与语言能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2月。

‧ 石汝杰、[日] 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1月。

‧ 崔山佳著,《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 武汉：崇文书局, 2004年9月。

‧ 胡新化、姜伟华编著,《对外华语速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 □

^* 吕永进先生，山东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

1. 曹澄方《文字改革工作问答》第3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 《语文建设通讯》编辑室《一个向全国政协提出的关于实现两岸三地“书同文”的建议》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语文建设通讯》2005年6月第81期第9页。

4. 蔡雪雯《试论繁简字之调整》《语文建设通讯》2004年3月第77期第32页。

5. 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第6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

6. 另见李大遂先生《速学简化字》统计用代替法产生的简化字共有119个。

7. 詹鄞鑫《试论“非对称繁简字”》《语文建设通讯》2005年10月第82期第2页。

8. 詹鄞鑫《试论“非对称繁简字”》《语文建设通讯》2005年10月第82期第2页。

9. 胡双宝《推行“书同文”模式正值其时》《语文建设通讯》2004年3月第77期第40页。

10. 李大遂《速学简化字》第111页语文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1. 转引自蔡雪雯《试论繁简字之调整》《语文建设通讯》2004年3月第77期第31页。

12. 胡双宝《推行“书同文”模式正值其时》《语文建设通讯》2004年3月第77期第40页。

14. 李大遂《速学简化字》第4页语文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5. 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第6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

16. 曹澄方《文字改革工作问答》第3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7. 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第6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

18. 费锦昌徐莉莉《汉字规范的换位思考》《语文建设通讯》2005年3月第80期第30页。